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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 高市早苗访印加码合作,供应链直抵印东北

7月2日 | 高市早苗访印加码合作,供应链直抵印东北 南亚研究通讯
2026-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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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7月1日报道,7月1日至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首次访印,推动日印扩大经济安全合作。货币方面,双方推进日元—卢比直接结算安排,拟允许符合条件的日本非居民机构在印度银行开设账户,以减少美元中转成本和

2026 年 7 月 2 日 总第 1321

辑:单敏敏 张正阳

审核:张谦和 饶金山 关云逸

执行主编



图源:fuddu_sperm

日印深化经济安全合作,聚焦东北区域战略

18News、《经济时报》7 月 1 日报道,7 月 1 日至 3 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首次访印,推动日印扩大经济安全合作。货币方面,双方推进日元—卢比直接结算安排,拟允许符合条件的日本非居民机构在印度银行开设账户,以减少美元中转成本和部分汇率风险,但相关机制仍在推进之中。投资方面,日金融集团持续加码印市场,收购当地银行及金融公司股权,显示印在日亚洲资产配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能源方面,双方重点推进绿色氢、绿色氨、半导体和关键矿产合作。印度 ACME 集团与日本 IHI 合作建设绿色氨项目,规划年产约 40 万吨。日本政府计划通过长期价格支持为部分产能提供补贴,主要服务日本电力和化工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印东北是日本长期区域战略的延伸支点。近年来,梅加拉亚、阿萨姆、那加兰和伪“阿鲁纳恰尔邦”等地方负责人频繁访日,JICA 持续投资当地道路、医疗、能源和林业项目。阿萨姆半导体封装测试项目也开始与日本企业开展技术和订单合作,当地政府还提出建设日本工业园区。日本的长期目标,是借助孟加拉国港口和跨境交通,把印东北接入南亚与东南亚市场。不过,目前相关布局仍以基础设施、招商和产业合作为主,尚未形成以印东北为核心的成熟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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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经济时报》

印电子制造加速“去中国化”,但中企仍具优势

《经济时报》7 月 1 日报道,印度电子制造商正加速与日、韩、中国台湾等多地区企业合作或独立建厂,以增强自主生产能力,摆脱对华依赖。过去数月内,印本土代工巨头相继启动多项非中国化合作:迪克森科技(Dixon Technologies)积极寻求全球伙伴以分散风险,不仅与台湾英业达及正文科技(Gemtek Technology)推进合资项目,且其与中国 vivo 相关合资计划已搁置超一年。同时,印制造业巨头 Syrma SGS、Epack 耐用电器(Epack Durable)、安博企业(Amber Enterprises)也分别引入日本加贺电子、韩国 Bumjin 电子及韩国电路公司(Korea Circuit Co.),深化在电子制造、智能音频及印刷电路板制造领域的本土化布局。此外,因与中国海立集团(Highly Group)的合作审批停滞超六个季度,空调与电视代工巨头 PG 电子塑料(PG Electroplast)已转向独立发展,斥资超 30 亿卢比(Rs 300 crore)自建压缩机工厂。然而,印业内高管坦言,鉴于中国在成本及技术上占绝对优势,在手机等传统家电领域中企仍是印企合作首选,非中合作目前主要集中于半导体及零部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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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信市场格局。图源:网络

信实吉奥拟 IPO 筹资,或致电信业双寡头垄断

《南华早报》7 月 1 日报道,印电信巨头信实吉奥(Reliance Jio)将推出大规模公开募股,或致印电信业双寡头垄断。吉奥已向印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IPO)计划,拟筹集 38 亿至 40 亿美元($3.8 billion to $4 billion)以偿还公司债务,若获批准将成印史上最大 IPO。业内人士指出,吉奥募股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该 IPO 或提振印市场情绪,利好其他数字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恐造成印电信市场双寡头垄断。据悉,吉奥凭借低价服务壮大,与巴蒂电信(Bharti Airtel)共同主导印市场。截至 2026 年 4 月,两家公司占据印所有新增移动用户的 95%。分析指出,双寡头结构对中小企业具有分化效应:资本不足的企业难以与两大巨头竞争,基于巨头设施开展业务的企业则可能获得发展空间。印通信和信息技术部电信司司长辛迪亚(Jyotiraditya Scindia)警告称,印不能接受电信行业由少数企业主导,并表示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应对价格上升和潜在创新不足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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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图源:《印刷报》

印反对党指控防长瞒报“朱砂行动”伤亡数据

《印刷报》7 月 1 日报道,印度国大党向议会人民院发起特权动议,指控印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Rajnath Singh)瞒报“朱砂行动”印方士兵实际伤亡数据。6 月 27 日,印国防部正式发表声明,承认 5 名陆军官兵及 1 名空军军官在“朱砂行动”中牺牲,一人被追授维尔·查克拉勋章(Vir Chakra Medal),一人被追授空军勋章(Vayu Sena Medal),其余四人被追授陆军英勇勋章(Sena Medal )。牺牲官兵均由相关指挥部举行隆重军葬仪式并在故乡以最高军事荣誉举行葬礼,并将名字刻在 新德里国家战争纪念碑 3D 墙上。该声明引发印国内巨大争议。2025 年 7 月 28 日,拉杰纳特曾发表声明称“朱砂行动”中并无印士兵伤亡。该讲话视频已在印互联网广泛传播,被指是印政府试图掩盖“朱砂行动”阵亡军人姓名的铁证。批评人士称此举是对死者及其家属和国家的侮辱。对此,印国防部声明称, 拉杰纳特言论是为反驳当时报道印空军飞行员被杀害的错误说法,而非全面断言未发生任何形式军事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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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2013 年至 2023 年各经济部门占 GDP 比重情况。图源网络

