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美国违背资本主义的历史已过百年- 大数跨境

老田投研3

2026-07-06

导读：恰逢美国迎来独立二百五十周年，本来刚好可以静下心梳理这个国家两百多年的兴衰脉络，不巧被限制发言，错过了最合适

恰逢美国独立二百五十周年之际，本文旨在梳理其兴衰脉络，探讨关于美国衰落的核心逻辑。许多人将美国近年来的疲态归咎于自由市场的终结，认为资本扩张必然导致盛极而衰。然而回顾百年变迁，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的崛起源于对个体产权的尊重与市场边界的恪守；而其走下坡路的起点，正是 1913 年宪法第十六修正案的通过。自此，联邦政府掌握了不受州权约束的征税权与货币发行权，逐步将触角延伸至经济、文化、外交及军事各领域。税收加码、债务膨胀、美元购买力缩水，不断挤压民间财富创造空间。美国的困顿并非自由市场之过，而是背弃市场原则、转向集体统筹模式的必然结果。

一、1913 年：规则边界的首次改写

建国百余年里，联邦政府权限有着清晰天花板。宪法原本限定直接税需按各州人口分摊，以防中央权力无节制汲取民间财富。1913 年前，联邦收入主要依赖关税和消费税，极少直接向民众征收所得税，绝大多数美国人无需填写个税申报表。当时各级政府总开支仅占全国产出的 6% 左右，政府角色更偏向秩序维护者而非财富分配者。

第十六修正案彻底打破了权力制衡，允许国会针对任何收入征收所得税且无需按人口分摊。法案初期虽设定了极高的起征点（年收入五十万美元以上）和较低的税率（最高 7%），看似仅针对极少数富人，但这为权力扩张撕开了口子。一旦开启，收紧便成不可逆趋势。

同年，美联储成立，美元与黄金的刚性约束开始弱化。一战爆发后，为筹措军费，联邦迅速将个税最高税率拉升至 77%。战争虽结束，但征税渠道被永久保留，并逐步将工薪阶层纳入范围。至二战时期，最高边际税率一度达 94%，六十年代仍维持在 91% 的高位，高收入群体的大部分新增收益被税收拿走。

高税负并未如预期般实现公平，反而抑制了市场活力。面对高额税率，企业倾向于调整账目避税或缩减投资规模，导致制造业外移和国内资本投入降温。此外，大量社会资源消耗在税务筹划与合规规避上，这些隐性成本最终由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承担。

1913 年前，除战时特殊情况外，联邦几乎无长期巨额债务。所得税落地后，政府有了稳定现金流，财政赤字逐渐常态化。凭借征税、发债及货币调节工具，政府干预经济的欲望日益强烈，原本恪守的权力边界随之模糊。

二、经济领域：干预加码与市场活力消耗

大萧条是政府全面介入经济的关键节点。罗斯福新政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相处模式：不再依靠市场自发出清，转而通过兴办公共工程、发放救济、管控价格薪资及严格管制金融行业来应对衰退。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社会情绪，但也导致联邦支出占 GDP 比重跃升至近四成，大量资源由行政指令而非市场需求调配。

六十年代“伟大社会”计划将干预推向顶峰。国会通过数百项立法设立繁杂的福利制度，底层逻辑是将民间财富集中收缴后进行二次分配。福利体系固化后，刚性支出牢牢绑定财政盘子。从 1960 年到 2024 年，居民转移支付占比大幅上升，社会福利类开支常年吞噬联邦近六成财政收入。由于硬性开支难以下调，增税与发债成为唯一选择。

1971 年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货币发行的外部约束消失。此后，每逢经济放缓，美联储便诉诸降息与量化宽松。从 2008 年金融危机到 2020 年公共卫生事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货币超发导致购买力大幅贬值，实质上形成了一种隐形税收：普通人储蓄被稀释，而资产持有者通过对冲拉大了财富差距。

进入二十一世纪，债务膨胀近乎失控。美国国债总额从 2000 年的 5.7 万亿美元飙升至 2025 年的近 39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国年产出的 130%。债务增长速度显著加快，新增一万亿美元所需时间从几十年缩短至数月。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的资金已突破一万亿美元，形成了“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

