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投记 | 城投董事长的“十字路口”：退平台时限将至，是追风口，还是守根基？

招商会散场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

我走出会场，夜风一吹，人清醒了大半。街对面的路灯亮得整齐，是那两万三千多根里最普通的一根。自从我们通过市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权的合规路径，将全县路灯的经营权盘活并改造为智慧灯杆后，我每次看到这光，心里都多一分踏实——它们终于不再是单纯“吃电”的财政负担，而是能产生经营性现金流的城市基建设施了。

可这踏实，也就持续到今晚。

刚才饭桌上，邻县的林志诚拉着我喝了好几杯。这家伙平时话不多，今天却像打开了话匣子，逮着我就倒苦水。

“张总，你说我这日子咋过？”他眼眶泛红，声音有些哑，“上面催着我们转型，说要向市场化经营主体转变。我好不容易划拉了几个产业项目，投了钱，结果呢？评级没上去，融资反而更难了。银行的人说我这是‘四不像’，既不像有政府背书的传统城投，也不像有稳定经营性现金流的产业投资平台。我现在卡在中间，进退两难。”

我没接话。他的处境，我太懂了。

我们云山县的情况，比他也好不到哪去。虽然路灯运营的事让我缓了一口气，可更大的困惑一直堵在心里——云山城投到底算个什么？搞智慧灯杆、做停车场、管自来水厂，这些活儿看着像“城市运营商”，可政策文件里写的、行业论坛上聊的，全都是“产业化转型”、“产投平台”、“退出政府融资平台”这些词。我这点踏踏实实的家底，算转型吗？算产业化吗？

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开着车，收音机里放着深夜新闻，说今年又有一批城投公司完成了“退平台”。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反复想着那个悬在头顶的日子——2027年6月。那是监管层给出的隐性债务“清零”期限，也是无数像我们这样的县城城投必须做出抉择的大限。

第二天一早，我到了办公室，桌上摊着三份东西。

左边是一份省城咨询机构发来的《产投平台转型建议书》，密密麻麻列了一堆建议：剥离城建业务、进军新能源产业、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我看着“建议贵公司向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那几个字，心里只有一句：扯淡。

云山县有什么新能源底子？连个像样的研发中心都招不来，你让我投钱搞这些，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

中间是副总王守业刚送来的《下半年工作计划》。这家伙一贯稳妥，写的全是老路子：继续做好代建项目、管好现有资产、争取财政补贴……我看着看着就叹了口气。守业啊守业，你的名字取得真好，可咱们现在，光靠“守”是守不住的。

右边是我自己写的一张纸，上面列着路灯运营之后的下一步——全域停车场经营权整合、城市广告位打包、公共充电桩网络铺设……。我看着这张纸，心里却犯了嘀咕：这些运营项目，是不是太“基础”了？人家都在谈新质生产力、谈产业投资，我还在跟路灯杆子、停车位较劲，是不是格局太小了？

正烦着，手机响了。是文老师。

电话接通，他问：“张总，最近怎么样，还在琢磨上次聊的方向？”

我说：“文老师，有些事想请您来帮我‘把把脉’，方便的话来我办公室坐坐？”

“好，明天可以过来当面沟通”。

挂断电话，我望着窗外车水马龙，心里的焦虑并未消散。文老师是省城一家知名咨询机构的专家，上次邀请他的团队来公司召开专题座谈会，帮助我们系统梳理转型思路。他关于县域城投转型的见解切中肯綮。

次日，文老师到了。我起身给他倒了杯水，他没急着喝，看了看我桌上的那三份材料，又看了看我：“碰上选择题了？说说看。”

我坐下来，把这几天的困惑一股脑倒了出来。

“文老师，您给我说实话。我现在干的事——做智慧灯杆运营、整合停车场资源、做城市更新中的社区商业——这些项目，算不算产业化转型？我是不是还在原地转圈？”

文老师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吹了吹，没急着回答。他翻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截图。

“这是另一个省兄弟县城的城投老总发给我的，你看看。”

我凑过去看。屏幕上是一段话，大意是：

“文老师，我们县去年跟着政策走，搞了个产投平台，投了两个产业项目，一个做光伏组件，一个做农产品深加工。结果呢？光伏项目赶上价格战，亏了；农产品项目因为原料供应跟不上，产能利用率不到一半。现在银行追债，县里问责，我头发都快掉光了。”

我看了，心里一沉。这不就是林志诚昨晚那个意思吗？盲目转型的代价，如此惨痛。

文老师见我表情变了，这才开口：“张总，你知道你现在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吗？”

我点头又摇头，等着他说。

“咱们公司最大的问题，不是方向不明，而是被外界的声音干扰了判断。”他直指要害，“政策喊‘转产投’，论坛吹‘产业投资’，你就觉得自己干的事不够‘高级’。可你想过没有，对于云山县这样的地方，什么才是真正能走通的路？”

