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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对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与复杂系统理论，构建“制度—技术—政策”三维分析框架，以2015—2024年我国沿海地区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法，考察市场化对产业协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市场化显著提升了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协同创新发挥中介作用，市场化通过构建海空一体化数据平台、推进装备兼容与标准统一、培育技术融合型新兴业态，提升产业技术协同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协同的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在资源禀赋薄弱地区，政策协同产生更突出的制度供给替代效应。本文为空域资源配置理论提供新证据，为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关键词：空域资源市场化；耦合协调度；技术协同创新；政策协同；区域异质性
一
引言
空域资源作为具有战略稀缺性的关键生产要素，其配置效率直接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与空间治理现代化进程（张超和唐杰，2021）。当前，在低空经济上升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载体与海洋强国战略深入推进的双重背景下，低空产业与海洋旅游的融合发展对空域资源协同配置提出了迫切需求（宋丹和徐政，2024；刘佳等，2022）。然而，我国长期存在的空域“条块分割”管理体制与新兴业态要求的“动态协同”配置模式之间产生深刻矛盾（向晓敏等，2025）。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种资源配置困境本质上源于产权界定的不完整与交易成本的高昂，导致空域资源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顾嘉欣，2023）。在此背景下，探究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两大系统在协同演化中如何实现空域资源的动态优化配置，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更是对现代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在前沿业态中的创新应用（曾可昕和张小蒂，2021；戚聿东和肖旭，2020）。
学界对空域资源配置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国际研究方面，Huang et al. （2022）通过构建空间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证实了低空空域开放对区域经济具有显著正向外部效应；Anderson and Zhang（2023）基于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空域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异质性规律。国内研究近年来取得重要突破：倪红福和王晓星（2025）将空域要素纳入新结构经济学框架，首次发现产权明晰度与配置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邵帅等（2025）运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验证了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的协同发展效应；崔婷等（2025）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提炼出“技术—制度”协同驱动理论；段玮等（2022）则开创性地引入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空域资源配置的多变量仿真系统。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理论层面多将空域资源视为外生变量，缺乏将其作为内生要素纳入产业协同系统的动态分析框架；方法层面尚未建立能够刻画多主体决策与制度环境持续互动的动态仿真模型，难以系统推演资源配置的演化路径。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其一，创新性地提出“制度—技术—政策”三维协同演化分析框架，将空域资源配置纳入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视域，通过揭示产权结构重塑、技术嵌入适配与市场网络重构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机制，深化了对新业态下空间资源配置规律的理论认知；其二，突破传统分析的局限，本文创新性地将空域资源作为内生变量纳入产业协同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合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检验体系，系统识别市场化改革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为空域资源配置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计量经济学证据，实现对不同制度场景下演化路径的量化仿真与政策评估，为空间资源配置研究提供了可复制、可拓展的方法论工具；其三，基于我国制度情境探索空域资源的协同配置路径，不仅为构建具有韧性与适应性的现代化空域治理体系提供了学理依据，更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参考。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创新理论与复杂系统理论，构建“制度—技术—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空域资源在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协同发展中的配置机制。通过解析市场化驱动、技术传导与政策适配等关键路径，提出可检验的研究假设，为后续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
（一）空域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驱动机制
制度变迁理论深刻揭示了效率追求引致规则体系演进的内在逻辑（North, 1990）。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空域资源作为具有战略稀缺性的准公共产品，其配置效率直接决定了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两大系统的协同发展水平。基于Williamson（1985）的交易成本理论，市场化配置通过明晰产权边界和建立动态定价机制，能够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具体而言，市场化改革构建了供需双向激励的自我增强机制：在供给端，空域使用权的明晰界定激发了社会资本对通用航空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通过完善机场网络和提升保障能力，显著拓展了海洋旅游的空间可达性（宋美喆，2025）；在需求端，海洋旅游消费升级催生的低空观光、海岛通勤等新兴业态，反向推动了空域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服务模式的创新突破。这种双向互动形成了“要素流动—价值增值—网络协同”的正反馈循环（杨虎涛，2020）：市场化配置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领域流动，促进要素的优化重组；价值增值效应激励市场主体加大创新投入，推动产业协同网络的功能升级；网络协同又进一步拓展了资源配置的广度和深度。这一过程不仅有效克服了空域资源的“公地悲剧”难题，更通过建立可持续的激励机制培育了产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王婕等，2023）。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空域资源市场化程度对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技术协同创新的中介传导路径