企业负担在此过程中层层叠加：既要承担法定税费与社保，又要应对原材料涨价与用工成本上浮，同时面临融资难度增加。尽管名义税率有所下调，但各类隐性成本大幅增加，导致本土制造业外流，实体产业空心化，经济根基日渐脆弱。九十年代末的财政盈余仅是特殊时期的偶然现象，无法掩盖整个体系依赖财政扩张的路径依赖。

三、社会与文化：福利绑定与自主空间收缩

随着政府掌握大规模财富分配权，干预触角延伸至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塑造。早年美国社会强调个体责任与社区自治，联邦极少介入地方民生。福利体系全面铺开后，民众生活与联邦政策深度绑定，选民更关注福利承诺而非市场自由，催生了依赖公权力兜底的心态。

教育体系的变化尤为直观。联邦补贴力度加大的同时，配套管控规则也随之而来，学校必须遵守统一的课程与考核标准，各州自主权被束缚。公立学校行政管理人员规模膨胀，真正投入教学的资源占比下降，原本属于家庭自主选择的教育事务演变为公共立法裁决的议题。

劳动领域的法规变迁同样体现了干预加深。强化工会权力、限定最低工资及解聘限制等举措，虽初衷是保护劳动者，却大幅提升了企业雇佣正式员工的隐性成本。这导致大量岗位转为短期合同或外包，反而压缩了普通劳动者的稳定就业机会。

监管体系的膨胀抬高了全社会的生存成本。如今各行业均设有专门监管部门，每年出台数万条细则。繁琐的合规要求使得小微企业不堪重负，市场竞争从产品与效率的比拼，异化为应对监管能力的较量，自由竞争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文化层面，多元包容氛围发生变化。联邦手握文化项目补贴与监管话语权，引导价值导向趋于统一。民间自发的文化表达空间收窄，私人领域的观念选择被裹挟进公共评判标准，导致观念分歧被无限放大，社会撕裂加剧。

四、外交与军事：权力外延与国力透支

内部权力扩张同步增长了对外的干预冲动。1913 年后，联邦凭借充沛的征税与发债能力，开始支撑大规模的海外驻军与行动。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军事同盟体系及数百个海外基地，使军费开支常年占据财政大头。即便冷战结束，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仍推动着持续的海外干预，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的直接与隐性耗费巨大。

巨额军费很大程度上依托美元全球地位通过发债支撑，将压力分摊至全世界。然而，大量人才、技术与资金流向军工领域，未能充分投入国内民生与产业升级。对外经济交往中，美国日益习惯动用行政手段与货币特权逼迫他国迎合规则，这种短视行为长期消耗着美元信用，促使各国寻求多元化结算方式。

强大的海外军事存在是以内部活力流失为代价的。当福利刚性支出、债务利息与军费开支三座大山叠加，维持全球管控只能继续扩大发债与货币宽松，进而加剧国内通胀与产业空心化。

五、回溯本源：自由规则造就繁荣，背弃导致颓势

回顾百年脉络，美国最辉煌的时代正是政府克制、守住权力边界的阶段。那时税负低、货币锚定黄金，民间创业热情高涨，生产力迅速跃居世界首位。市场虽有乱象，但能自行纠错并催生更高效的商业模式。

1913 年是真正的转折点。从获取无限制征税权到掌握货币发行权，联邦政府从秩序守护者变为主导分配者。衰落轨迹并非自由竞争的尽头，而是偏离立身准则的结果：个体自主决策被行政分配替代，金本位货币变为信用纸币，个人权责对等变为等待兜底，内敛的外交策略变为大范围管控。

里根时代的改革仅在干预框架内做了局部松绑，未触及固化的福利、债务与货币机制，因此扩张冲动很快卷土重来。当前面临的产业外流、阶层固化、高通胀等难题，源头皆在于持续的行政干预挤压了个体创造财富的空间。

大包大揽的模式虽可短期抚平矛盾，但所有补贴终将取自当下财富或透支未来。当债务利息逼近新增税收，当实体产业不愿扎根本土，经济体将丧失前进底气。美国的困境并非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市场本源规则后的修正信号。若无法重回清晰界定产权、减少汲取管控、维护公平规则的本源路径，一味依靠扩大干预与增发债务拖延问题，缓慢的衰落将难以逆转。

#资本主义 #美国 #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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