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争仍在占据国际新闻头条，华尔街的另一项担忧正在升温。
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之间持续扩大的分歧，已经从也门、苏丹、非洲之角和对伊朗政策，延伸到石油产量、金融中心、跨境汇款、企业签证和区域总部布局。两国没有公开走向全面对抗，越来越多银行、私募股权机构和跨国企业已经开始准备应急方案。
高盛、摩根士丹利、贝莱德、黑石、布鲁克菲尔德和 KKR 等机构，多年来同时经营利雅得、迪拜与阿布扎比市场。它们希望获得政府项目、企业融资和并购业务，也希望接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PIF、阿布扎比投资局 ADIA、穆巴达拉、ADQ 等大型国家资本平台。
沙特与阿联酋相关主权财富基金管理的资产超过 3 万亿美元。两国共同贡献全球约 13% 的石油产量，资本正在流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源、基础设施、体育、游戏、房地产和全球私募市场。2026 年上半年，涉及海湾实体的交易总额同比增长接近 200%，达到约 3000 亿美元。两国关系变化，影响范围已经超过阿拉伯半岛。
地缘政治分歧加剧
过去十多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一度维持紧密关系。双方在地区安全、反恐、能源和经济政策上频繁协调，2016 年还成立了沙特—阿联酋协调委员会，推动两国在经济、军事、人力资源和投资领域展开合作。
近几年，两国对地区秩序的判断逐渐分开。
也门是矛盾集中出现的区域。沙特支持获得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并希望维持一个相对完整、可控的也门政治结构。阿联酋长期支持南部地方力量，在港口、岛屿和沿海地区建立自己的安全与商业网络。双方都曾参与打击胡塞武装，支持对象和长期目标存在差异。
苏丹与非洲之角也出现相似情况。红海港口、航运路线、矿产资源、粮食安全和军事影响力交织在一起。沙特更重视红海沿岸安全以及自身作为地区调停者的地位，阿联酋则通过港口投资、物流企业和地方合作伙伴扩大区域商业网络。
2026 年伊朗战争期间，两国公开立场再次出现温差。沙特更加重视避免本土卷入战争，并维持与德黑兰的外交缓冲。阿联酋在冲突初期表现得更加强硬，随后也开始推动降温。两国都需要美国安全支持，也都希望保持与伊朗的经贸和外交渠道，风险偏好与地区布局已经出现不同方向。
能源市场竞争白热化
能源市场的变化进一步扩大了分歧。
2026 年，阿联酋退出欧佩克，摆脱组织内部的产量限制，随后提高原油出口。6 月，阿联酋原油出口达到约 380 万桶/日的纪录水平。沙特、伊拉克和科威特也在争夺亚洲买家，海湾产油国开始通过增加供应和价格折扣抢占市场。
阿联酋多年投资油田扩建，希望把新增产能转化为出口收入。沙特需要支撑规模庞大的国内项目、产业投资和公共支出，财政平衡对油价的要求相对较高。阿联酋扩大产量会增加市场供应，压低原油价格，对沙特财政形成额外压力。
过去由沙特主导的海湾能源协调体系，开始出现更加明显的市场竞争。对于全球石油交易商、航运企业和能源基金，沙特与阿联酋的关系已经与原油定价、产量政策和长期供应合同联系在一起。
商业领域的隐性壁垒
商业领域也出现了异常情况。
2026 年 5 月以来，一些企业反映，从沙特银行账户向阿联酋汇款时出现退回、阻断或长时间延迟。部分交易已经持续多年，近期才开始遭遇问题。有企业改用巴林等第三方市场完成结算，也有公司尝试通过其他支付渠道转移资金。
沙特中央银行否认对特定国家实施直接限制，表示金融行业按照统一监管框架运行。阿联酋方面也表示，两国拥有深厚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经济部门尚未收到相关正式投诉。
异常汇款是否来自政治指令，目前没有公开证据。沙特银行体系流动性偏紧、风险审查加强、合规规则调整，也可能造成部分交易延迟。出现问题的时间与两国地区矛盾升温重合，已经让企业开始重新评估跨境现金流。
一些总部设在阿联酋的公司还反映，申请沙特商务签证时遇到困难。沙特方面表示，签证仍按照雇主提交的申请正常处理，程序没有发生变化。
单独看汇款和签证问题，很难证明沙特与阿联酋已经采取系统性商业限制。企业的反应更加谨慎。全球银行、律师事务所、物流公司和投资机构开始检查合同、付款路线、人员居留和客户关系，防止某一市场的业务影响另一市场的项目。
有企业计划在沙特与阿联酋建立两套物流体系，减少货物对单一跨境路线的依赖。法律顾问正在检查不可抗力、制裁、付款失败和政府干预条款。部分机构要求员工同时维持沙特和阿联酋的居留与工作安排，确保人员可以在两地独立运营。
基金募资也受到影响。材料中提到，一家寻求为中东基金募资的国际机构，被沙特出资人要求将资金投向沙特本土实体，并避免形成阿联酋风险敞口。部分律师事务所在接受海湾客户委托时，也开始评估项目是否会损害另一方关系。
金融中心的博弈
沙特与阿联酋的金融竞争早已存在。
迪拜长期承担中东地区总部、国际贸易、旅游和专业服务中心的角色，大批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居住在迪拜，每周前往利雅得工作。阿布扎比依托主权基金、能源资本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 ADGM，快速扩大资产管理、私募基金和家族办公室规模。
