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顾 | 仲裁中的损害赔偿、证据策略与专家证人实践研讨会

本次圆桌讨论围绕六个方向展开：专家证人如何协助强化客户索赔并赋能法律团队战略制定；损害赔偿量化的攻防逻辑；专家证人的独立性、意见管理与庭审表现；不同法域下的证据披露请求；境外诉讼中电子证据与AI工具的新趋势；以及如何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实现专家工作的最大影响力。

顾嘉律师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仲裁的实践出发，分享了专家证人在跨境争议中的价值变化。他指出，相较于英美法系中较为成熟的专家证人机制，中国企业和法律团队过去对损害赔偿专家的使用相对谨慎，一方面源于诉讼和仲裁传统中对专家意见的认知差异，另一方面也与企业对成本投入、证据基础和案件节奏的考量有关。

但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规模扩大，争议类型也从传统合同违约逐步延伸至建设工程、能源项目、供应链等更为复杂的场景，单纯依赖法律论证已难以充分呈现商业损失。顾嘉表示，在这类案件中，外部专家不仅是“计算损失”的角色，更可以帮助律师团队把商业事实、财务数据和法律主张连接起来，使仲裁庭更直观地理解损害发生的原因、范围及合理性。

胡科律师结合其跨境争议处理经验，重点分析了不同法域背景下专家证据使用方式的差异。他指出，在普通法系仲裁中，专家证人通常是当事人证明损失、估值、技术问题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报告及交叉盘问均有较成熟的程序安排。相比之下，大陆法系背景下的当事人和律师，往往更习惯围绕书面证据和法律适用展开论证，对专家证据的主动规划和庭审呈现相对保守。

在谈及与客户沟通索赔方式时，胡科也强调需要避免将利润损失、浪费成本和机会损失机械并列，而应结合案件事实判断哪一种主张最符合商业逻辑及证据基础。对于律师而言，专家工作的真正价值在于把复杂商业损失转化为仲裁庭可以理解、检验及采信的证明路径。胡科特别提到，专家越早介入，越能帮助团队识别证据缺口、测试索赔路径，并在报告形成之前协助律师判断不同主张的可行性和风险边界。

胡宇鹏律师结合跨境争议解决实践，分享了专家证据在复杂案件中的功能定位。在国际仲裁和跨境诉讼中，专家意见并非孤立存在的技术性文件，而是案件证明体系的一部分。胡宇鹏指出，最容易获得仲裁庭采信的专家意见，并不是结论最“有利”于委托方的意见，而是逻辑清晰、假设透明、方法可靠，并能与案件证据相互印证的意见。相反，如果专家报告过度依赖单方假设、忽略不利事实，或在损失计算中出现重复主张，反而会削弱其说服力，甚至影响仲裁庭对当事人整体主张的信任。

胡宇鹏还特别谈到，在大型建设工程、EPC及基础设施项目中，争议往往随着项目执行不断累积。相比在项目结束后一次性进入仲裁，Dispute Board 机制可以在争议早期介入，帮助业主和承包商及时识别问题、控制损失并避免争议升级。对于周期长、金额高、技术和事实问题复杂的项目而言，DB机制不仅有助于降低后续仲裁成本，也能促使双方在项目仍在推进时形成更可执行的解决方案。

在普通法系“广泛披露”要求下，大陆法系客户往往需要从“谁主张谁举证”的惯常思维，转向更宽泛、系统化的证据披露流程，并同时应对文化差异、保密要求及成本压力。陈霦指出，部分企业在证据开示阶段会本能抗拒披露不利材料，因此法证团队和律师需要解释海外证据开示规则，以及选择性披露可能带来的不利推断甚至制裁风险。

他分享，在一宗离岸诉讼中，对方美国 IT 专家仅因中国企业披露邮件数量较少，便质疑披露完整性。安迈团队通过实地了解企业使用的开源邮件系统及服务器架构，说明邮件留存量有限的技术原因，并回应对方专家意见。陈霦认为，这反映出跨境案件中部分海外专家对中国本地技术环境缺乏理解，中国本土法证技术团队的重要价值，正是在于从专家角度“说清中国故事”。

谈及 AI 与数据安全，陈霦表示，海外案件中数据通常可在云端隔离环境中运行，模型仅在单一案件数据范围内使用；而中国企业更关注数据边界，常要求将 e-Discovery 平台部署在自有机房或内部网络，甚至断网环境下完成收集与审阅。安迈正探索本地大语言模型的部署与应用，以确保案件数据始终处于客户可控范围内。

张子城围绕损害赔偿量化和专家证人出庭分享了实务经验。他首先区分了利润损失、浪费成本和机会损失的基本逻辑及适用场景，同时详细阐述了作为定损量化的专家证人在国际仲裁中搭建完善的定损估值模型的难点及主要考量因素。同时，张子城强调，专家证人在勤勉尽责的同时，也应与律师保持沟通，以确定最佳的损害赔偿量化方式。

曾在香港仲裁及香港高等法院案件中担任专家证人的他强调，专家最重要的资产是其可信度。搭建损害赔偿模型的难点，往往不在公式本身，而在于如何把业务事实、数据、及假设连接成一个可被检验的价值模型。在交叉盘问中，对方律师可能通过封闭式问题或简化后的事实引导专家作答。专家应先判断问题前提是否准确，再明确回答范围；必要时要求查看文件或澄清假设，避免被带离核心争点。

张子城提到，香港高等法院对专家证人设有行为准则，明确要求专家的首要职责对象为法庭，而非律师或客户，该条款须附于专家报告并由专家签字确认。他认为，在实际案件中，如何在坚持关键假设和方法论的同时，对边缘性问题保持适度开放，以及在保持独立判断的前提下兼顾案件中的商业考量，都是需要通过长期实践不断体会的“艺术”，做的案件越多，对这一平衡的把握才会越好。

安迈将继续携手各领域领先律师及企业法务团队，围绕损害赔偿量化、证据策略与专家证人实践等核心议题，探索 AI 与法证技术在争议解决中的创新应用，助力中国企业在复杂跨境仲裁和诉讼环境中实现更加稳健、具成本效益的策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