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李银美（Judge Eumi K. Lee）签发临时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法院进一步审理期间，暂停对阿里巴巴适用与“中国军事企业清单”（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CMC）配套实施的游说限制措施。这意味着，在法院就阿里巴巴提出的临时禁令申请作出裁决之前，美国政府不得依据新生效的法律，阻止阿里巴巴继续聘请游说机构代表其与美国政府沟通。根据法院命令，该临时保护措施将持续至法院就临时禁令申请作出决定，或相关听证结束后60日，以时间较早者为准。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数字经济平台企业之一，业务涵盖电子商务、云计算、物流、数字支付等多个领域。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依据《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将阿里巴巴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
随后，美国于6月30日正式实施一项新的限制措施，规定美国国防部不得与任何同时代理CMC清单企业的游说机构签订合同。由于美国大型游说公司普遍长期代理国防承包商业务，相关规定实际上迫使游说机构在CMC企业和国防客户之间作出选择。媒体援引法院文件报道称，阿里巴巴原有20余名注册游说人员在法律生效后陆续终止代理关系，其中部分游说机构与阿里巴巴合作已超过十年，涉及出口政策、知识产权、资本市场及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面对这一变化，阿里巴巴于6月23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美国国防部的CMC列名决定。6月30日，又针对游说限制单独提出临时限制令和初步禁令申请。阿里巴巴在申请材料中表示，新法律虽然没有直接禁止企业开展游说活动，但实践中几乎没有成熟的华盛顿游说机构愿意放弃大量国防业务，因此相关规定事实上切断了企业寻求专业代理和参与政策沟通的渠道，构成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言论自由和请愿权（Right to Petition）的限制。
阿里巴巴还指出，公司已无法通过原有游说团队就出口管制、跨境投资、科技监管等事项与美国行政机关和国会议员保持正常沟通，这种损害具有持续性和不可逆性，仅靠事后赔偿无法弥补。
美国国防部则在双方提交的联合状态报告中表示，相关法律符合美国宪法，政府有权基于国家安全需要对CMC企业实施配套限制。不过，国防部同时同意法院在有限期限内维持现状，以便法院有充足时间审查阿里巴巴提出的宪法主张。在此基础上，李银美法官批准了阿里巴巴的临时限制令申请，并决定尽快进入初步禁令程序。根据此前排定的诉讼日程，美国国防部将提交正式答辩意见，法院随后将举行听证，并决定是否继续维持禁令直至案件实体审理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法院命令并未涉及阿里巴巴是否应被列入CMC清单这一核心争议，也未对相关法律是否违宪作出判断。法院采取的措施仅限于暂缓执行游说限制条款，目的是在案件审理期间维持现有状态，避免申请人因限制措施立即生效而遭受无法恢复的损害。因此，阿里巴巴仍然属于CMC清单企业，相关政府采购、投资及其他法律后果并未因此停止适用，案件后续仍将围绕列名依据是否合法、游说限制是否符合美国宪法展开进一步审理。
在美国临时禁令制度下，申请人必须证明，如果法院不及时介入，即使未来最终胜诉，也难以恢复其受到的损害。阿里巴巴此次强调，游说活动具有明显的时效性，企业参与政策制定、与政府沟通以及向立法机关表达意见的机会一旦错过，事后无法通过金钱赔偿恢复。
本案还反映出，美国围绕国家安全建立的监管体系正在不断向配套制度延伸。游说活动在美国法律体系中不仅是商业服务，也是企业与行政机关、国会进行政策沟通的重要方式。当法律限制专业游说机构代理特定企业时，其影响已经超出一般商业合同关系，而可能涉及企业依法参与公共事务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因此，法院后续需要审查的重点，并非国家安全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国会采取的限制措施是否与立法目的具有合理关联，以及对企业权利造成的影响是否超过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所必需的范围。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本案也说明，在美国应对国家安全相关措施时，司法救济的对象不仅可以是列名决定本身，也可以针对列名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分别提出挑战。随着限制措施不断扩展至政府采购、资本市场、游说活动等不同领域，企业需要针对不同法律依据设计相应的诉讼策略，而不能仅围绕实体列名开展救济。这种精细化的诉讼思路，未来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应对美国国家安全监管的重要实践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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