技术协同创新构成空域资源市场化驱动产业系统融合的关键传导渠道。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指出，技术要素在异质性系统融合中承担着结构性桥接功能，通过知识重组与能力重构实现价值网络的跃迁式发展（唐开翼等，2021）。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在技术架构上呈现显著的互补特征：高精度导航定位、抗干扰通信等低空技术体系，与海洋环境动态感知、多维气象预警等海洋技术系统之间，存在深度的范式耦合与功能嵌套关系（陈劲和阳镇，2021）。基于资源编排理论（Sirmon et al., 2011），技术协同通过“结构构建—能力激活—价值重构”的三维路径实现系统效能提升：首先，通过构建海空一体化数据融合平台，突破信息壁垒，实现资源配置的全局可视与动态优化（郑帅，2023）；其次，推动航空器与海洋装备在通信协议、数据接口与运维标准上的系统兼容，显著降低协同成本与制度摩擦；最后，通过技术模块的交叉融合与业态创新，培育低空海洋监测、跨域应急救援等新兴价值链，提升系统整体韧性（张倩和翟介宇，2024）。这一传导机制不仅将空域资源市场化所释放的制度红利转化为现实技术生产力，更通过持续的知识溢出与能力跃迁，构建起“技术融合—系统协同—价值倍增”的正反馈循环，从而强化产业系统的结构适应性与演化动力。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技术协同创新在空域资源市场化与低空经济—海洋旅游耦合协调度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政策协同的区域适配机制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区域系统的异质性特征要求制度安排具备动态响应与适应性演化能力（Holland, 1995）。我国沿海地区在空域结构复杂度、海洋旅游资源丰裕度及基础设施完善程度等方面呈现显著的梯度差异，这决定了政策协同必须实现从“单一化”向“精准化”治理的模式转型（邱诗懿和冉昊，2022）。政策协同通过以下三维机制实现区域适配与系统效能提升：其一，差异化配置机制，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与区域比较优势，对空域使用权限、航线网络布局及低空旅游试点等资源实施分类投放与动态优化，提升资源配置的瞄准精度（谭皓方，2024）；其二，跨域整合机制，通过构建区域性协调机构与多层次治理网络，破除行政边界的制度壁垒，推动空域、海域及相关基础设施的跨区统筹与协同运营；其三，弹性规制机制，引入沙盒监管、适应性管理等政策工具，为新兴业态提供试错容错空间，增强制度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能力与学习韧性（向静林和钟瑞雪，2024）。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在资源禀赋薄弱地区，市场内生动力相对不足，政策协同通过制度创新有效弥补资源短板、激发潜在需求，从而产生更为显著的边际改善效应与杠杆撬动作用，实现对区域发展差距的战略性弥合（张鹏杨等，2019）。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3：政策协同在空域资源市场化与产业耦合协调度之间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在资源禀赋薄弱地区更为突出。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基于“省份—企业—年份”三维面板数据。宏观层面以2015—2024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分析单元；微观层面则以沿海11省份内实际运营的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相关企业为观测单位。企业样本筛选标准如下：（1）以低空空域改革深化时点为起始；（2）剔除核心指标缺失严重的企业；（3）剔除行政区划调整期间注册地变更的企业。最终，共筛选出2 684家符合条件的企业，时间跨度为2015—2024年，构成2 684家企业×10年=26 840个企业-年度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通用航空发展统计年报》《全国通用机场名录》、通航企业运营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以及工商登记信息；省份层面宏观数据来源于《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空域管理政策文本，涵盖空域资源配置、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等核心变量。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1%和99%分位数缩尾处理，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本文利用10年企业级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个体特征与共同时间趋势，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从微观企业行为层面揭示空域资源配置的作用机理。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耦合协调度（CCD）。本文基于系统耦合理论与离差最小化协调模型，构建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双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模型。具体测算分为四个步骤：
步骤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包含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低空经济子系统（U₁）包含通用航空运营、基础设施与产业规模三个维度，具体指标包括：通用航空飞行小时数（万人次）、通用机场数量（个）、通用航空企业数（家）、低空经济产业产值（亿元）、无人机注册数量（架）、空域开放时长（小时/年）。
（2）海洋旅游子系统（U₂）涵盖旅游收入、游客规模与服务能力三个维度，具体指标包括：海洋旅游总收入（亿元）、海洋旅游接待人次（万人次）、滨海A级景区数量（个）、海洋旅游从业人员（万人）、星级酒店数量（家）、旅游交通通达度指数（无量纲）。
步骤二：指标标准化与熵值法赋权，为消除量纲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该指标取值区间为[0,1]，数值越高表明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两系统协调程度越优，能够科学表征产业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协同演进状态，为研究提供可靠的量化基础（见表2）。
表2 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耦合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空域资源市场化（ARM）。本文基于1997年Barzel的产权理论，从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第一，产权明晰度（权重0.42）：使用权交易比例=通过市场化方式配置的空域时段数/总可用时段数，数据来源为民航局《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统计》。第二，价格市场化（权重0.35）：动态定价航线占比=采用浮动定价机制的低空航线数/总航线数；识别标准：价格随供需波动超过基准价±15%的航线，数据来源为通航企业运营数据库；竞争结构（权重0.23）：非国有主体参与度=民营/外资企业运营的通用机场数/总机场数，数据来源为《全国通用机场名录》工商登记信息。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第一主成分解释方差68.7%，对应特征向量即为权重，并通过信效度检验（KMO>0.8，Bartlett检验p<0.01），为空域资源配置研究提供可靠量化工具。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技术协同创新（TCI）。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从专利融合、研发共享与标准兼容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综合指数，用以测度产业间技术协同水平，揭示空域资源配置影响产业协同的技术传导路径。
