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能“复原”故宫的图，揭开了京津城市更新的秘密

“凭这套图可以完全复原故宫设计的”。

叶依谦带来了一本始于1940年代的测绘图。

“如果当年这里推平了，就再也没人记得11次全国冠军曾在这里诞生。”

朱铁麟展示着天津道奇棒球场改造前后对比图娓娓道来。

一个指向守护，一个指向生长。北京和天津，两座城市更新的分水岭，藏在这两件信物里。

《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

叶依谦带来是一本书——《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19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担心故宫毁于战火，委托张镈担此重任，进行北平中轴线古建筑（含故宫）‌的大规模测绘工作。张镈当时是天津工商学院的老师——天津工商后来与北洋大学堂合并，成了天大建筑系的前身。他带着天津工商学院十几个学生，用鸭嘴笔一笔一笔画出了太和殿、午门、左祖右社。

“天大后来延续了这个古建测绘的传统，我大二暑假测的就是慈宁宫。” 叶依谦说。

道奇棒球场改造更新项目

朱铁麟带来的是两张照片——天津道奇棒球场改造前后。棒球场1986年建成，是天津雄狮队主场。这支队伍在这片场地上拿过11次全国冠军和一次亚洲杯冠军。体育学院外迁后，地块差点被推平。设计师翻出了它的辉煌历史，决定保留看台，于是在上面加一个钢结构屋盖，“像轻轻戴上一顶王冠”，几千平米的改造，几个月顺利完工。看台变阶梯教室，配套小学有了礼堂。

“道奇棒球场，改造后先是售楼处，后来是学校礼堂，一栋建筑仿佛活出了好几辈子。” 朱铁麟感慨道。

为什么两座城市如此不同？

朱铁麟从城市格局说起：北京是中轴对称的古都，东南西北清清楚楚。天津是“九河下梢”，海河水系发达，城市顺着水流转出来。加上近代多国租界各自规划，不同街网碰撞在一起，“走进去像时空穿越——一会儿是洋楼，一会儿是中国古典”。

叶依谦作为在北京和天津都生活过许多年的人，则用生活细节补充了这个差异：“北京指路说‘奔南走到几个路口再奔北拐’。天津指路说‘到路口右拐’。北京人到天津基本都是迷路的，因为天津没有南北向的路，全是曲曲弯弯的。”

建筑风格也截然不同。

“北京房子永远先端住了——方方正正、对称、有轴线。天津很少做对称的房子，比例尺度漂亮、宜人。”叶依谦补充到，“原因在于城市定位。北京是“四个中心”——政治、文化、科技、国际交往，在北京做设计，永远是围着这个定位转。天津则是工商业城市起家，码头文化塑造了更加务实的性格。”

叶依谦用“大院文化”概括北京城市更新的核心难题。“北京建国以来有大量军队大院、部委大院、学校大院。一条路走到底，两边全是围墙。规划部门想了很多年要把街区打开，但军队大院打不开，高校大院也打不开。”

封闭的街区尺度，是北京城市更新绕不过去的硬骨头。

天津的做法完全不同。叶依谦举了天拖厂的例子——天津拖拉机厂改造，把整个厂区的围墙全拆了，你在街道上走着走着就到了，完全融入城市。这是天津式的思维方式——能改的，都会自然地融到城市里。

天津拖拉机厂俯瞰图

但天津也有自己的遗憾。

朱铁麟反思了天津过去的做法：“以前老城区改造，基本拆了重建，只留几条马路。导致中国传统肌理消失了，洋楼文化保留了，自己民族的好东西却没留下。”

更棘手的是“假古董”。朱铁麟提及曾经走过的弯路：“在历史风貌区盖新楼，曾经要求‘做成欧式建筑’。建筑师有时候为了方案更快通过，会直接采用欧式改造设计理念。造成的结果是老房子变新了，新房子变假了。

“半小时就到了，但我们不是同一个城市”。这是两位受访人几乎异口同声的答案。

当问到京津协同发展提了很多年，但到底协同了什么？

京津城际让两座城市“半小时生活圈”成为现实。叶依谦说：“现在一天打个来回根本不是问题。有人住在天津、在北京上班。”朱铁麟补充：“天津西站同城商务区，不用出车站就能找到园区。”生活层面也已“互跨”——北京人周末去天津吃煎饼果子、看跳水大爷；天津人来北京逛国博。

但两位一致认为：靠近不等于同质，协同不等于趋同。朱铁麟更是呼吁，两座城市应该避免重复建设，应由北京做研发，天津做转化。

两座城市越近，越需要搞清楚“我是谁”。

什么才算成功的城市更新？

朱铁麟推崇南京小西湖改造——从2015年到2022年，7年时间。政府牵头平台公司，街道、居民代表、产权方、设计师全部参与。先做充分调研，再“像乐高积木一样拼贴”，不急功近利，不搞一刀切。他对比了天津以前的部分做法：“换一任领导换一个方案，很多调研做完就束之高阁，下次又委托新团队重来。以前的东西不能继承，时间更长，效果并不好。”

南京小西湖改造

叶依谦举了纽约高线公园——一条废弃高架铁路，被设计团队提案改造成公园。“修完第一段，周边就开始盖住宅、酒店、商业，一直往北延伸，把整个衰败的片区都带活了。这是设计引发的城市复兴。”对应北京：永定河河道提升设计，“现在河边全是露营的帐篷、小孩、狗”，一个线性公共空间就把首钢园串起来了。

纽约高线公园 High Line

叶依谦总结：“成功的更新，不是更新建筑本身，而是更新建筑与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

朱铁麟的标准更是引发深思：“把原来相对封闭的地方改成开放的、可触摸的、可进入的。”

成功有成功的道理，失败有失败的共性。

两位受访人观察到：很多失败不是设计的问题，是决策的问题。

“看到798成功了，就把所有旧厂房都改成艺术馆，最后租不出去、再度废弃，这种太多了。”工业遗产不是都值得改造成文化街区，得看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具体到街区和建筑，应该让商业策划、投资运营这些专业团队介入。”叶依谦提到。

朱铁麟深有同感：曾经天津老城区“拆了重建，只留几条马路”，开发强度过高，建筑师为了通过方案去一度迎合，历史风貌区“见缝插针”盖仿欧式，导致传统肌理消失。

更有甚者，50年代老居民楼被定为历史建筑，外立面不能动，外保温加不了。室内加保温导致住户面积被压缩。“难道以牺牲住户切身利益为代价去保护历史？”大家愤慨道。

北京和天津，一个在“守”中找出口，一个在“变”中找方向。

叶依谦说：“城市发展，一步都不能超，就得一点一点往前。”

朱铁麟说：“城市是一个生命体，有基因和脉络，细胞需要新老更替。”

大拆大建结束了。

城市更新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2026年10月28~30日，CADE建筑设计博览会“存量焕新·双城记“京津城市更新实践展区，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叶依谦和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总建筑师朱铁麟联合策展——给中国的城市更新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对照实验”。

至于展什么？

“小中见大。”朱铁麟说了这四个字。

其他的，留给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