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融合共生理论与多螺旋模型，构建了“质量—功能—结构”三维评价框架，基于2013—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序参量模型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有机性格局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质量与功能维度上，创新生态系统呈现“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异格局；在结构维度上，普遍存在“协同赤字”，并出现“高质量未必高协同”的“逆马太效应”。通过综合聚类分析，识别出失谐引领型、追赶平衡型、脆弱均衡型与发展阻滞型等4类区域发展模式，并由此提炼出“规模—效率”与“协同—适配”双路径整合框架，揭示了高水平陷阱的形成机理。本文尝试从多维关联与演化视角，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引言
在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创新一直被视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有关创新的研究也逐渐从线性、机械的创新系统转向更强调互动、共生与演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2003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首次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研究者们从要素视角、结构视角和功能视角对其进行了定义和解读。从要素视角看，创新生态系统是多主体构成的复杂体系，是借助生物学隐喻阐释创新运行规律的系统范式。从结构视角来看，创新生态系统以价值共生的逻辑实现创新涌现。从功能视角看，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控、风险控制、信息互补和价值创造等功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则进一步聚焦创新活动的空间嵌入性，是指由区域内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地理邻近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组织系统。系统中的异质性主体通过非线性互动、自组织演化与动态协同实现价值共创。现有研究已从耗散结构特性、系统运行效率、动态演化机制等角度，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与运行特征进行了探讨。
然而，已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大多研究将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分析视角，重点关注主体行为、要素构成或网络关系，缺乏对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有机生命体”这一内在属性的系统性解释，尤其缺少对其有机性特征的理论界定。其二，相关定量研究多从生态位适宜度、耦合协调度、系统运行效率等角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测度系统发展水平，但总体上仍偏重创新要素的静态叠加与结果评价，难以揭示系统内部物质、信息与价值流动的协同演化机制。其三，已有研究对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失衡、协同断裂等深层问题关注不足，导致其难以进一步支撑区域创新治理与协同优化实践。
随着创新活动由封闭式研发向开放协同不断演化，创新主体已由政府、企业与高校扩展至社会公众、平台组织、创新用户与投资机构等更为广泛的行为主体，传统线性创新框架已难以解释复杂主体间的动态协同关系。在诸多创新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中，多螺旋模型因突破了“政府—产业—大学”三螺旋的边界限制，将社会参与纳入创新过程分析，能够更好地刻画复杂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适用于解释后发地区的创新追赶与系统转型。与静态的要素清单式研究不同，多螺旋模型强调主体间非线性、动态化与协同化的互动过程，这与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有机生命体”的运行特征具有较高契合度。然而，传统多螺旋研究更多聚焦于主体结构与角色关系，对于系统内部的资源交换、能量流动与协同演化机制关注不足，难以深入揭示创新生态系统的内在运行逻辑。
参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有机性的定义，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可被视作多主体、多要素协同作用的有机体，其有机性体现为基于系统自适应的持续进化能力。部分学者也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看作一种共生系统，并借鉴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共生关系，研究产学研主体间的互动机制。本文提出的“有机性格局”，是指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由主体、资源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系统组织状态及空间分异特征。其核心在于系统内部的物质、能量与信息能够实现循环流动与动态反馈，并通过主体间的共生关系达成自组织、自适应与协同演化。这一概念区别于机械系统中创新要素的简单叠加，更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内在关联性及其动态平衡特征。基于此，本文认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创新要素共生演化基础上的有机体。在共生基质支撑下，各类共生单元依托共生平台开展资源交换与信息互动，并在共生环境作用下逐步形成稳定的共生网络。
