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媛媛 编辑/吕栋）
2025 年底以来，全球多国掀起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潮”。澳大利亚率先立法禁止 16 岁以下群体使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等国相继跟进，英国也宣布将于 2027 年春季生效类似禁令。
然而，这场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名的监管浪潮正面临尴尬现实：禁令执行效果远低于预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近期发布《全球多国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研究综合研判了 1300 余篇综述文献、240 篇海外主流媒体报道、4 万余条网络评论及 1000 份民调数据，得出结论：14-15 岁群体禁令合规率仅约 27%，七成未成年人仍在使用社交媒体，VPN 下载量激增近三倍，用户正向更隐蔽的灰色空间迁移。
“这不是风险消除，而是风险转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蒋俏蕾指出，西方“封禁式”治理在真实数据面前成效有限，而中国坚持的未成年人模式、分级分类治理与多方协同体系，显现出独特的制度韧性。
社交媒体该不该禁？
探讨“该不该禁”的前提，是厘清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是否必然有害。多国禁令的政策逻辑正是建立在“社交媒体有害”的预设之上。
清华大学《报告》从学理层面给出了回答。研究团队对 Web of Science 上 2003 年至 2026 年 5 月间发表的 1309 篇系统综述类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相比单项研究，系统综述基于大量实证数据进行横向比较，能有效规避样本偏差和方法局限。
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与未成年人负向心理症状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且多数研究为横断面设计，结论指向“小且不一致的关联”。
Odgers 与 Jensen（2020）在分析系统综述、大规模预注册研究及密集纵向研究后明确指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被明显夸大，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因果性结论。
蒋俏蕾解释称：“人们看到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后的负面表现便建立因果联系，但从研究角度看，社交媒体往往是复杂问题中的一环或症状表现，而非根源。”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学业压力、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可能促使他们转向社交媒体寻求自我调适。表面上的简单归因，容易掩盖问题的本质。
这种因果倒置的认知偏差，叠加新媒体诞生带来的道德恐慌及学术发表偏倚，共同塑造了公众对社交媒体的过度焦虑。
《报告》同时指出，社交媒体具有增加社会互动、提供情感支持、减少孤独感、提升自尊等积极功能。其影响方向取决于使用方式、动机、内容及个体差异，并与家庭环境、同伴关系及社会文化语境密切交织。
因此，研究团队认为，过度使用与过低使用均与幸福感下降相关，而适度使用反而与更高幸福感相关联。这绝非简单的“有害”或“有益”二元框架所能概括。
蒋俏蕾比喻道：“就像游泳在必要时是求生技能，你不能因担心触电就让孩子一辈子不用电。互联网已成如水电气般的基础设施，正确的做法是教会孩子如何安全使用。”
当 1300 余篇高质量文献无法为“社交媒体有害论”提供充分支撑，澳大利亚等国的禁令便更多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政治回应，而非科学驱动的治理选择。学理基础的薄弱，也为后续的执行困境埋下伏笔。
禁令只能管住乖孩子
澳大利亚的禁令设计看似严密：16 岁以下不得注册，平台须落实年龄验证，违规者面临高额罚款。然而，政策落地后理想与现实迅速割裂。
《报告》援引的数据显示，禁令实施六周后，未成年人在受限平台拥有账号的比例虽从 49.7% 降至 31.3%，但曾在相关平台持有账号的未成年人中，约七成仍保留账号。
芝加哥大学 Becker Friedman 经济研究所 2026 年 4 月的调查更为尖锐：14 至 15 岁受禁令影响群体的合规率仅约 27%，远低于预期阈值。
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今年 5 月在澳大利亚发放的 1000 份问卷印证了这一趋势：71.4% 的 13-16 岁未成年人表示禁令后仍在使用社交媒体。其中，85.7% 使用父母或家人账号，72.1% 谎报年龄注册，38.9% 转向小众平台，26.3% 使用 VPN 访问海外平台。
“禁令只能管住乖孩子。”蒋俏蕾直言，现在的未成年人对网络非常熟悉，只要想使用，就能找到多种方法绕过禁令。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禁令催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政策生效前后，澳大利亚主要 VPN 应用日下载量从约 1 万跃升至 2.87 万，增幅近三倍；替代平台 Lemon8、Yope 迅速攀升至应用商店榜单前列，后者约一半用户为 16 岁及以下。
这意味着，未成年人的社交需求并未消失，只是从可见空间转向了更难监管的灰色空间。
蒋俏蕾认为，这种风险转移代价双重：一方面，主流平台的合规压力迫使未成年人涌入缺乏审核机制的小众应用和加密工具，脱离原有保护框架；另一方面，禁令制造的虚假安全感让家长误以为问题已解决，降低了日常监护警觉性。
