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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姜虹屿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农业社会学
通讯作者：陈宗仕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环境社会学
导语：鲜花产业越繁荣，农民一定越受益吗？
云南是我国花卉产业最重要的产区之一。鲜切花、盆栽花卉、电商直播、冷链物流和交易市场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市场化、链条化的产业体系。许多地方都希望通过发展花卉产业推动农业转型、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
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产业做大之后，收益会自然流向农民吗？花卉产业越繁荣，是否就意味着当地小农户的收入越高、话语权越强？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陈宗仕教授和其学生姜虹屿发表于 Social Sciences 的论文以云南四个花卉产业地区为例，比较不同经营组织形式如何影响产业发展、小农主体性和收入差距。研究发现，产业繁荣能否转化为农民增收，关键不只在于有没有企业、有没有市场、有没有政府支持，而在于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如何形成有效协同。
研究关注：什么是“小农主体性”？
在日常讨论中，小农户常被理解为“规模小、能力弱、需要被带动”的群体。但在实际生产中，小农并不是被动接受安排的对象。花农是否能决定种什么品种，是否能掌握技术，是否能选择销售渠道，是否能在企业、平台和中间商面前保持一定议价能力，都会影响他们能否分享产业发展的收益。
因此，本文将“小农主体性”理解为一种在具体制度和市场关系中形成的行动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和销售中的决策权，二是技术、市场知识和经营能力的形成，三是相对于企业、平台和中间商的经济自主性。
图1. 研究分析框架：政府、市场与社会如何共同塑造产业结果
研究方法：在同一产业中比较四种发展模式
本研究选择云南四个花卉产业地区进行比较。四地都处于云南花卉产业体系之中，但在行政位置、市场结构、政府介入方式、社会组织基础和企业力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同一产业内部的比较”有助于观察不同组织模式如何塑造农户处境。
研究资料主要来自2023年6月至2025年2月的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斗南花卉交易市场商户、消费者、企业员工，四地农业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花卉基地中的花农、季节性和长期花工，以及花卉企业管理层和基层员工等，共40余位。研究同时结合田野观察、政策文件、地方宣传材料和公开统计资料进行交叉验证。
图2. 云南四地花卉产业组织模式比较
研究发现
发现一：熟人网络能降低成本，但也可能形成进入门槛
Q区的花卉生产主要依靠外地散户和亲缘、地缘网络。外地花农通过亲戚朋友相互带动，分享技术、品种信息和销售经验，也会一起运输鲜花进入交易市场。这种熟人网络在缺少强正式组织的情况下，降低了学习和交易成本。
但问题在于，本地农户往往难以进入这些外地花农网络。外地散户具有较高经营自主性，可以自己决定品种、种植时间和销售渠道，但本地农户更多处于外围。也就是说，社会网络能够帮助一部分农户增强能力，却未必天然具有开放性和普惠性。
发现二：产业协会与电商直播，使家庭经营更容易连接大市场
Y县呈现出较为均衡的模式。这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同时依托花卉产业协会进行协调。协会帮助农户对接政策资源、市场信息和技术培训，电商直播则减少了中间环节，使农户更容易直接触达消费者。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它没有简单用企业替代农户，也没有让农户单独面对市场风险，而是通过中间组织把家庭经营、政策支持和市场机会连接起来。研究认为，在四个案例中，Y县模式较好地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农户增收的结合。
发现三：政府支持型公司模式具有兜底作用，但农户决策权有限
C县的花卉产业带有明显的政府扶持和扶贫导向。地方政府通过建设厂房、大棚等基础设施，降低企业进入成本，并要求企业吸纳本地农民就业、承担一定扶贫和带动责任。
这种模式能够为本地农民提供较稳定就业，收入差距也相对可控。但企业生产往往依靠标准化流程，农民更多作为雇工参与，日常生产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性有限。因此，这种模式更像是一种保护性机制，能够兜底增收，却不一定充分培育小农的经营能力。
发现四：企业主导的技术升级，可能加剧本地散户边缘化
M区则体现出较强的市场主导和企业集中趋势。龙头企业掌握种苗、技术系统和销售渠道，并通过智能化设施提高生产效率。产业看起来更现代化，但本地散户很难获得同等的技术和渠道条件。
当企业拥有关键技术和渠道控制力，而政府支持和社会组织协调不足时，产业升级可能带来新的分化。企业管理层和稳定雇工收入较高，本地散户则面临更强压力，主体性和经济自主性都较弱。
图3. 四地不同主体收入差异 (说明：图中收入为田野访谈基础上的区间估计，主要用于展示四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对差异，并非标准化官方收入统计)
核心结论：共同富裕不是产业规模的自然结果
四地比较表明，花卉产业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当地小农增收。产业规模扩大之后，收益如何分配，取决于组织方式。
较好的路径并不是单纯依赖企业规模化，也不是完全依赖农户自发经营，而是形成一种“适度政府支持、开放市场机制、有效社会协调”的组合。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制度支持，市场负责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产业协会等中间组织则帮助农户降低交易成本、学习技术并形成一定议价能力。
在这种协同结构下，小农户既不是被企业完全替代，也不是孤立面对市场，而是在产业链中保留一定决策权、学习能力和经营自主性。这样，产业兴旺才更有可能转化为农民增收，并进一步服务于乡村共同富裕。
科学价值与现实启示
本文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解释同一花卉产业为何会在不同地方形成不同组织模式。
本文强调“小农主体性”是连接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关键中介。农户是否能参与决策、积累能力并保持经济自主性，直接影响其能否分享产业收益。
本文提醒地方产业政策不能只追求规模、产值和企业引进，也要关注中间组织建设、农户能力培育和收益分配机制。
云南花卉产业案例说明，高附加值经济作物产业既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也可能在组织失衡时加剧分化。关键在于如何设计更具包容性的产业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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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 H.; Chen, Z. Smallholder Agency and Income Disparity in the Context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Models in the Flower Industry Across Four Regions in Yunnan. Soc. Sci. 2026, 15,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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