综上，本文融合多螺旋模型与共生理论，聚焦中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有机性评价及时空演化格局这一核心问题。其中，多螺旋模型用于识别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结构与互动关系，共生理论则用于解释主体之间资源交换、协同演化与系统秩序形成等机制。共生理论中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基质—共生平台—共生网络”分析框架，能够从系统运行层面揭示创新主体之间的关联方式及其动态演化过程，从而弥补单一理论视角在解释系统内部运行机制方面的不足。已有研究指出，共生理论中的序参量兼容、共生能量生产与共生界面选择等思想，有助于解释创新主体间协同关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对创新效率与合作模式的影响。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构建涵盖质量、功能与结构等3个维度的有机性评价框架，突破以往单一维度和静态评价的局限，实现对创新生态系统本底状态、外在表现与内在秩序的综合刻画；第二，从静态禀赋与动态协同相结合的视角，揭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时空分异、演化路径及深层矛盾，尤其关注逆马太效应等结构性现象；第三，基于实证结果识别不同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并提出“规模—效率”与“协同—适配”双路径协同治理思路，为破解高水平陷阱、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演化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研究框架与研究区域
创新生态系统“有机性”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协同学、共生理论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其中，协同学强调复杂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有序结构，为理解系统协同演化与结构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共生理论关注异质主体之间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关系，为识别系统运行中的主体关系与资源流动机制提供了分析框架；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则强调系统的自组织、动态反馈与涌现特征，为理解创新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逻辑提供了支撑。三者共同构成创新生态系统有机性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上述理论，创新生态系统不再被视作创新要素的机械集合，而是由多主体、多要素相互嵌入、协同演化形成的复杂有机系统。
基于此，本文融合共生理论与多螺旋模型，构建“质量—功能—结构”三维评价框架，以系统解析中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机性格局。基于四螺旋视角，将创新生态系统解构为5个互动子系统：产业运营子系统（IOS）、研发创新子系统（RIS）、政策驱动子系统（PES）、创新支持子系统（ISS）与社会参与子系统（SPS），其结构关系如图1所示。这些子系统通过资源共享、知识流动与信息交换形成具有自适应特征的复杂系统，进而直观反映系统整体的运行绩效；其结构差异则影响系统内部的协同效率与长期稳定性。
图1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四螺旋
在共生理论框架下，IOS与RIS被视作核心共生单元。其中，IOS通过产业活动、产品供给与市场运行实现价值创造；RIS则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研发组织，推动知识生产与技术扩散。PES、ISS与SPS共同构成共生环境，分别为系统提供制度保障、服务支撑与社会基础，为创新涌现创造所需的外部条件。系统内部的人才、资本、技术等资源构成共生基质，其流动与配置依托各类实体与虚拟平台（共生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演化形成多主体协同互动的共生网络。
为进一步刻画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机性，本文从质量、功能与结构等3个维度展开测度。其中，质量维度对应共生持续性（Sustainability），反映系统要素与结构基础的整体水平；功能维度对应共生延展性（Symbiotic Extensibility），从共生能力、共生兼容、共生关联与共生集聚等4个方面，刻画系统的资源调控、风险控制、信息互补与规模集聚等能力；结构维度对应共生协同性（Synergy），根据创新行为与要素之间的协同程度，揭示系统内部秩序与动态平衡状态。本文选取我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案例，依据通行区域划分标准，将其归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其中，东部组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组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组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时间跨度为2013—2023年。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企业创新调查年鉴》《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以及《中国技术市场统计年报》等权威资料。
