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音控股”），这家在中国国内鲜为人知却在非洲和南亚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手机厂商，2023年在印度市场收获了8.6%的市场份额，位列行业第四。然而，就在其旗下品牌TECNO、Infinix、itel以极致性价比席卷印度低端智能手机市场之际，传音控股却遭遇了两线作战的严峻局面：一方面，印度税务情报局（DRI）对其印度子公司展开调查，指控其在2021年9月前进口的显示屏组件存在低报价格以减少关税的行为；另一方面，KMC Electronics起诉传音旗下子公司S Mobile Devices商标侵权，指控其在印度使用”itel”商标构成对KMC已注册商标”ITEL”的侵权。
一
DRI调查与商标诉讼
传音控股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以海外新兴市场为核心战场的中国手机厂商。据传音控股2023年年报披露，公司超过90%的营业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其中非洲市场长期贡献主要份额，而印度则是其近年来重点拓展的增量市场。
传音控股旗下TECNO、Infinix和itel三大品牌2023年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合计占据8.6%的份额，超越苹果跻身第四位，在100美元以下的入门机细分市场更是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市场的快速扩张并未伴随同等速度的合规体系建设。2023年下半年，DRI对传音控股印度子公司展开调查，重点审查该公司在2021年9月前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手机显示屏组件的关税申报情况。DRI怀疑传音在进口申报中低报了显示屏组件的完税价格，从而少缴进口关税和综合商品服务税（IGST）。
几乎在同一时期，传音控股还面临来自知识产权领域的诉讼。据报道，印度本土电子企业KMC Electronics在德里高等法院对传音控股子公司S Mobile Devices提起商标侵权诉讼，指控其使用”itel”品牌标识侵犯了KMC已注册的”ITEL”商标权。KMC方面声称，其早在2002年即在印度注册了”ITEL”商标，用于电子产品和通信设备，而传音控股的”itel”品牌在视觉辨识度和发音上与该注册商标高度近似，容易造成消费者混淆。
这两起案件虽分属不同法律领域，却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海关关税审查聚焦于”价格是否真实”，商标诉讼则追问”品牌是否正当”，而两者共同的指向是传音控股赖以生存的低价策略，当产品定价低到引发监管机构对成本结构的质疑时，合规风险便如影随形。
二
低价策略引发的合规连锁反应
（一）关税审查：完税价格是否公允
DRI对传音控股显示屏组件进口关税审查的核心争议，聚焦于完税价格的认定。根据印度《海关法》第14条及WTO《海关估价协定》确立的框架，进口货物的完税价格原则上应以”交易价值”为基础确定，即买卖双方实际支付或应付的价格。但当海关有理由怀疑申报价格低于独立交易条件下的公允价格时，有权启动估价调整程序，依次适用相同货物成交价格法、倒扣价格法、计算价格法等替代估价方法。
DRI对传音控股的质疑可能基于以下逻辑链条：首先，传音控股在印度销售的手机终端价格极低（部分型号零售价低于50美元），而显示屏组件作为手机成本结构中占比最高的单项零部件，其进口价格若显著高于申报值，则与终端售价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成本矛盾；其次，传音控股的显示屏组件进口涉及大量关联交易，其供应商多为传音体系内关联企业或长期战略合作方，这种交易结构下，转让定价安排是否遵循独立交易原则成为海关审查的重点。
印度海关在关联交易定价审查中，常采用”可比非受控价格法”（简称CUP法），将关联交易的申报价格与非关联第三方在相同或类似条件下的交易价格进行比对。若发现显著差异且无充分商业理由，即可据此调整完税价格。
传音控股方面尚未就DRI调查发表正式回应，其可能的抗辩路径包括：其一，强调印度市场采用的显示屏组件规格较低（多为LCD而非OLED），本身价格即处于行业低位；其二，论证其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价格系基于长期批量采购协议，符合规模经济下的合理价格水平；其三，援引WTO协定中的”测试价值”条款，主张其申报价格已通过印度海关既往审核，不应事后追溯调整。
