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基础研究再度被摆上重要日程。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如何破局？基础研究的系统布局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才队伍如何进一步壮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如何进一步强化？如何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围绕这些议题，澎湃新闻特别策划了《基础研究之要》系列报道，对话基础研究从业者、学者、研究机构负责人，探索“筑基之方”，建言“强基之要”。
日前，澎湃新闻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要有重点方向
澎湃新闻：在基础研究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应如何分工？
林毅夫：这需要明确分工。基础科研的成果是论文，属于公共知识，大家都可以共享，企业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因为投入了却无法独享收益。这部分必须由政府来主导和支持。
而开发环节，企业在基础科研突破的基础上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获得垄断回报，因此企业有很强的积极性。这部分要依靠市场，通过竞争来激发活力。
但政府做基础研究、企业搞产业应用，也并非绝对的。有时候，企业直面市场和产业需求，反倒比政府更清楚哪些基础领域需要实现技术突破。为此，政企之间可以展开深度合作。政府拿出资金、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帮企业分摊研发风险；企业配套投入资金，携手政府共同攻克技术难题。西方发达国家很多领先产业，早期基础科研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支持的，很多知名跨国公司企业家都曾受益于此。
澎湃新闻：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突破7%，目标还在提高。从经济学看，财政、企业、社会多元投入的最优比例是什么？如何避免政府“大包大揽”或企业短视现象？
林毅夫：目前我们基础科研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约7%，而发达国家普遍在15%-20%。作为大国，且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应逐步提升到15%-25%。在资金来源上，发达国家政府占比约40%，企业40%，社会20%。鉴于我们的企业过去习惯了引进吸收，积极性不高，社会基金会也较少，政府必须做得更多，占比应达到50%甚至更高。
政府避免在科研领域“大包大揽”的关键是选对方向。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撒胡椒面”，必须挑选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至关重要的领域，比如芯片、关键材料、生物医药、能源安全、农业育种等。要支持那些具有共性和重大平台作用的基础项目，一次突破能带动多个领域。
至于解决企业“短视”问题，要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开发出的新产品有利可图。同时，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分担基础科研的风险，让企业愿意投入。
澎湃新闻：您认为当前存在的一些“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现象，根源是什么？如何设计一套尊重科学规律、激励原创的评价体系？
林毅夫：根源在于我们长期处于追赶和消化吸收阶段，缺乏能判断“什么是真正前沿”的学术大师，只能依赖国际期刊发表等外部量化标准。这在过去有其一定的道理，但现在我们要从“跟跑”“并跑”转向“领跑”，就必须改革。
首先要分类评价。有些学科、有些领域的考核周期可以延长到5年、10年甚至更久，要知道有些科研领域一旦取得突破，就会影响深远。另外，我们还要弱化量化指标，增加同行评议。要下决心培养我们自己的学术大师，甚至邀请国际大师参与评议，逐步建立国际化的评议平台。还要给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真正的学术自主权，让他们有能力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原创思想，而不是只看论文数量。
文章来源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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