研究方法
为综合测度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机性，研究遵循“系统本底质量—内部结构秩序—外在功能表现”的逻辑，依次构建相应的评价模型。选择各方法的理论依据如下：选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质量维度（共生持续性），其能够客观赋权且适用于多指标综合排序；选用序参量模型测度结构维度（共生协同性），其理论基础源自协同学，适用于测度子系统间的协同程度；选用“4-C”功能模型测度功能维度（共生延展性），其基于共生理论的功能分类，分别对应资源调控、风险控制、信息互补与规模效应。
2.1 创新生态系统的质量——共生持续性
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基质、共生平台和共生网络的综合表现，共同反映了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质量。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并采用熵权TOPSIS模型进行综合评估。
表1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
为避免指标间的多重共线性导致评价结果失真，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表1中的指标体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指标的VIF值均小于5（最大值为3.72），表明指标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独立性要求。
2.2 创新生态系统的结构——共生协同性
创新生态系统的行为要素是指实现创新功能的创新行为，主要包括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与管理创新。行为要素的协同发展是推动系统有序结构形成的内在驱动力。其中，科技创新是系统创新的基础与源泉；制度创新所引致的制度变迁旨在优化系统结构；政策创新体现为政策制定思路、实施方式和具体举措的科学优化，以及新型政策的探索实践，是系统发展的可靠保障；管理创新是系统发展的依托，为其他行为要素提供组织理念、结构保障及手段支持，从而提升创新效率。基于上述创新行为要素的内涵，本文构建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行为要素协同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并采用序参量模型进行测度。表2所示指标体系的独立性检验（VIF法）结果同样表明，各指标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最大VIF=4.21）。
表2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行为要素协同性评价指标体系
2.3 创新生态系统的功能——共生延展性
为测度系统的外在功能表现，本文构建了“4-C”评价框架，主要包括：反映资源调控功能的共生能力（Capacity）、体现风险控制功能的共生兼容（Compatibility）、表征信息互补功能的共生关联（Correlation），以及刻画规模效应功能的共生集聚（Clustering）。各维度的测算方法如下。
①共生能力：采用共生投入与共生成本的比值表征。数值越高，表明系统的共生能力越强。本文采用创新产出（专利授权量P、技术市场交易额T与新产品销售额S之和）与创新投入（研发人员全时当量L与研发经费内部支出M之和）的比值衡量，具体如式（1）所示。
②共生兼容：表征核心主体间投入结构的互补性及系统稳健性。采用产业运营子系统与企业研发子系统在资金与人力投入上差异的几何标准化值测算，具体如式（2）所示。其中，Ke、Kr分别为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支出，Le、Lr为其对应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上标*表示标准化值。
③共生关联：表征不同创新主体间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基于研发合作数量、技术合同交易规模与主体数量测算，具体如式（3）所示。其中，I为地区研发合作数量，T为技术合同交易量，Tmin为最小交易量，E和R分别为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和高校/科研机构数。
④共生集聚：表征创新要素在空间中的流动与集中程度。采用某一地区从外部获取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与二者间地理距离的比值进行测算，具体如式（4）所示。其中，Tij为地区i从地区j获取的技术合同成交额，Dij为两地间的地理距离，n为地区总数。
评价结果
基于上文构建的“质量—功能—结构”三维评价框架，研究系统剖析2013—2023年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有机性格局的时空演化特征。
3.1 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特征与演化路径
