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是一座以鸟命名的城市，《孝经·三才》相传秦朝颜氏孝子颜乌死后,秦时始皇帝设立郡县传县内孝子颜乌负土葬父，群乌衔土相助，乌口皆伤，乃名“乌伤”,秦始皇平定江南后,这里建县名乌伤,公元624年,改称义乌。
义乌的发展是一个奇迹:既是弹丸之地，自改革开放之前儿平没有任何现代工业基础、缺少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上享受不到政策的特殊待遇:更算不上交通枢纽和临海城市，没有任何开展对外贸易的独特地理优势。似乎除了当地浓厚的经商底蕴和敢打敢拼的文化之外，义乌毫无优势可言。
但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30年里，这个曾经的计划经济边缘区域以惊人的速度飞快起，2007年名列全国百强县市第12名，综合实力位浙江省第一，更是诞生了举世闻名的义乌国际商贸域。
义乌市坐落于浙江省中部，地处金衢盆地东缘，东临东阳，南界武义、永康，西连金华、兰溪，北通诸暨、浦江，距省会杭州百余公里。义乌，《禹贡》中称之为“扬州之城”，自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号曰于越，此地在其西鄙。该地春秋时属越国，战国时又划归楚地。
县名“义乌”始自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历五代、宋、元、明。清及民国、沿用至今，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义乌撒县建市，隶属金华。义乌全市总面积为11085平方公里，下辖六镇七个街道，现有本地户籍人口72万，常住外来人口110多万人，市境东、南、北三面环山，艇，势由东北向西南线降，山丘面积占70%以上，是典型丘陵地区。
历史上的义乌是个著名的穷县，人均耕地不到半亩，且多为红壤丘陵，加之资源匮乏，人民生活相当艰难，自然资源没有为义乌当地民众的生存繁衍提供足够的生产生活基础。由于土地的贫瘠、义乌农民历来有着用家禽羽毛和人畜类肥来丰田的传统，面本地的肥源又非常有限。为了生存和发展，自清朝乾隆年间开始。许多义乌人便习惯于用本地土产红糖制成生姜糖块、糖粒，也就是全国闻名“义乌青”，挑着糖担外出换取鸡鸭鹅毛等，拿回家后把好的部分挑出来加工成鸡毛帚、鸭绒、鹅绒等卖掉换钱，余下下脚料沤肥丰田。
解放后，义乌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也没有在这个交通闭寒的山镇布局任何大型工业项目，自建国开始到1978年的30年间，国家累计在义乌投资仅为5945万元。因此，农业活动仍然是这里的主要经济模式。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下，传统的“鸡毛换糖”活动往往被视为“资本主义倾向”，经营者甚至被指责为“刁民奸商”面遭到严厉的批判。然而，迫于生计，即使在“文革”期间、许多农民仍然不得不冒着被“割尾巴”的风险，到各地去“鸡毛换糖”、而且“鸡毛”和“糖”的交换又逐渐演变成各种小商品的交换。直到改革开放前，义乌地瘠人贫，经济落后，197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在浙江省各县(市)中的排名位于40位之后。
因此，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义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正如改革开放以前，当地人形象地将义乌的情况概括为“三无”:没有区位，既不靠海也不沿边，浙中盆地信息闭塞，没有矿产，能源贫瘠，人均耕地稀少。没有基础，配套设施简陋，缺乏工业基础。义乌最初唯一能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因此，按照经济学理论原理，我们不能找到义乌可以发展成为国际商品集散中心的可能性。但是义乌恰好就已经发展成为这样的市场了。
1999年，义乌老城区鸟瞰图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义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就会发现，经济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背后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背景。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长期商业氛围的熏陶，熔炼出义乌人特有的群体性格和当地优秀的商业文化。义乌能够得以腾飞，其深层的核心原因之一就在于义乌商业文化底蕴，在于义乌能够迅速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传统。
义乌自古以来就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农耕文明、伦理道德与宗族体制的结合体，这种封建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排斥商业精神。统治者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并以政治力量人为地划分“士农工商”等级。可以说，整个社会浸透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取向。然而，对于千百年来占主流地位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务实的义乌人早就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修正。探求义乌商业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越国的范蠡助勾践复国之后全身而退，弃官位，辞荣华，携西施“乘舟浮海而去”，成为中国弃士从商的第一位文人，而此事就发生在与义乌毗邻的诸暨。到了明代，浙江文人叶适、陈亮、昌祖谦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功利主义哲学，对当时义乌人“务实重商”、“通商惠工”、“义利并存”的商业文化十分推崇。人多地少的义乌土地相当贫瘠，力耕所得仍不能果腹。古书中多有义乌人“俗勤耕织”的记载;明朝县令熊人霖也有义乌人士质民勤”的评说。而民间谚语“锄头柄、六尺长，放倒就有半年粮”等，都体现了义乌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