截至 2025 年上半年，ADGM 拥有 11128 张有效牌照，资产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42%，入驻的基金管理机构达到 154 家，运营基金达到 209 只。阿布扎比正在依靠监管体系、国家资本和长期投资能力建设新的区域金融中心。
沙特则通过区域总部政策，把更多企业管理职能、员工和决策权带到利雅得。没有在沙特设立区域总部的跨国企业，可能失去部分政府和国有实体合同。德意志银行在 2026 年获得沙特区域总部牌照，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等机构也已经进入相关名单。
贝莱德的布局展现了全球金融机构如何同时经营两个市场。
2024 年，贝莱德与 PIF 宣布在利雅得建立多资产投资管理平台 BRIM，由 PIF 提供最高 50 亿美元的初始投资授权。平台投入运营后，贝莱德扩大了利雅得团队，把投资、管理和企业职能放进沙特。
贝莱德也在阿布扎比发展业务。类似的双城布局过去可以同时服务两国客户。沙特与阿联酋竞争加剧后，两地办公室需要更加严格地区分客户、员工、资金和政府关系。
高盛采取了相近路径。该机构 2023 年在阿布扎比设立办公室，2024 年获得沙特区域总部牌照。随后，高盛资产管理引入 PIF 作为地区基金的基石投资者。
华尔街很难放弃任何一边。
阿联酋财政压力相对较低，ADIA、穆巴达拉、ADQ 和 MGX 等机构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全球投资。阿布扎比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数据中心、医疗和能源领域持续建立专业投资平台，为国际银行和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大量业务。
沙特同样拥有无法忽视的项目规模。PIF 在游戏、体育、航空、汽车、矿业、旅游和城市开发领域持续投入资金。沙特国内资本市场、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融资需求，也能为全球银行提供承销、顾问和资产管理收入。
双方的双边贸易额仍然达到约 260 亿美元，产业和人口联系十分紧密。沙特是阿联酋重要的贸易伙伴，阿联酋也承担大量面向沙特市场的转口、物流、金融和专业服务。
伊朗战争与霍尔木兹海峡风险还在增加两国合作需求。海运受阻后，食品、药品和工业产品需要通过沙特、阿联酋及其他海湾国家的陆路网络运输。阿联酋对穿越沙特的卡车路线存在现实依赖，供应链关系会限制政治矛盾继续升级。
市场担忧的重点并非两国很快断交，而是沙特和阿联酋可能通过政府采购、投资授权、银行结算、签证审批和本地化规则提高企业的选择成本。
2017 年的卡塔尔危机仍是海湾企业最熟悉的参照。当时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和贸易联系。卡塔尔外资存款下降，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多家航运公司无法通过周边港口运输集装箱，全球银行也被迫在不同客户之间保持距离。危机持续近四年，直至 2021 年才实现和解。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沙特与阿联酋会走到同一程度。两国仍共享安全利益、贸易网络、家族关系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框架。企业已经不愿继续假设两国政策永远同步。
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中国企业同样需要调整区域安排。
过去很多中资公司把迪拜作为中东总部，再由阿联酋团队管理沙特业务。随着沙特本地化、区域总部和政府采购要求收紧，单一迪拜总部已经难以覆盖全部项目。企业需要在利雅得设立具有真实人员、管理和决策能力的实体，同时保留阿联酋的贸易、融资和物流功能。
涉及主权基金、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项目，还需要区分沙特和阿联酋的资金来源、合作伙伴与数据权限。合同付款账户、设备进口路线、员工签证和售后团队，都要准备替代方案。
沙特与阿联酋仍是海湾地区经济体量、资本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两个市场。两国竞争会继续吸引企业落地，也会提高企业同时经营两地的成本。
过去，华尔街可以把利雅得、迪拜和阿布扎比看作一个相互连接的海湾商业圈。未来一段时间，银行、基金和跨国企业需要把它们作为三个具有独立政策、资本和政治关系的市场经营。
超过 3 万亿美元的主权资本仍在寻找全球资产。企业面对的变化，是获得沙特资金与获得阿联酋资金，可能需要两套团队、两套公司架构和两套关系网络。华尔街不愿选边站，已经开始为无法继续保持模糊位置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