首先，对质量、功能、结构等3个维度的评价结果进行整合，以呈现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整体格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双路径演化框架，为后续的分维度深入分析奠定基础。为检验“质量—功能—结构”理论框架的内在一致性，本文计算了2023年各省份3个维度得分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显示，系统质量与功能综合值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87，P<0.01），表明坚实的要素基础与完善的平台网络是创新效率提升与创新活力迸发的根本前提，从而验证了“厚积薄发”的经典发展逻辑。同时，本文还发现，系统结构协同度与质量、功能两个维度均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r值分别为-0.08和-0.05）。这一量化证据支持了前述“逆马太效应”悖论，也凸显了结构维度的独立价值。
基于对2023年3个维度标准化数据的聚类分析，本文清晰识别出4种区域类型。第一类为失谐引领型，以北京、江苏、广东等为代表，其特征为“高质量—高功能—低协同”。此类区域表现出科技创新子系统对制度与管理子系统的“役使”效应，即前者的一体化优势抑制了后者的功能发挥，造成创新资源与市场产出之间的结构性错配，最终呈现高水平的协同耗散。第二类为追赶平衡型，涵盖浙江、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份，其特征为“中质量—中功能—中协同”。在资源与目标的约束下，此类地区通过更为均衡的政策布局与市场构建，实现了3个维度的相对协调发展。第三类为脆弱均衡型，以河南、湖南等为典型省份，呈现“低质量—低功能—正协同”的奇特组合。这一类型区域通常在资源强约束条件下，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力行政协调，将有限的科技、政策与管理资源导向有限目标，从而达成一种紧绷且外生驱动的低水平平衡。第四类为发展阻滞型，包括大部分西部省份，其“低质量—低功能—负协同”的特征表明，系统已陷入要素匮乏、效能低下与行为失调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本文提炼出一个双路径演化框架。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机性演进同时受两种内在逻辑支配：其一是“规模—效率”路径，表现为通过持续的要素积累与投入（提升质量）来驱动产出增长与网络扩张（增强功能），这是一条显性且易被度量的发展路径；其二是“协同—适配”路径，表现为系统内部各运行子系统通过反复调试与动态匹配，最终达成并维持高水平的秩序与协调（优化结构），这是一条隐性且常被忽视的健康发展路径。我国区域分异的深层根源，正在于这两条路径发展的不同步与不匹配。具体而言，失谐引领型区域在“规模—效率”路径上已遥遥领先，却严重忽视了“协同—适配”路径的建设；追赶平衡型区域则有意识地在两条路径上寻求兼顾；而发展阻滞型区域则在两条路径上均面临重重障碍。当前以“规模—效率”为主导的激励与评价体系，是诱发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失衡进而陷入高水平陷阱的重要原因。
3.2 我国创新生态系统功能格局的时空演化
系统的功能体现为其对外输出与动态适应的能力。本文从共生能力、共生兼容、共生关联与共生集聚等4个维度对其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综合评价、模式识别与路径分析。
3.2.1 功能各维度的异质性时空格局
4项功能维度在观测期内呈现出差异化的时空演化特征，具体如下。
①共生能力：整体呈持续增长态势，表明创新资源的产出效率不断提升（见图2）。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梯度分异：浙江、广东、安徽等东部及中部省份，凭借产业集群、学术机构与政策平台的高度融合，持续处于领跑地位；西部省份受创新链碎片化与技术溢出能力不足的限制，能力提升相对滞后。
图2 2013-2023年我国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能力表现
②共生兼容：表现出显著的梯度格局。根据测算得到的共生兼容度数据，广东、江苏等东部省份因创新投入结构多元化，兼容度持续领先。而青海、宁夏等西部省份因投入高度同质化，兼容度接近零值，系统脆弱性较高。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山东等发达地区的兼容度出现下降，表明既有协作网络可能存在与新兴需求错配的刚性风险。
③共生关联：呈现复杂的时空异质性。根据测算得到的共生关联度数据，北京、陕西、上海等科教资源富集区的关联度长期处于高位，协同发展根基深厚。江苏、广东等地通过加速将新兴单元融入网络，实现了关联度的阶段性跃升，而重庆等地则出现下滑。四川、海南等地的“U”形演变轨迹，揭示了规模扩张与协作机制建设间的动态磨合过程。
④共生集聚：显示我国创新要素分布呈动态层级结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核心区域发挥引力极作用。毗邻核心的次级集群（如河北、安徽）通过供应链与平台共享，实现了溢出效应的渐进吸收。部分边缘区域受地理与制度隔离影响，集聚度持续低迷。在时序变化上，广东于2020年后超越北京，成为集聚度最高的省份，反映了市场与全球化力量驱动下的格局变动。
3.2.2 功能综合评价与区域模式识别
为从整体上把握系统功能水平，本文在四维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合成创新生态系统功能综合值。结果显示，观测期内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创新生态系统功能综合值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印证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积极成效。区域间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形成“东部领先、中部追赶、西部提升”的总体格局。其中，东部地区凭借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核心省份持续的高位稳态发展，维持着创新高地地位；中部地区整体稳中有进，但内部差异较东部更为显著，安徽、湖北增长势头强劲，已接近部分东部省份；西部地区起点最低，但展现出最快的相对增速，后发潜力凸显，且陕西长期领跑西部，内蒙古、四川、广西、新疆、宁夏、贵州、云南等省份均呈现稳步追赶态势。