义乌农民历来有着“鸡毛换糖”交易的传统，逐渐成为当地农民世代绵延借以安命度日的一项重要副业。义乌货郎人们形象地称作“敲糖帮”。方式，造就了义乌人肯于吃苦、擅长经商、敢于适应各种环境的坚，“敲糖帮”那独特的生存环境和谋生韧性格。
文化是宝贵精神财富的积累，同时其精神内核也在不断的发展。“义乌精神”的内涵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持续创新的过程。1989年，义乌市委向全市各阶层群众征集意见，将“义乌精神”凝炼概括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八个字。优秀的商业文化拉动了当地经济的腾飞，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义乌精神”也逐渐演化出新的内涵。2006年8月，经过一场关于新时期“义乌精神”表述语的大讨论后，“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成为义乌新时期商业文化的集中体现。
义乌人具有可贵的吃苦和学习精神,“勤耕好学”几个字便是最好的概括。自古义乌就有“三个五更抵一工，日日起早勿会穷的俗语流传。而据相关史料记载，义乌籍名见史书列传的，从后汉书直至清末共计37人，从古代“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到元代纂修《宋史》、《辽史》、《金史》的总裁官黄活以及明代主修《元史》的王祎等，皆以其道德文章闻名于世。从“鸡毛换糖”时代开始，走南闯北的义乌人就学会了四处捕捉商机。改革开放以后，义乌商人更是从外面带回了信息和经验，搞起了自己的企业或经营项目，其他人看到先行者丰厚的利润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发现有利可图，就纷纷学习、效仿，从而产生了由许多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所结成的产业集群或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业集群，正的外部效应由此产生，进一步奠定了义乌商圈在国内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义乌货在国内市场上的份额逐渐扩张，资本日益充实后，许多商人又纷纷出国考察，学习国际市场上同类商品生产的先进经验，开始了新一轮创业。
在巨制大作《灰画集》中，曾引用《焚余集》的一个论点:义乌将士是明代军队最负盛名的兵勇之一:“……各处民兵，有可选用，义乌犷悍，壮壮颇多。”明代倭寇侵扰之时，“戚家军”的3000名义乌勇士刚猛果敢，屡建殊勋奇功，更被誉为“兵样”，为平息倭乱立下汗马功劳，也为义乌历史留下了最为璀璨夺目的佳话。
我国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中，“安土重迁”和“父母在，不远行”的意识根深蒂固，人们往往不愿意抛舍现有的人际关系来进行空间的迁徙。而义乌商人从年少开始就习惯于走南闯北，乐于熟悉并适应陌生环境。义乌商人不仅给义乌带回了丰厚的物质财富，而且直接参与了许多地区的市场开发，特别是新疆乌鲁木齐福建建阳、北京通县、海南海口、广西凭祥等地，无不是义乌经商者的聚集之地，义乌商人资金和经营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创业意味着冒险，因为风险从来都与收益并存。义乌人对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也很强，极富冒险意识，更敢于为了正当的商业利益面倾力面为。1982年，义乌县政府牵头兴建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紧接着县委宣布“四个允许”一次敢为人先的“政治冒险"。更重要的是，义乌的社会环境允许，鼓励农民从事商业活动，这不失为失败、宽容失败，敬佩敢于拼搏的失败者。从“鸡毛换糖”的拨浪鼓队伍中脱颖而出的义乌富贾们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其经商历程几乎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史和令人心酸的创业史。又乌人身上普遍具有承受超常压力的心理素质、灵活变通的精神风貌和刚正勇为的行为特征。
义乌人自古好客，把客人看成是带来财富的“龙”，因此有“客人是条龙，不来就要穷”的古训。如果说“耕好学”和“刚正勇为”这两种精神更多是“敲糖帮”和“义乌兵”留下的宝贵财产，那么“诚信包容”则更好的体现了义乌传统文化和当代文明的完美融合。
在义乌，人与人相处重真诚，人们常以“算计别依一千，自己划到八百”相告诫。在义乌，每一个行业从来不回避竞争，也司样避免无序竞争的出现。义乌商人习惯于同行之间的公平竞争是为数众多的经营、生产同一产品的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能够在同一个市场或区域竞合共处，协力将产业做大做强的关键。例如，义乌的袜业产业集群能够集中全球最大的几家袜业集团，就同竞争与诚信包容并存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据统计，目前长期在义乌做生意的外国人多达8000多人，他们能在各种文化的撞击与交融之中扎根义乌、这同当地竞争与诚信包容并存的商业传统密不可分。
华人商帮支系庞大，历史上先后涌现出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时至今日，晋商、徽商辉煌不再，浙商异军突起，成为中国最为闪耀的第一大商帮。而这背后，浙商文化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文化的孕育和发展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有密切联系。浙江东部靠海，无明显的资源优势。正是这样的地理条件，孕育了浙商敢于冒险勇于进取的闯劲儿、开放的视角、共同协作的合作精神。