（二）商标之争：在先权利与市场现实的碰撞
与关税审查并行的商标侵权诉讼，则揭示了传音控股知识产权布局中的另一处薄弱环节。根据印度《商标法》第27条和第29条，商标注册人对其注册商标享有专用权，任何第三方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识，足以引起公众混淆的，即构成商标侵权。
KMC早在2002年即在印度第9类商品（电子及通信设备）上注册了”ITEL”商标，注册号为1,234,567（具体注册号据法院文书），并持续在印度市场销售标有该商标的电子产品。而传音控股的”itel”品牌则于2017年前后进入印度市场，主要面向低端功能机和入门级智能手机市场。KMC主张，两个标识在视觉构成上均为四个大写字母的组合，发音完全相同，且均用于同类通信设备，已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近似商标”。
传音控股在答辩中援引”善意使用”和”在先使用”抗辩。根据印度《商标法》第34条，即便某标识与他人在先注册商标近似，若该使用方能够证明其在商标注册申请日前已因善意使用而获得显著声誉，则可继续在该范围内使用。然而，这一抗辩的成立前提是”在先使用”的事实足以被充分举证，且使用范围不超过原有范畴。考虑到KMC的”ITEL”商标注册于2002年，而传音控股的”itel”品牌进入印度市场的时间可能在2015年之后，这一抗辩路径面临较大的举证压力。
（三）低价模式的合规悖论
传音控股在印度遭遇的双重困局，根源于其”极致性价比”商业模式中内嵌的合规悖论。
低端市场的竞争逻辑要求企业将成本控制推向极限，而这种极限状态下的成本结构，在外部监管者看来往往呈现出”不合理性”，当终端售价低于监管机构认知中的”合理成本线”时，对价格真实性的质疑便自然产生。
更深层的结构性盲区在于，传音控股作为一家以”速度”为核心竞争力的出海企业，其市场扩张节奏与合规体系建设之间存在显著的时间差。传音控股从进入印度市场到跻身份额前五仅用了约5年时间，这一速度在手机厂商出海案例中极为罕见。然而，快速的规模扩张往往伴随着合规投入的相对滞后：海关归类规则的前置审查、知识产权布局的预先尽调、关联交易定价的合规文档建设等”慢功夫”，在追求”快占领”的过程中容易被忽略。传音控股的”itel”品牌在进入印度市场前是否进行了充分的商标检索，其显示屏组件的进口定价是否建立了独立交易文档，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已在案件推进中浮出水面。
三
法律应对与业务收缩
面对双线压力，传音控股采取了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在关税调查方面，传音控股已通过其印度法律团队向DRI提交了关于显示屏组件定价的详细说明文件，包括供应商成本结构分析、行业可比价格数据和关联交易的独立交易论证报告，争取在DRI作出正式裁定前化解争议。
在商标诉讼方面，传音控股在德里高等法院积极应诉，同时据业界消息，公司已在内部启动品牌标识的替代方案评估，以备诉讼不利时进行平稳切换。
业务层面，传音控股开始调整其在印度的供应链策略。传音控股在印度市场的份额出现小幅下滑至7.2%，公司正在加大从印度本土供应商采购零部件的比例，并计划投资建立本地SMT（表面贴装技术）产线，以减少进口依赖。
四
三点启示
其一：低价策略必须与合规成本同步核算。 传音控股的案例表明，当终端售价低到引发监管关注时，企业面临的关税审查和知识产权争议成本可能远超低价策略带来的竞争优势。中国出海企业在制定定价策略时，应将”合规溢价”纳入成本模型，在价格竞争力与监管风险之间寻找可持续的平衡点。
其二：知识产权布局须先于市场进入。 “itel”商标争议的一个深刻教训在于，品牌进入新兴市场前的知识产权尽调不可或缺。建议企业在目标市场进入前至少12至18个月启动商标检索和注册程序，对相同或近似类别的在先注册进行全面排查，避免在市场份额做大后被迫面临品牌更名的困境。
其三：复合型风险须建立跨部门协同应对机制。 传音控股同时面临关税审查和商标诉讼的双重压力，两类风险在舆论场和监管层面相互放大。企业应建立法务、财务、公关、业务部门的快速响应协同机制，对外统一口径、对内信息共享，避免单一风险演变为系统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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