本文基于2023年四维标准化数据，运用K-means聚类分析，将30个省份划分为4种功能类型：第一类为全面领先型区域，包括北京、江苏、上海、广东，其4项功能维度均表现优异；第二类为效率—规模驱动型区域，以浙江、山东、安徽为代表，其共生能力与共生集聚度得分突出，表明创新活动以市场效率和地理集聚为主要动力；第三类为网络—制度支撑型区域，如湖北、陕西、四川，其在共生关联度与共生兼容度上表现较好，拥有良好的产学研合作生态与相对均衡的制度结构，但市场转化能力与外部吸引力有待提升；第四类为初步发展型区域，涵盖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其各项功能得分均较低，创新生态系统尚处于要素积累与框架构建的初级阶段。
3.2.3 功能演化路径分析
为深入解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功能结构的动态变迁，研究聚焦“能力—集聚”二维空间，考察各省份系统功能的协同演化路径。该分析框架构建主要基于以下考量：共生能力与共生集聚度分别从内在产出效率与外在空间形态表征区域创新发展的质与量；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能够有效揭示效率提升与规模扩张两种核心发展动力的相互作用状态；此外，效率与规模也是政策设计和绩效评估的关注焦点。
基于此框架，研究样本主要呈现3类演化路径。第一类为均衡升级型路径，以广东、江苏等省份为代表。这类省份的演化轨迹表现为从高起点向“更高能力—更高集聚”象限协同移动，实现了创新效率提升与空间极化效应之间的良性循环与互促强化，是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典范。第二类为规模主导型路径，部分中部省份遵循此路径。其集聚度的提升速度显著快于创新能力的增长速度。这可能源于其更依赖于外延式扩张以快速形成创新要素的空间规模优势，但集群内部的知识转化效率与协同创新能力未能被同步激活，存在“重规模、轻效率”的风险。第三类为效率追赶型路径，可见于重庆、四川等地。其路径特征表现为创新能力的提升幅度明显超过集聚度的增长幅度。这表明，这些区域在已有的空间集聚基础上，正将发展重点转向创新环境优化与研发质量提升，致力于走一条以提质为核心的内涵式增长道路。上述动态分析不仅直观揭示了我国区域创新功能结构的多元演进模式，也警示了规模扩张与效率提升之间可能存在阶段性脱节风险。
3.3 我国创新生态系统质量格局的梯度特征
系统质量反映其要素与结构的静态本底。依据共生理论，从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基质、共生平台与共生网络五大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TOPSIS模型进行测度。各维度权重分别为：共生单元（0.32）、共生基质（0.22）、共生网络（0.18）、共生平台（0.16）、共生环境（0.12），表明创新主体活力与资源丰富度是系统质量提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整体来看，全国创新生态系统质量均值从0.42提升至0.57，基础不断夯实，但“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异格局依然稳固，且绝对差距显著。据此，可将省级层面的创新生态系统划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C≥0.7）由广东、江苏、北京、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构成。这些地区凭借深厚的经济基础、密集的创新人才、发达的产学研合作网络以及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形成了创新要素集聚与增值的良性循环，印证了累积因果理论。第二梯队（0.5<C<0.7）主要包括湖北、安徽、四川、陕西等中西部核心省份。它们通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建设区域性创新平台，并依托本土高校和龙头企业构建特色创新网络，实现了系统质量的快速跃升，扮演着创新桥梁与区域增长极的关键角色。第三梯队（C≤0.5）则以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省份为主。这些地区的创新生态系统质量虽提升速度可观，但受限于初始禀赋薄弱与网络连接度较低，绝对水平仍处低位。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创新生态系统质量格局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表明，创新生态系统质量的提升呈现双轮驱动特征：东部领先省份的增长更多依赖共生网络与平台的深化升级；中西部追赶省份的增长则主要源于共生单元规模的扩大与共生基质的快速积累。
3.4 我国创新生态系统结构格局的协同赤字
为测度创新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秩序性与动态平衡，本文基于协同学理论，将系统结构表征为创新行为要素间的共生协同关系。观测期内，全国超过90%的省份协同度为负值，平均值长期徘徊在-0.15左右，揭示出普遍存在的“协赤字”。一个关键悖论是：尽管东部省份在各运行子系统的绝对水平上占优，但其整体协同度却低于许多中西部省份。例如，2023年，北京、江苏、广东的协同度分别为-0.10、-0.11和-0.09，而河南、湖南则分别为0.05和0.03。这一现象看似与“要素卓越必然引致系统和谐”的传统认知相悖，却精准印证了协同学中的役使原理：当某一子系统过于强势时，它会役使并抑制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导致系统内部“头重脚轻”，整体协调性反而遭到破坏，从而陷入高水平陷阱。为验证协同度测度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等权重法重新计算四大运行子系统的有序度并集成协同度。所得结果与序参量模型的结果在省份排序上高度一致，表明协同赤字的总体判断与区域悖论具有稳健性。