他喝了口茶，接着说：“你看过那篇《城投产业化正解》吧？里面说得明明白白。城投产业化转型，核心不是‘城投转产投’，而是‘城投+产投’，是产城融合。你们云山城投，手里握着全县的公共资源——路灯、停车场、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公司——这些是什么？是你们的‘根据地’，是你们区别于纯市场企业的‘核心资产’。你把这些运营好了，产生了稳定、可预期的现金流，这才是评级机构和金融机构最看重的。有了这个根基，再去围绕这些现金流，孵化本地的特色产业，这才是正道。”

“那些建议你们盲目剥离城建根基、不顾实际去追逐所谓‘风口’产业的，不是对县域经济缺乏理解，就是对风险认知不足。你们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都没扎实，拿什么跟人家大城市在战新产业上竞争？那不是转型，是盲目追逐热点。”

我听得心里一震。这些话，句句都戳在我的心窝子上。这不就是我一直在隐隐怀疑，却又不敢确信的东西吗？

文老师放下茶杯，看着我，很认真地问了一个看似跑题的问题：“张总，你们现在运营的智慧灯杆，覆盖了全县主干道，日活数据量怎么样？”

这个问题，瞬间把我拉回了熟悉的战场。我精神一振：“数据量很可观。除了基础的照明控制，我们加载了环境监测、车流监测和户外广播功能。目前正在测试商业WIFI热点。”

文老师笑了：“所以你看，你比我清楚。当智慧路灯覆盖全城，你每天采集的交通流量数据、人群热力数据、甚至空气质量数据，本身就是一座金矿。这些数据经过合规脱敏后，能不能反哺本地的小商户，帮他们精准选址？能不能帮本地农产品找到更精准的消费群体，做社区团购的‘最后一百米’？能不能支撑你在县里搭建智慧物流的骨架？你不是在盘活一根杆子，你是在基于公共资源运营构建一个合规、安全的数据底座。这些经过合规脱敏后的数据，就是新型生产要素，是未来孵化县域数字经济和特色产业的基石。这就是从‘资源资产化’迈向‘资产资本化’的关键一步。”

我愣住了，随即恍然大悟。这些碎片化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从没像这样被清晰地串联起来。我需要的，不是谁来告诉我路灯有价值，而是有人帮我把这个价值在“转型”的大框架里，找到它应有的位置。

“路灯不是终点，是起点。”文老师总结道，“你是从城市运营商起步，但你的终点，是基于这些运营数据和服务生态，去自然生长出适合云山的产业。比如基于物流数据的本地配送服务，基于人流热度的社区商业孵化。这不是一步到位的，是慢慢长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不用急着给自己贴‘产投’的标签。你的身份，不取决于你叫什么，取决于你能为云山创造什么价值。”

那天下午，我送走文老师，回到办公室，把所有方案都收了起来。

我在墙上挂着的那张云山县城规划图前站了很久。图上标满了各种颜色——蓝色的水系、绿色的公园、红色的商业区、黄色的产业用地。我的目光从县城中心一路扫到边缘，再看回那些我熟悉的街道、小区、老旧厂区。

我忽然明白了。

退平台要“退”的是什么？不是要放弃城投的城市基因，不是剥离我们对城市运营的责任，而是要剥离对政府信用的过度依赖和传统土地财政的路径惯性。 那根靠“政府背书”和“预期土地收入”来融资的拐杖，我们早就该扔了。

可扔掉拐杖，不代表我们要去学别人跑百米冲刺。每个城投有每个城投的路。

大城市的城投做产业投资、做科技创新，那是因为人家有产业土壤和人才池。我们小县城的城投，就该踏踏实实地把城市运营好，从每一盏路灯、每一个停车位里挤出现金流，把资产收益率做上去，用这些收益，去孵化那些真正适合本地、能解决就业、能贡献税收的毛细血管产业。

这不是“格局小”，这是“找准定位”。

我拿起电话，打给运营部老宋：“明天早上开个会，把停车场、广告位和充电桩的协同方案做出来。”

电话那头，老宋应了一声，又小心翼翼地问我：“张总，咱们是不是该先搞一个更‘高级’的方案？我看别的县都在搞产业基金……”

“不用。”我说，“先做好存量资产的精细化运营和效益挖潜，这就是我们当前最现实的‘产业化转型’。把经营性现金流做实，把资产收益率（ROA）提上去，有了这个市场化评级和金融机构认可的基础，再谈围绕主业的产业延伸和协同发展。这就是立足根本、行稳致远。”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感觉心里那团乱麻终于解开了。

窗外，那些智慧灯杆又亮了。它们的光，柔和而精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吃电”的摆设了。它们照亮了市民归家的夜路，也照亮了云山城投前行的活路。

我的目光停在远处那座便民桥上，那是二十年前我刚到云山时监督修的第一个工程。桥还在，灯更亮了。

我不再纠结自己到底是“城投”还是“产投”了。

我是张建国，云山县城投的当家人。我的使命，就是为云山“开道”，让每一寸“死资产”通过精细化运营变成“活资金”，让这座城市有活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这条路，虽然还长，但方向，从未如此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