4.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政策协同程度（PC）。基于政策协同理论框架，运用文本分析方法，从目标一致性、措施配套性与执行联动性三个维度构建量化指标体系，对省级空域与海洋旅游政策文本进行系统评估，得分越高表征区域政策协同水平越高。
5.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IS）、基础设施（INFRA）、创新投入（RD）、开放程度（OPEN）、政府支持（GOV）、人力资本（HUMAN）及资源禀赋（RES）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区域特征对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协同发展的潜在影响。这些变量涵盖了影响产业协同的关键区域要素，可有效识别空域资源配置的净效应。
主要变量信息如表3所示。
表3 主要变量定义
注：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年鉴》《通用航空发展统计公报》及各地区统计年鉴。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的影响。综合指标的构建均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确保测量方法的科学性。
（二）模型构建
为检验空域资源市场化对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协同发展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4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耦合协调度（CCD）的均值为0.398，标准差为0.161，取值区间为[0.105,0.851]，表明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处于中度协调状态，且区域间存在显著异质性，这一分布特征与我国空域资源配置的区域非均衡格局相吻合。空域资源市场化（ARM）均值为0.372，标准差为0.214，反映出整体市场化进程仍较为滞后，且区域间推进进程存在显著差异，其充分的变异度为准确识别制度效应提供了理想的识别基础。技术协同创新（TCI）与政策协同程度（PC）的统计特征显示，均值分别为0.394和0.408，标准差分别为0.180和0.201，表明样本在技术融合与制度协调方面均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为后续机制检验提供了有效的变异来源。控制变量体系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标准差为0.658，研发强度（RD）的极差为0.053，基础设施（INFRA）与对外开放度（OPEN）等变量亦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曾惠红，2024）。这些系统性差异既体现了沿海地区发展的现实格局，也为有效控制区域异质性影响提供了良好的实证条件（陈强，2023）。整体而言，各变量兼具充分的变异度与代表性，为后续的因果识别与机制分析奠定了可靠基础。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1.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空域资源市场化效应检验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空域资源市场化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至模型（3）展示了渐进式回归结果：在未纳入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时，空域资源市场化（ARM）的估计系数为0.146，且在1%水平上显著；纳入全部控制变量后，系数保持在0.136，显著性未发生改变；进一步控制省份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后，系数维持在0.127，仍在1%水平上显著，且模型拟合优度（R²）提升至0.593。这一系列稳健结果表明，空域资源市场化程度每提升1单位，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的耦合协调度将显著提高约0.127单位，有力验证了制度变迁理论中“效率优化驱动制度演进”的核心命题。市场化配置通过明晰产权边界、建立动态定价机制等途径，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要素的优化重组与价值增值，进而推动产业系统协同发展水平提升，研究假设H1得以证实。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省份层面聚类调整的t值。所有模型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
2. 检验技术协同创新中介效应
表6展示了技术协同创新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列（1）显示，空域资源市场化（ARM）对产业耦合协调度（CCD）的总效应系数为0.127，在1%水平上显著；列（2）结果表明，ARM对技术协同创新（TCI）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为0.185，验证了市场化改革通过构建海空一体化数据平台、推进装备兼容与标准统一对技术要素协同的促进作用；列（3）在控制技术协同创新变量后，TCI对CCD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157，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ARM系数降至0.098仍保持1%显著性，说明技术协同创新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计算表明，技术协同创新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2.8%，印证了资源编排理论中技术要素通过构建数据平台、降低协同成本与培育新兴业态三重路径实现价值创造的传导机制，研究假设H2得以验证。
表6 技术协同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省份层面聚类调整的t值。
（三）异质性分析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区域异质性的深刻阐释，本文进一步考察政策协同的治理效能是否随资源禀赋条件呈现系统性分化。表7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协同（PC）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的资源依赖性：在资源禀赋较低地区，其系数为0.138（t=8.47），而在资源禀赋较高地区则降至0.072（t=5.26），组间差异0.066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实证发现揭示出重要的制度经济学规律：当要素禀赋匮乏时，政策协同通过建立“差异化配置—跨域治理—弹性规制”的复合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克服市场失灵，产生更为显著的边际改善效应。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空域资源市场化（ARM）的调节作用呈现与之对称的分化特征：其在资源丰富地区的系数（0.157）显著高于资源薄弱地区（0.124）。这种对称性格局生动刻画了制度与市场的互补关系：在要素充裕环境下，市场化配置更能发挥其效率优势，而在要素约束趋紧时，政策协同的治理功能则更为凸显。这种基于资源禀赋的制度与市场分工，深刻揭示了区域差异化治理的内在逻辑。所有控制变量均保持预期的显著性和符号，进一步强化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实证结果从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两个维度共同验证了政策协同区域适配机制的理论预期，假设H3获得充分支持。