结合系统质量与协同度两个维度，可辨识出上述悖论所呈现的3种结构模式：第一类为“高质—低协”的失谐型，以北京、江苏、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为典型。其特征为系统基础质量极高，但协同度偏低，甚至为负。其内在机理在于，强大的科技创新子系统产生了虹吸效应，吸引了过多的政策资源与市场关注，导致制度变迁、管理模式升级等“慢变量”的改革相对滞后，无法匹配科技创新的高速步伐，从而产生结构性摩擦。第二类为“中质—中协”的追赶平衡型，见于湖北、安徽、陕西、四川等省份。这些区域在资源约束下，各运行子系统的发展相对均衡，未出现某个子系统“一骑绝尘”的局面。政府通过强有力的统筹能够在有限目标下，使政策、管理行为与科技发展保持步调一致，从而达成一种脆弱但有效的阶段性协同。第三类为“低质—正协”的脆弱均衡型，以河南、湖南等部分中部省份为代表。其系统质量基础相对薄弱，但协同度为小幅正值。这通常源于一种“穷则思变”的强计划性适配：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能够大力协调有限的科技、政策与管理资源，并朝着明确的目标协同配置。然而，这种协同高度依赖行政力量，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面临挑战。上述结论从根本上挑战了单纯追求要素规模扩张的发展观，强调必须将结构优化与协同演进提升至与功能提升和质量积累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融合共生理论与多螺旋模型，构建了涵盖系统质量、功能与结构等3个维度的有机性评价框架，并对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进行了实证测度。主要结论如下：①在质量与功能维度上，东、中、西部的梯度格局稳固，要素驱动的累积效应显著；②在结构维度上，普遍存在“协同赤字”与典型的“逆马太效应”——北京、江苏、广东等高质量区域因科技创新子系统过度发展，抑制了制度与管理创新的协同，从而陷入高水平陷阱；部分中西部省份则在资源约束下通过政策适配达到了低水平均衡状态；③综合聚类识别出失谐引领型、追赶平衡型、脆弱均衡型与发展阻滞型等4类区域发展模式；④系统演进受“规模—效率”与“协同—适配”双路径支配，当前重前者而轻后者的治理倾向是系统失衡的关键症结。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发现具有以下对话价值。现有关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评价多集中于效率测度或耦合协调分析，较少关注系统内部的结构协同性。本文所揭示的“协同赤字”现象，印证了协同学中“役使原理”的理论预期，即强势子系统会对弱势子系统产生抑制作用。与聚焦创新要素空间集聚的研究相比，本文进一步发现，要素富集并不必然带来系统协同——在广东、江苏等省份，科技创新子系统的“一骑绝尘”反而成为协同障碍。这一悖论在已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可能源于多数研究采用线性叠加的评价逻辑，未能识别子系统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此外，本文提出的“规模—效率”与“协同—适配”双路径演化框架，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理论，为解释区域分异提供了新的结构化工具。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构建了“质量—功能—结构”三维有机性评价框架，突破了单一维度评价的局限；二是揭示了“逆马太效应”与“协同赤字”的产生机制；三是提出了双路径演化框架，为区域创新治理提供了结构分析视角。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一方面，指标构建受制于数据可得性，对微观互动与隐性知识的刻画不足；另一方面，结论在更细尺度（如城市群）上的适用性有待验证。未来研究可聚焦于多尺度案例比较、动态网络分析等方向。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与研究发现直接对应的政策建议。
①针对“高质—低协”失谐引领型区域：破除高水平陷阱。具体包括：改革评价体系，将“跨部门协同度”纳入考核指标；设立“协同适配专项基金”，强制科技、财政、发展改革等多部门联合申报，以倒逼制度与管理创新同步跟进。
②针对“中质—中协”追赶平衡型区域：补短板、促转化。建议强化与全国创新极核的飞地合作，完善区域技术交易市场，降低产学研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③针对“低质—正协”脆弱均衡型区域：推动协同动力从行政主导向市场驱动转型。具体而言，应逐步减少直接行政干预，多采用税收优惠、采购引导等市场化工具；同时，培育本地科技服务中介组织。
④针对“低质—低协”发展阻滞型区域：嵌入国家创新体系。通过搭建远程协作网络、建设创新飞地等方式，加强与东部核心区的合作；聚焦特色利基市场（如新能源、特色农业），培育本地产业集群。
来源 | 公众号“创新科技杂志”，原文刊于《创新科技》杂志2026年第6期《多螺旋视角下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有机性格局评价》一文
作者 | 孙一方 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经济、创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陈秋计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土地复垦与GIS应用研究
往期推荐
审核：梁兆南、陈华博
关于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