“禁令没有消除风险，而是把风险从看得见的地方推到了看不见的地方。”蒋俏蕾指出，社交媒体是信息获取、同伴互动的重要场域。一刀切地禁止，相当于切断未成年人与同龄人交往的渠道，将其变成社交孤立的个体。
如果把保护异化为隔离，将治理简化为禁止，政策目标与效果的背离便成为必然。澳大利亚的尴尬揭示了一个道理：在数字原住民时代，试图通过物理隔绝实现保护，本质上是一种前数字时代的治理幻觉。
跟风真相：产业、治理与政治合流
既然禁令在学理上“先天不足”，实证数据上“后天失灵”，为何多国仍迅速跟进？同为发达国家，为何美国鲜有政府层面禁令，多以设计准则应对？
《报告》的政策比较研究揭示：禁令选择并非纯粹基于保护需求，而是深刻嵌入国家互联网产业格局、治理能力水平与政治周期波动的多重博弈之中。
产业逻辑是第一重滤镜
本土数字产业发展成熟的国家，因具备与平台深度互动的能力，更倾向于温和监管。而外资平台主导的国家，则倾向于通过强硬禁令彰显数字主权。
美国拥有 Meta、谷歌等巨头，其监管聚焦于产业设计规制，直接限制用户访问的禁令常因宪法第一修正案被叫停。韩国、日本则聚焦本土平台特有问题。
反观澳大利亚、印尼、马来西亚，其互联网市场几乎被国际平台垄断，既无本土企业依托，又缺乏精细化治理经验，“一刀切”禁令便成为最便捷的政策工具。
“这背后有很强的政治经济驱动。”蒋俏蕾分析，“这些国家没有本土社交媒体平台和 AI 大模型，却面临民众强烈使用需求。通过严苛管理彰显数字治理主权，是一种姿态性表现。”
治理能力构成第二重约束
年龄验证技术是禁令落地的前提，但目前没有任何技术能同时满足“完全准确、尊重隐私、低成本且无偏见”的要求。
马来西亚强制提交身份证件引发数据安全担忧；澳大利亚采用生物推断虽有平衡但仍有误差；欧盟、英国允许自我声明则易被规避。治理能力滞后的国家，无力承担精细化监管成本，只能选择简单粗暴的“一刀切”。
政治周期则是第三重推手
澳大利亚禁令从提议到议会通过不足三个月，法案投票前公众反馈时间仅 24 小时。这种闪电立法速度反映出政党为迎合主流民意、争取家长选民的倾向。
《报告》指出，马来西亚、印尼及英国的禁令动向均伴随选举周期与舆论压力。蒋俏蕾直言：“出台禁令证明政府在监管，选民好感度自然上升。但这是一种懒政，直接禁止既回应了焦虑，又绕开了精细化治理的复杂责任。”
因此，禁令潮的跟风效应，并非全球共识的形成，而是特定国家结构性条件下的政策趋同。
非禁而治，中国走了一条不同的路
当多国在禁令泥潭中挣扎，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报告》认为，中国已形成包括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机制、平台实名制及内容治理体系在内的完整制度基础，其治理逻辑与禁令模式存在本质差异。
理念差异：从“禁止”到“安全使用”
中国方案的核心并非“禁止使用”，而是“安全使用”。在尊重未成年人数字权益前提下，通过内容分级、时长管控、功能限制及家长协同，构建全过程、分场景的综合治理框架。
蒋俏蕾表示：“媒介素养是数字时代的基本生存能力。电很危险，但我们会教孩子安全用电，而非切断电源。”
技术路径：分龄分类而非单一门槛
中国探索的是“分龄分类”治理。不同于德国等国的建议性分级，中国的未成年人模式已依据不同年龄认知特点，将内容分为五个年龄段进行差异化推荐。
更重要的是，中国互联网平台多为本土企业，政府具备直接引导产品设计、算法逻辑与内容生态的能力。这种平台嵌入型治理使规则下沉至技术架构层面，而非停留在入口限制表面。
多方协同：避免责任甩锅
多方协同机制是中国方案的另一支柱。“政府 - 学校 - 平台 - 家庭”多元保护体系在中国已有实践：政府定标准，平台落技术，学校搞教育，家长担责任。
这种分工避免了禁令模式下政府包办、家长躺平、平台卸责的困境。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挺指出，禁令可能让平台产生消极心态，反而降低保护动力。
当然，现有方案仍需完善。蒋俏蕾坦言，未成年人模式仍面临吸引力不足导致被绕过的挑战，优质内容池建设、跨平台数据协同及家长数字素养提升仍需持续改进。
“但方向是对的。”她强调，系统治理比“一刀切”复杂，考验政府治理能力，却是唯一可持续的路径，本质上是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从宏观视角看，中国方案的探索具有全球意义。随着 AI 技术加速嵌入社交媒体，禁令思维的局限性将进一步暴露。若延续此逻辑，未来是否需要禁止未成年人接触每一项新技术？
蒋俏蕾指出：“如果简单用禁令思维对待社交媒体和 AI，这一代孩子在国际竞争和知识生产上就可能落后。”
结语：与其恐惧，不如驾驭
澳大利亚的禁令实验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一份真实样本。半年过去，结果显示：技术管不住，孩子拦不住，风险只是从明处被赶到了暗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治理方式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一道年龄门槛，把家长、学校、平台本该分担的责任统统甩给了“国家禁止”。
清华大学《报告》的核心启示在于：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从来不是“能不能用”的是非题，而是“如何用、谁来管、怎样教”的系统工程。在社交媒体已成为数字社会基础设施、AI 重塑人类认知的当下，试图通过物理隔绝实现保护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中国的治理探索表明，真正有效的保护必须建立在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本土化的技术能力、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以及对未成年人主体性的尊重之上。
蒋俏蕾总结道：“我们反对禁令，不是说放开让未成年人随便用，而是要用合理的、逐渐的、分年龄、分层级的系统方式，让他们慢慢适应并成长。与其恐惧技术，不如驾驭技术。这既是中国的方案，也应成为全球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