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丸之内鳞次栉比的写字楼里，一批持中国执业资格的律师正伏案处理跨境并购的尽调文件。窗外是日本最成熟的法律服务市场，窗内是中资律所试图在这片专业壁垒森严的土地扎根的努力。2024 年日中贸易总额达 44.2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4.7%，中国稳居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之位。经贸热度之下，中国企业赴日投资、知识产权布局、数据合规与商事争议解决的法律服务需求持续井喷。
这只是中资律所全球化浪潮的一个缩影。从东南亚制造业重镇到拉美资源大国，从欧美金融中心到日韩科技高地，中国商事法律服务正跟随资本与贸易的脚步，开启一场漫长的远航。在《大牛聊出海跨境》主理人、跨境战略咨询专家牛建涛看来，这场远航绝非行业自发扩张，而是中国经济全球化走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当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资本出海、产业出海，配套法律服务必须同步跟上，这是商业生态的底层逻辑。”
从个案协作到全球织网：国际化的演进脉络
中资律所的国际化，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早期业务以个案合作为主，中外律所依托单一项目临时协作，服务重心多为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彼时中国法律市场尚在开放初期，境外客户对中国法的需求，是驱动跨境法律服务的核心动力。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局面开始反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大，跨境并购、海外建厂、知识产权出海、合规体系搭建等需求层出不穷，中资律所开始主动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服务中国客户的海外经营。这一阶段，机构落地成为关键词，办公室、代表处、外国法事务律师事务所等形式相继出现。
时至今日，中资律所的全球布局已形成两条清晰路径。一种是以盈科为代表的“规模化直营网络”模式：通过在重点国家直接投资设立分支机构，辅以战略合作与品牌许可，快速搭建全球服务网络。截至目前，盈科已在国内 15 座城市设立办公室，海外覆盖美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巴西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 7 个国家和地区，并与 17 个国家及地区的律所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其巴西分所是南美洲第一家中资律所，2011 年成立之初便承接了中国国际商会考察团的全程服务，对接巴西政府部门与商业伙伴，成为中企开拓南美市场的法律桥头堡。在高端交易领域，盈科团队曾为洛克菲勒家族罗斯洛克基金在天津滨海新区 50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项目提供全程法律服务，标志着中资律所的专业能力获得国际顶级资本认可。
另一种是以日本市场为代表的“合规化本地执业”模式。受限于日本严格的执业准入制度，中资律所大多以“外国法事务律师”身份登记，在法定边界内提供中国法咨询与跨境协同服务。日本律师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12 月，日本全国共有律师 46939 人、外国法事务律师 561 人，其中东京三地的外国法事务律师占比高达 92%，高度集中于核心商务圈。截至 2026 年 6 月 15 日，以中国为原资格国的外国法事务律师登记已达 110 件，德恒、金杜、中伦、锦天城、盈科、大成、段和段等主流中资律所均已布局。整体而言，这一市场并未出现大规模铺点，而是呈现“小规模团队、本地登记、跨境协同”的稳健形态。
牛建涛在《大牛聊出海跨境》中曾评价：“两种模式没有高下之分，本质是对不同市场监管环境的适配。准入宽松的市场可以跑马圈地，监管严苛的市场则必须深耕细作，律所国际化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三重壁垒下的潜行：全球化征途的现实困境
光鲜的布局数据背后，中资律所的全球化之路走得并不轻松。无论是成熟的日韩、欧美市场，还是新兴的拉美、东南亚市场，三重壁垒始终横亘在前行路上。
1、首当其冲的是执业准入的制度高墙。以日本为例，外国律师从事法律事务必须取得法务大臣承认并在律师联合会登记，且外国法事务律师原则上只能处理原资格国法律相关事务；涉及日本法意见、诉讼代理、监管申报、劳动争议、不动产、税务等事项，必须由日本本土律师或专业机构承接。这意味着中资律所无法独立提供全链条法律服务，业务边界被严格限定。这种准入限制并非日本独有，欧美多国对外国律师的执业范围、资格认定均有严苛规定，构成了法律服务本地化的天然壁垒。