亚行贷款助尼泊尔改革贸易政策

《印刷报》6 月 29 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批准向尼泊尔政府提供 5000 万美元(50 million USD)贷款,计划实施政策改革,以全面改善其国内与国际贸易。2022-23 财年,尼贸易和工业部门对尼 GDP 贡献率仅为 14.1%。对此,尼政府正致力通过改善贸易和出口促进环境、加强初级产品供应链等方式提高该比重。亚行声明指出,该贷款计划通过引入电子支付关税及电子提交出口单据等数字技术推进海关现代化,并依靠建立在线海关估价数据库与精简出口单证进一步加速清关。此外,该计划还将全面优化物流领域,整合物流基础设施并建立一站式物流信息门户,以促进多式联运和最后一公里连接。同时,计划还拟引入并协调物流基础设施与设备技术标准,有效促进尼与印度、孟加拉国等主要经济伙伴贸易。亚行表示,贸工发展有助于提升竞争力,而改善贸易便利化则将促进出口,并有助于缓解尼国际收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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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首个深水集装箱转运港维津贾姆港。图源:《印度快报》

阿达尼与 MSC 港口股权交易或因未磋商受阻

《印度快报》7 月 1 日报道,因未提前与邦政府磋商,阿达尼集团与地中海航运公司(MSC)围绕喀拉拉邦维津贾姆港(Vizhinjam)达成的股权交易或受阻。6 月 30 日,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有限公司宣布,MSC 旗下公司收购阿达尼维津贾姆港口私人有限公司(AVPPL)49% 股份,价值约 1300 亿卢比(13,000 crore),系印港口设施领域最大单笔外国私人投资。据悉,维津贾姆港是印首个深水集装箱转运港,于 2024 年 7 月投入运营,已成全球大集装箱船重要停靠目的地。7 月 1 日,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维迪·萨蒂桑(V D Satheesan)向议会通报称,阿达尼集团事先未与邦政府沟通。根据 2015 年喀邦政府与阿达尼集团达成的协议,AVPPL 作为维津贾姆港特许经营方,负责融资和建设、运营港口,邦政府提供 500 英亩(500 acres)土地,承担港口“地主”与项目所有者职能。特许经营者未经邦政府批准,不得变更港口所有权。萨蒂桑指出,港口属于涉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设施,股份交易必须在保障邦政府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喀邦反对党印共(马)(CPI<M>)支持该意见,称 49% 股份恐带来垄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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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莫迪政府收紧 FCRA 规则,压缩公民社会空间

《大篷车》杂志 7 月 1 日发表题为《因关联而定罪:<外国捐款监管法>与发展部门的崩溃》的文章指出,莫迪政府通过持续收紧《外国捐款监管法》(FCRA)规则,不断扩大监管和约束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社会力度,从而压缩权利倡导与公共监督空间,并推动形成一个更顺从、以服务提供为主而非问责导向的公民社会体系。


莫迪政府再次修改《外国捐款监管法》(FCRA)相关规则,进一步收紧非政府组织监管。首先,新规要求非政府组织明确说明注册目的和活动地区,且相关活动必须从政府规定清单中选择。其次,宗教传教活动被明确禁止,而涉及宪法权利、公民责任宣传以及受印度传统启发的当代艺术推广等可能被视为具有政治性质的活动,也不被允许。此外,组织还需披露社交媒体活动、关键负责人发布的内容以及资金最终来源,“关键负责人”(key functionaries)的定义也被扩大至更广泛的管理人员范围,从而使更多个人承担合规责任。


这些调整并非孤立措施,而是过去十余年来莫迪政府持续收紧公民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从实际后果来看,这种渐进式行政收紧已经导致近 2.2 万个非政府组织(NGO)失去许可证,诸如绿色和平(Greenpeace)、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以及印本土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等重要机构被迫缩减或停止在印业务。2020 年禁止转拨外国资金的规定更是直接切断了基层中小组织的资金来源。2024 年和 2025 年的后续修订则进一步针对基督教等背景机构,并限制其出版活动。


经济自由化后,随着政府逐渐退出部分发展领域,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填补教育、医疗、性别和权利倡导等方面的空缺,而国际资金则推动了行业专业化。然而,这种“非政府组织化”也被批评削弱了社会运动的政治性,使结构性改革诉求逐渐降格为“可量化报告”。


尽管如此,NGO 在推动权利保障和公共问责方面仍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知情权运动最终推动《信息权法》出台,长期法律倡议则促成同性恋非刑事化。然而近年来,《信息权法》的覆盖范围被削弱,《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也被新的就业计划取代。


另一方面,法律对监管对象态度并非一视同仁。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被莫迪称为世界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但由于并未以非政府组织、信托或社团形式注册,因此无需披露资金来源和财务状况。与此同时,其海外筹资和影响力网络也不受 FCRA 审查。因此,如果相关修订的核心目标是透明度和外国资金监管,那么这种差异化待遇便将引发质疑。


综上,FCRA 规则持续修订并非为了修复现有体系缺陷,而是意在压制民间监督、消解挑战威权的声音。其结果是,印度公民社会正变得更加顺从、承担服务职能但缺乏监督和挑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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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朱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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