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科技公司走私镓、锗案，依法不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据公开报道，2026 年 6 月 25 日，广州中院对某科技公司走私出口管制物项锗、镓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查明：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该公司违反出口管制规定，通过伪报品名、骗取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等方式，将 9377 余千克、货值 5676 万余元的管制物项锗、镓走私出境。法院据此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对相关责任人员定罪量刑。

本文从镓、锗作为出口管制物项的管理属性入手，论证其属于限制出口货物，不应成为“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的犯罪对象，并对上述一审判决进行法理分析。

商务部、海关总署于 2023 年 7 月 3 日联合发布 2023 年第 23 号公告（关于对镓、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该公告明确列出了 8 项镓相关物项（如金属镓、氮化镓等）和 6 项锗相关物项（如金属锗、区熔锗锭等）。

上述管制物项已被列入 2024 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其中，镓相关物项编码为 3C001，锗相关物项编码为 3C002。

《对外贸易法》将进出口货物管理属性分为自由、限制、禁止三类。《出口管制法》及《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对管制物项实行许可制度。出口经营者需申请许可方可出口列入清单的物项。

综上，镓、锗作为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物项，其法律属性为“限制出口货物”。未申领许可证不得出口，但这与“禁止出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限制出口意味着在获得许可的前提下允许出口，而禁止出口则是一律不准出口。

《出口管制法》规定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禁止和限制两种。目前的禁止出口措施主要限于特定国家之特定用户、特定用途。例如，商务部相关公告明确禁止两用物项对日本、美国的军事用户或军事用途出口，或将特定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实施禁止出口。

除上述针对特定对象和用途的禁止性规定外，包括镓、锗在内的两用物项并未被全面禁止出口。因此，不能将限制出口的镓、锗直接等同于禁止出口的货物。

刑法分则中，走私罪的犯罪对象是定罪的关键要件。刑法第 151 条、152 条均以“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为对象；第 153 条则以应税货物（含限制进出口货物）为对象。若对象不符，则不构成相应罪名。

刑法第 151 条第 3 款规定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其对象严格限定为“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立法原意是将当时未纳入的其他禁止进出口货物纳入刑法规制，明确排除了限制进出口货物。

在法律体系中，“禁止进出口”与“限制进出口”属性平行并列、互不隶属。除非法律法规明确调整，否则两者不可混淆或互相替代。将限制出口的镓、锗认定为禁止出口货物，不符合该罪的构成条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0 号）第 21 条第 1 款常被误读。该款规定：“未经许可进出口国家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等罪名定罪处罚……"

对此应正确理解：首先，司法解释不能违背刑法条文原意。其次，该款前半句“构成犯罪的”是前提。由于刑法第 151 条、152 条的对象必须是禁止进出口货物，因此走私限制进出口货物本身并不符合这些条款的构成要件，自然无法“构成犯罪”并进入后半句的定罪流程。

该条款中的“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等罪名”仅是一种提示性或代称性表述，意指符合哪一条款定哪一罪。对于武器、弹药等虽属限制出口但刑法有专门罪名的特殊情况，可直接适用专门罪名。但对于镓、锗这类普通限制出口物项，强行套用此条款属于误读。

此外，走私犯罪作为行政犯，其货物属性认定应遵循行政法规范。司法机关不应越权将行政法上的“限制”解释为刑法上的“禁止”。

2004 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在给海关总署的复函中指出，刑法第 151 条规定的走私行为是指“走私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应进出口证明的珍贵动物、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该复函并非将“限制进出口”变性为“禁止进出口”。复函所指的“未经批准”针对的是当时法律规定的“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特定物种。即便在禁止进出口的范畴内，也存在经特殊批准（如科研、交流）可进出口的情形。复函仅是重申了法律规定，并未创设新的违法类型，更未授权将限制类货物按禁止类货物论处。

刑法第三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刑法第 151 条第 3 款未明确将限制进出口货物纳入的情况下，援引有争议的司法解释或意见进行定罪，严重违背了这一原则。

刑法旨在惩罚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限制进出口货物的违规出口，行政法律手段已足以规制和惩戒。将此类行为上升为刑事犯罪，不仅混淆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也偏离了刑法保障国民自由的初衷。

司法实践中，部分人员习惯于因循旧例，忽视了对刑法条文构成要件的严格审查，导致罪刑法定、公平公正及人权保护理念在处理限制进出口货物走私案件时缺位。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正是这一问题的体现。回归法律本源，严格区分“限制”与“禁止”，才是法治精神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