浙江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向来推崇“重农抑商”但在浙江，却出现了陈亮、叶适、吕祖谦、王明阳、黄宗羲等伟大的思想家，大胆提出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思想。他们认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义利并存，大贾可官”商理论，并成为浙商文化的重要思想渊源。此外，浙江地处沿海，“工商皆木”明朝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技，否定了传统的抑术，使得浙江人较早接触到商品经济，对其思想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大批浙江人到海外谋生成为海外华侨，又进一步促进了浙江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因此，浙商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商业文化。它既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又对其进行扬弃，带有很多具有浙江的地方特色。
改革开放前的义鸟，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基础薄弱，国家投资极少。改革开放初期，各地小商品市场纷纷涌现，许多市场在启动时间、区位优势、交通条件和经济基础等硬件方面来讲都要优于义鸟，但只有义乌建成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这不仅归功于义乌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和企业的勤耕好学作风，关键的是得益于义乌政府的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客观定位。
义乌政府充分尊重和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改革开放之初，义乌县委、县政府尊重老百姓的选择，帮助老百姓找到和确定了经营小商品这条富裕之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义乌的广大群众就开始冲破农民不能“弃农经商”、“搞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等种种“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条文的束缚。1978年底，久富“鸡毛换糖”经商传统的义乌稠城、廿三里两镇农民开始适应市场需求，在乡镇街路上摆起地摊，出现了第一批由“鸡毛换糖”货郎担演变而来的小商品摊位，小商品市场在城乡街头自发形成。随着各地客商的口口相传，买卖日益兴旺，并逐步形成了交易地址和时间相对固定的“马路市场”。
1982年9月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开业时的情景
初创的小商品市场基术上属于区域性产地市场、经营者多属自产自销，也有少数小商贩:这阶段的市场流通空间较小，商品种类少档次低，交易方式也很简单。这个时期、还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对市场的萌芽，普遍采取劝阻、罚款、驱赶、打击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方式，对于农民能否进城经商、是否允许长途贩运等问题，上上下下颇有争议，政策也尚不明确，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准经销工业品，个体户不允许从事批发经营，“三不规定”仍然存在。所以，农民到周边的乡镇集市买卖小商品，经常被当时政府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的工作人员赶出市场并处以罚没。为此，看到“打办”工作人员来了，他们就收摊躲避，当“打办”工作人员走了，他们又摆摊做买卖，“你赶我躲，你走我摆”的情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打办”领导感到非常头疼，下决心要割掉在集市中做买卖的资本主义尾巴，1982年8月，向县委提交了一份要求取缔义乌朱店街摊点的报告。
当时的义乌县委书记看了这个报告后，马上从县委县政府两个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对在义乌朱店街集市里摆摊的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当时的调查组中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到集市中做小商品买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割掉资本主义的这个尾巴;另一种认为，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和利用农闲季节到集市摆摊，如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是发挥农民积极性，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一条途径，应该发扬光大。县常委扩大会议上，调查组向与会领导进行了专题汇报，两种声音争论十分激烈。党委书记总结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率先在农村实行改革开放，把农田包干到户，解决广大农村农民的吃饭问题。农民利用农闲季节到城镇集市摆摊设点，利用集市进行间歇性的小生意，也是为了改善生活，农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也稳定了。
