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对国际军控的影响

五角大楼2026年1月发布的新版《人工智能战略》明确以“加速美军AI主导地位”为核心目标，实施四项重点举措，构建“AI优先”的作战力量：一是部署前沿模型，重塑传统运作方式；二是破除官僚主义壁垒，扫清传统信息技术与作战模式对AI深度融合构成的障碍；三是加大投资力度，充分发挥美国在算力、模型创新、创业精神、资本市场以及多年军情行动实战数据等方面的非对称优势；四是实施一系列示范项目，为加速AI融合，构建基础支撑体系。

2023年11月，拜登政府曾出台《国防部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应用战略》。相比之下，五角大楼新版《人工智能战略》突出了以下特点：

一是将AI视为决定未来战争特性的战略性技术。2023年版战略将AI视为提升决策效率的工具性技术，意图通过部署和运用高质量数据、高级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持久的决策优势，增强国防部日常业务分析和联合作战能力。新版战略则将AI视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决定下个十年军事事务特性”的战略性技术，认为单纯将AI融入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对现有工作流程、进程、战术技术与程序及作战概念进行彻底重构，实现深度融合。

二是信奉效率优先、速度至上。2023年版战略重视数据与AI安全治理，强调“高质量数据—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和指标—负责任的AI”间的相互作用，要求确保数据的可见性、可访问性、可理解性、关联性、可信度、互操作性和安全性，并且按照国防部AI伦理原则设计、开发、部署和使用AI能力，建立健全测试、评估、确认和验证流程，确保AI生成负责任的行为、流程和结果。新版战略则认为“行动迟缓的风险远大于调校不力”，要求将部署周期和利用率作为关键变量进行测量和管理，确保最新的AI模型在公开发布后30天内在国防部完成部署，加强数据开放共享，以战时思维清除官僚主义障碍。

三是强调价值中立和意识形态解绑。2023年版战略将国际合作和美式民主价值观嵌入AI治理，要求通过关键技术出口和数据分享，增强与盟伴间的互操作性，增进共同利益，推广美式民主规范和价值观。新版战略则强调“摒弃乌托邦式理想主义，拥抱务实现实主义”，要求国防部不得采用受多元、公平、包容等社会意识形态“调节”的AI模型，不得采用用户政策限制合法军事应用的AI模型，通过反对将AI技术与特定价值观相绑定，实现功利价值最大化。

五角大楼新版《人工智能战略》可能对国际军控造成如下影响：

一是加剧AI军事化、武器化竞赛。新版战略强调AI系统的部署速度和普及率，不愿对其军事用途施加限制，标志着美国对AI军事应用的态度从“以规则约束能力”的军备控制逻辑倒退至“以能力塑造规则”的军备竞赛逻辑。换言之，美国希望率先完成军事体系的AI化，形成不可逆转的实力现状，迫使其他国家被动适应新现实。考虑到目前针对AI军事应用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多边框架进程显著滞后于AI军事化、武器化的速度，各主要国家围绕AI军事化的竞赛很可能加剧，使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军控进程陷入停滞。

二是AI与核、太空、网络等传统和新兴军控议题的交叉带来全新挑战。以核军控为例，现有相关条约几乎不涉及软件、算法和数据，无法对AI在在该领域的运用构成有约束力的限制。尽管AI短期内还不至于突破有核国家关于“核打击决策必须最终由人类做出”的共识，但未来AI在核交战推演与模拟、核力量部署、核打击目标清单制定、导弹早期预警、核指挥控制通信等环节可能扮演重要辅助角色，从而导致危机状态下决策时间进一步被算法压缩，人为干预窗口收窄，容错率降低，最终推高误判与升级的风险。

三是AI军事应用的不可核查性削弱战略互信。AI军事应用天然具有“黑箱”属性，决定AI模型性能的算法结构、数据质量和更新速度难以通过情监侦手段和传统军控核查机制加以了解，由此产生的透明度不足使得一国难以判断AI在对手战略规划、情报搜集与分析、目标识别、决策支持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更难判断对手的真实意图和实力，最终削弱对战略稳定至关重要的战略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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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崔屹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