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澳大利亚成为全球首个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英国、法国、马来西亚等多国密切关注、酝酿跟进。社媒禁令的支持者相信它能保护孩子，质疑者担心它治标不治本。作为全球首个吃螃蟹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实践，为这场争论提供了第一手的检验样本。
凯度在澳大利亚面向1200名接触未成年人的成年人开展调查，聚焦一个核心问题：禁令实施半年，究竟带来了什么？结果显示，“堵不住”与“治不好”正在同时发生。
具体发现如下：
（一）禁令效果不及预期，并未有效减少未成年人上网时长
禁令推行半年后，43.2%的受访者认为禁令达到预期效果，意味着过半受访者并未感受到明确的保护成效。同时，仅27.8%的受访者观察到未成年人上网时长减少（其中明显减少占比7.7%），50.6%表示“没有明显变化”，禁令效果的感知和实际影响均有限。
（二）禁令对未成年人的正向影响有限，心理健康维度改善最弱
受访者在未成年人情绪、学业、睡眠、家庭交流、同伴相处、兴趣户外六个维度评价限制措施实施后的变化，结果呈现两个特征：
一是“没变化”在每个维度上都是最高或次高的一档，尤其在情绪状态上，48.4%的受访者表示“没变化”，而“变差”高达16.9%，是六个维度中改善最少、变差最多的一项。
二是政策预期产生更多正向影响的方面，如与家人面对面交流（49.8%）、进行兴趣爱好和户外活动（48.0%）等方面的占比也均未过半，且仍伴有约四成的“没变化”。
（一）近半数受访者观察到身边的未成年人以各种方式绕过限制，完全遵守禁令者占比仅三分之一
调研显示，48.3%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表示身边未成年人使用了至少一种手段继续使用受限平台，完全遵守禁令的未成年人仅36.7%。
在绕过的具体手段中，使用家人或他人账号和转向未受限制的平台最为普遍，均超过两成；谎报年龄注册（17.6%）、使用VPN或更换地区（11.6%）紧随其后。
这与《经济学人》和多国监管机构的担忧相同，“一刀切”的年龄封杀很难真正阻断未成年人上网，反而把他们推向账号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用成人账号、转向监管更弱的小众平台，一旦遇到风险更难以控制。可以说，禁令封住了前门，却把未成年人推向了监管更薄弱的后门。
（二）受访者能够感知禁令的多重副作用
对于禁令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受访者的担忧高度集中于规则失效和风险转移两点。
一是45.1%担心把孩子推向更隐蔽、监管更弱的平台。
二是41.8%担心孩子会想办法绕过、规则失去权威；三是30.8%担心“年龄验证带来隐私安全风险”。
此外，还有约两到三成受访者担心切断孤立或边缘群体的支持渠道、影响孩子获取新闻信息、让孩子在数字技能上落后。
（三）受访者支持限制社交媒体，但不等于支持“一刀切”禁令
从宏观层面看，60.4%的受访者支持“立法禁止16岁以下使用社交媒体”这一大方向，但真正认同“一刀切完全禁止”这一具体做法的仅占三成（36.6%），支持社交媒体限制不等于支持“一刀切”禁令。
在管控方式的偏好上，分级管控方法获得了更多受访者的认可（40.5%），按照平台分类管控（10.5%）、家庭自主管理（10.5%）等方式也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一）近七成受访者认定“家长和家庭”是第一责任人
69.4%的受访者认为家长和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最主要的责任人，领先于政府和监管部门（11.5%）、社交媒体和平台（10.5%）、学校和教师（4.8%）、社会组织和社区（1.4%）。
（二）受访者认为未保治理责任应多方共担，但各方实际表现普遍不及期待
受访者在对各方“应负责任”和“实际做得如何”的五分制评价中，呈现出了清晰的期待与现实落差。
一是家庭被寄予最高期待（4.34分），也存在最大落差（实际表现3.65分，落差0.69分），受访者认为家庭最该负责，但也承认家庭实际做得离期待最远。
二是平台责任落差居次（期待3.65分、表现3.00分，落差0.65分），公众对平台期待不低。
三是学校与社会组织的实际表现反而略高于期待，说明公众对这两方的角色期待偏低，其潜力尚未被充分认识和调动，仍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三）最需补位的仍是家庭，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受访者认为最迫切需要补位的是家长需要投入更多时间（57.9%），其后依次为政府需要更完善的法规和执法（40.5%）、学校需要把数字素养纳入课程（33.8%）、平台需要提供更多数字工具（32.2%）、社会组织需要提供线下活动和心理支持（21.2%）。
（一）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担心禁网会让孩子落后，AI素养越高其担忧程度也越高
25.6%的受访者表示担心完全不接触社交媒体和网络会让孩子在AI时代落后。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自身的AI使用越深入，对孩子“禁网落后”的担忧就越强烈：基本不主动用AI的受访者中仅15.7%担心孩子落后，而会定制AI、搭建自动化流程的深度用户高达38.8%，是前者的两倍以上。
越是真正理解AI价值的人，越清楚隔绝于网络在AI时代的问题。随着整体人群AI素养的提升，对“一刀切”禁网的社会顾虑只会上升而非下降。
政策若只做减法（禁止接触）而不做加法（培养提升），恐与技术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二）受访者在AI世代更看重形成辨别与自控能力，而非单纯的工具使用
受访者认为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46.8%）是下一代最优先需要培养的能力，其次分别是辨别AI生成内容真假（43.7%）、识别和抵制不良信息（40.4%）、控制上网时长的自律能力（39.5%），以上能力均明显高于“使用AI工具完成任务”（25.8%）。
让孩子能够学会安全、审慎、自律地驾驭技术是受访者的共识，这既是数字素养教育的核心，也是禁令无法提供、甚至可能阻碍发展的能力。
问卷通过凯度中国自有平台发放。澳大利亚样本构成与该国人口分布近似。样本量为1200个，符合统计学有效性要求。由于问卷涉及社交媒体禁令的效果评估，受访者均为家中或日常生活中可接触到未成年人的成年人（其中自己的孩子占58.2%，亲属或同住家人的孩子占12.1%，工作邻里亲友中接触的孩子占29.7%），由其观察并评价身边最熟悉的一名未成年人。
关于凯度全球线上调研 （Kantar Pro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