义乌一无丰富的自然资源，二无以工矿企业为依托的生产企业，在城镇集市摆摊做小买卖，也许是发展义乌特色经济的捷径，应大力扶持，使集市兴旺起来。会上，义乌县委常委会作出决议，拟定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发布了奠定义乌市场在全国率先蓬勃发展的一号《通告》，实施了“四个允许”、“五项扶持”政策四个允许是: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和允许多渠道竞争;五项扶持是:政治上鼓励、资金上照顾、技术上指导、税收上优惠和法律上保护。
作为浙江的一个地区，义乌商业文化同样具有浙商文化的内涵，具体如下:。
第一，重利尚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重信”“不欺”、“克勤克俭”等，影响着商人的经商行为。浙商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儒家的“重义”思想，恪守诚信之道并且将信用发展成为其强项，从企业的组成来看，浙商多采用合伙制，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在融资方面，浙商进行资金互助和拆借非常便利，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撑。而且在其致富后，大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帮助更多的同族同乡发财致富。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扬弃，重义但也尚礼，勇敢追逐利润，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具有积极稳健的政治态度。浙商不像徽商那样寄希望于官场，也不像粤商那样远离官场。他们能够理解政治本身就是巨大的财富，经营管理离不开政治。因此，他们谨慎悉心地经营着政治关系，将政治转化成为促进自身发展的强烈推动力。浙商积极参政议政，不少优秀企业家还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然，政府同样利用浙商的这一特征，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激励浙商发展热情。
第三，具有敏锐的战略眼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曾说:“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正是这种机警锐，使得浙商对市场把握准确，对市场变化进行快速反应。而且能够从现状中意识到很多发展机会，并积极进行战略部署，往往抢占市场先机。第四，有着很强烈的个人自主的价值取向。他们“宁为鸡首不为凤尾”，不甘心终身为他人打工。一方面，他们敢于自我创业并表现出惊人的奋斗热情;另一方面，在经营过程中，时刻争做最好，体现出了强烈的竞争意识。不少浙商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却在商界勇敢打拼，不断摸索经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第五，注重以人为本。浙商把家族资本和传统文化观念(即儒家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产生了一种特有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快速发展。他们讲究德行，在商场上重信誉，守信用，以诚待人。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相辅相成的道理，能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很多浙商重视感情投资，创造条件尽量满足职工的需求，努力搞好职工福利。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使企业中所有的成员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在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念激励和诱导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
第六，敢打敢拼，但并不盲目贪大。浙商文化的重要内涵之就是务实。他们“不以利小而不为”，见微知著，以小搏大。大多数浙商选择从事跟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传统行业，通常是一村一业、一乡一业。比如打火机、竹牙签、袜子等等，即使每件产品只赚一分钱，这些小商品从产业前端到末端基本集中在一个区域内，集约化程度非常高，在信息、市场、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信息传输快捷的优势。因此，他们也更容易成功，从小做起，积少成多，在积累资本的同时，也积累了市场经验，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小商品、大市场”的奇迹。
第七，秉承以和为贵的传统，合作意识强。浙商遍及海内外，保持其强烈的生命力。这与浙商的隐忍自谦，和气待人的品行有关，对于不同的环境都能泰然处之，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此外，浙商的合作意识非常强，尤其是在异乡发展时，其地缘、血缘观念非常强，相互扶持，同舟共济。其所到之处，必结成商会，集体力量大大弥补了个体能力的不足。一旦会员出现问题，商会马上组织当地的企业家与政府及行业组织进行交涉。商会不仅提升了其谈判能力，也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在运行成本和效率上都取得了优势。这也是浙商能够以“小商品”发展成“大产业”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