表7 资源禀赋异质性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地级市层面聚类调整的t值；所有连续变量均经过1%分位的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影响；回归系数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得到。
五
稳健性检验
（一）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研究仍基于原有的26 840个企业—年度观测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借鉴已有研究，选取企业所在省份的地理邻近省份空域资源市场化程度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通过政策示范与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本省市场化进程，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邻省特征不直接作用于本省企业的产业协同行为（已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符合外生性假设。该变量通过政策示范与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本省市场化进程，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邻省特征不直接作用于本省产业协同系统，符合外生性假设。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对ARM的影响系数为0.327且在1%水平显著，F统计量为58.27，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第二阶段2SLS估计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ARM对CCD的影响系数为0.142，略高于基准回归结果（0.127），进一步验证了空域资源市场化对产业协同的稳健促进效应（见表8）。
表8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注：（1）*、**、***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经过省份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3）第一阶段F统计量远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有效。（4）2SLS第二阶段回归中，所有控制变量（PGDP，IS，INFRA等）均已控制，其系数方向与显著性均与表3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为节省篇幅未予列示。（5）与基准回归系数（0.127）相比，2SLS估计系数（0.142）略高，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空域资源市场化（ARM）对耦合协调度（CCD）的促进效应可能被低估，进一步证实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与因果推断的可靠性。
（二）倾向得分匹配
为控制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将样本按ARM中位数划分为处理组（高市场化）与对照组（低市场化），采用核匹配法进行匹配。平衡性检验表明，匹配后各变量标准化偏差均小于5%，满足平衡性假设。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结果显示，处理组的耦合协调度（CCD）平均比对照组高0.036，且在1%水平上显著（t=7.12）。这表明在消除可观测特征差异后，空域资源市场化仍对产业协同具有显著促进效应，进一步验证了基准结论的稳健性。
六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制度—技术—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空域资源配置对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协同发展的影响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空域资源市场化显著促进产业系统协同发展。研究发现，在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与时间趋势的前提下，市场化程度的提升能够有效推动产业耦合协调度的改善。这一发现从实证层面印证了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观点，表明通过明晰产权边界、建立动态定价机制，市场化配置能够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形成要素流动与价值增值的良性循环，为空域资源配置的效率提升提供了重要路径。
第二，技术协同创新在市场化与产业协同之间发挥着关键中介作用。市场化改革通过构建海空一体化数据平台、推进装备兼容与标准统一、培育技术融合型新兴业态等多重路径，显著提升了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系统的技术协同水平。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资源编排理论的应用边界，更揭示了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融合过程中的核心传导机制（陈劲和阳镇，2021）。
第三，政策协同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在资源禀赋相对薄弱地区，政策协同的边际改善效应尤为突出。这一发现验证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基本预期，表明政策协同通过差异化配置、跨域治理和弹性规制等机制，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产生了显著的制度供给替代效应，为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空域治理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段忠贤和黄其松，2017）。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其一，深化空域资源市场化改革，构建多元协同的配置体系。应持续推进空域使用权交易制度创新，完善反映市场供求的动态定价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通用航空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定要特别注重产权界定的清晰性与交易规则的稳定性，通过市场化手段提升空域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其二，强化技术协同创新体系，打造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基础。建议由政府牵头构建低空与海洋数据共享平台，推进关键技术与接口标准的统一兼容，鼓励企业开展跨领域协同研发。要着力培育低空经济与海洋旅游深度融合的新业态，通过技术创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形成技术赋能产业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刘荟，2025）。
其三，实施精准化的区域政策，提升制度供给与资源禀赋的适配性。针对资源禀赋薄弱地区，应采取制度创新与资源补偿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建立空域资源弹性配置机制，推动跨行政区协同治理，创新适用于特定场景的政策工具。对于资源禀赋丰富地区，则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优化制度环境释放发展潜能，形成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空域资源治理体系。
发布人：蔺萍绯 审核人：李亚光
《工信财经科技》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