2、其次是本地市场的充分竞争。在日本，本土大型律所在公司、金融、并购、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等领域深耕数十年，客户基础与专业积累极为深厚；欧美国际律所则凭借百年品牌与全球网络，长期垄断大型跨国交易项目。中资律所作为后来者，在品牌认知、本地客户开发、高端项目承接上都需要漫长积累。不止日本，在伦敦、纽约等全球法律中心，中资律所的市场份额依然微小，多数仍以服务中资客户为主，难以切入本地主流商业圈层。
3、第三重挑战是复合型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跨境法律服务对人才要求极为苛刻：既要精通本国与目标国法律，又要掌握双语能力，更要理解两地的商业文化、决策逻辑与监管环境。在日本市场，能够同时熟悉中日两国法律、适配企业经营场景的人才数量有限，且培养周期漫长。放眼全球，兼具英美法执业资格、中国法背景与产业认知的高端涉外律师，始终是稀缺资源。人才供给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中资律所出海的步伐。
“很多律所出海的最大瓶颈不是牌照，也不是客户，而是找不到能独当一面的人。”牛建涛在《大牛聊出海跨境》线下分享中曾直言，“法律是人的行业，没有本地化的人才团队，再大的牌子也只是空壳。”
专业化、本地化、协同化：破局的核心逻辑
困境之中，中资律所的国际化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能力升级”。行业共识逐渐清晰：专业化、本地化、协同化，是破局的三大核心方向。
1、专业化是立身之本。在全球法律服务市场，“万金油”律师早已没有生存空间，客户只为垂直领域的专业能力付费。盈科早年便将全所细分为四十多个执业领域，汇聚外商投资、并购、证券、知识产权等方向的专业律师，以专业化团队支撑国际化布局。在日本市场，中资律所也普遍聚焦中国企业赴日投资、跨境并购、知识产权、数据合规、劳动用工、投资审查等高频场景，打造标准化服务产品，避免在陌生领域与本土律所正面竞争。
2、本地化是融入市场的必经之路。单打独斗的模式在高度成熟的法律服务市场难以为继，构建“中资律所 + 本地律师 + 其他专业机构”的协同生态，成为普遍选择。通过与日本本土律所、税理士、司法书士等专业机构合作，中资律所得以补全业务链条，提升复杂项目的交付能力。盈科的国际化路径同样印证了这一点：除直营分所外，其还通过与境外律所建立战略合作、品牌许可以及紧密业务协作等多种方式，整合本地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3、协同化则是中资律所的独特优势。相比境外律所，中资律所更懂中国企业的决策机制、监管环境与沟通逻辑，跨境总部与海外分支的高效协同，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这种前后方联动的能力，是本土律所与国际大所都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落地生根的行动指南：出海实操建议
对于更多计划出海的中资律所与法律服务机构而言，如何避开弯路、实现有效落地？结合日本等成熟市场的实践经验与盈科等先行者的探索，四条实操路径值得参考。
其一，采取枢纽优先的梯度布局策略。不追求全球遍地开花，优先选择东京、新加坡、纽约、伦敦等经贸枢纽城市设立支点，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全国、带动区域。对于中企投资热度高的新兴市场，可先以合作模式切入，待业务量稳定后再升级为实体机构。正如牛建涛在《大牛聊出海跨境》中提出的“节点型出海”理论：“法律服务的辐射半径取决于商业枢纽的能级，选对一个支点，就能撬动一片区域的业务。”
其二，锚定中资客户基本盘，循序渐进渗透本地市场。出海初期不必急于拓展本地客户，应聚焦服务中国企业的海外需求，把“中企出海服务商”的定位做深做透。在积累本地项目经验与行业口碑后，再反向服务当地企业的对华投资业务，形成双向服务的业务闭环。
其三，构建轻资产、强协同的组织模式。避免盲目扩招人员、租赁豪华办公室带来的成本压力，采用“核心团队 + 本地合作网络”的轻量化架构，通过业务合作整合本地律师与专业机构资源，用协同效率替代人员规模。盈科的三种扩张模式——直接投资设点、战略合作、紧密合作，本质上就是根据不同市场的成熟度，灵活匹配轻重资产策略。
其四，将合规前置，筑牢属地化风控体系。法律服务行业本身就是强监管行业，出海必须先吃透当地的执业规则、行业伦理与监管要求。尤其是日本这类监管细致、处罚严格的市场，必须在业务边界、数据安全、职业操守上严守红线，杜绝超范围执业等合规风险。
回望中资律所的国际化历程，从最初的个案协作到如今的全球织网，每一步都印刻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足迹。它不是一场追求速度的规模竞赛，而是一场考验专业能力、本地化智慧与长期耐心的马拉松。
正如牛建涛在《大牛聊出海跨境》中所言：“中资律所的国际化，最终要回答的是‘中国法律服务业能为全球市场创造什么价值’的问题。” 当越来越多的中资律所在海外市场凭借专业能力赢得尊重，中国法律服务的品牌，也终将和中国制造、中国资本一起，在全球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位置。这场远航，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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