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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03

导读：当前的供应链调整是企业应对政策冲击的理性迂回，广谱关税的安全收益有限却推高自身成本；发展中经济体需抓住生产转移窗口同步构建内生能力；地缘经济政策需尊重价值链的网络属性，在安全目标与经济效率间寻求平衡。

摘要

近年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引发市场对“供应链脱钩”的普遍关注，多数判断以双边直接贸易数据为依据，认为美国对华供应链依赖已显著下降。本文基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系列研究与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发展政策报告，以附加值贸易为主要观察视角，系统梳理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典型事实，从企业行为、发展效应、政策工具三个维度展开经济学分析，厘清脱钩进程的真实进展与约束条件。研究显示，美国自华直接货物进口占比已从2017年的22%降至2025年的9%，但以附加值衡量的中国内容占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大量中国中间品通过墨西哥、越南等经济体迂回进入美国市场。全球价值链仍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增长动力，但收益分配不均问题长期存在，且地缘碎片化、标准升级与价值链服务化趋势共同抬高了进入与升级门槛。美国推出的互惠贸易协定试图从多维度管控间接供应链，却受限于区域生产网络的深度依存、伙伴国的两难处境与法律基础的脆弱性，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分工格局。本文认为，当前的供应链调整是企业应对政策冲击的理性迂回，广谱关税的安全收益有限却推高自身成本；发展中经济体需抓住生产转移窗口同步构建内生能力；地缘经济政策需尊重价值链的网络属性，在安全目标与经济效率间寻求平衡。

一、从直接贸易到附加值：脱钩事实的再审视

（一）表层数据下的直接脱钩印象

自2018年美中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国对华关税水平持续走高，叠加后续的互惠关税政策，目前美国对华进口商品的加权平均税率约为34%。最直观的变化体现在双边直接贸易数据上：2017年美国货物进口中有22%来自中国，到2025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9%。这一变化被很多观察者视为脱钩政策见效的证据，认为美国供应链正在快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但直接贸易数据统计的是货物过境时的总价值，无法反映全球分工下的真实价值来源。过去中国常以加工组装角色参与全球价值链，出口商品中包含大量来自日韩等经济体的中间品，因此当时中国对美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低于总出口额。如今随着供应链布局调整，贸易流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直接数据已经无法准确衡量美国市场中的中国内容占比。

（二）附加值视角下的真实依存关系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附加值贸易核算，可以追踪各国价值在供应链中的真实流向，更准确地反映一国对最终市场的实际贡献。核算结果显示，自贸易摩擦启动后，中国对美直接出口额有所波动，但对美附加值出口始终保持上升趋势，到2020年已经比直接出口额高出34%，且两者的差距仍在扩大。

从占比来看，2017年美国进口中的中国附加值约有16%通过第三国间接进入，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经升至四分之一。对应的整体占比变化则更为平缓：同期美国自华直接进口占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但中国附加值在美国总进口附加值中的占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间接渠道占比上升的现象只出现在美国，其他G7经济体并没有类似的调整，说明这不是全球供应链的普遍趋势，而是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催生的特有变化。

分经济体和行业看，墨西哥和越南是中国附加值转输美国的最主要枢纽，两国的电气与光学设备行业中国内容占比提升最为明显。其中越南主要承担最终组装环节，出口商品中的中国中间品占比很高；墨西哥除组装外，还提供部分更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同时其出口中也包含大量美国本土内容，两国在价值链中的角色存在明显差异。

二、企业的理性选择：供应链迂回的微观逻辑

（一）关税冲击下的生产布局调整

关税本质上是对跨境商品征收的额外成本，企业会基于成本最小化原则调整生产布局，以规避或降低关税负担。当美国只对中国直接出口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时，企业面临两个选项：要么继续直接从中国进口、承担关税成本，要么把最后一步组装环节迁移到第三国，使用中国生产的中间品完成加工后再出口美国。只要搬迁成本、额外物流成本与合规成本之和低于关税成本，企业就会选择第二种方案。

这种调整并不是真正的产能转移，也没有把中国从供应链中剔除，只是把生产链条的最后一环挪到了第三国，核心的零部件、原材料仍然来自中国。对企业来说，这是在政策约束下的最优选择；对宏观数据来说，就出现了直接自华进口下降、但中国附加值下降幅度很小的反差。很多所谓的“供应链转移”，其实只是统计口径上的转移，真实的分工依存关系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二）供应链延长的效率成本与分担格局

生产链条的拉长必然带来额外的经济成本。除了多出来的物流、仓储和管理费用，企业还要应对多国生产的协调成本、合规成本，这些都会推高最终商品的价格。已有大量研究证实，美国对华关税的成本主要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承担，供应链拉长带来的额外成本最终也会落到美国市场主体身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成本分担的不对称性。目前只有美国推行了如此大规模的对华关税政策，其他G7经济体并没有跟进，这意味着美国企业需要独自承担供应链重构的额外成本，而其他发达国家的同行则不用面对这笔开支。这种成本差会削弱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在出口市场上，美国产品会因为成本更高而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说，广谱关税政策付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代价，换来的却不是真正的供应链去中国化，只是更迂回、更昂贵的供应链。

三、发展中经济体的机遇与困境：价值链的发展效应再评估

（一）价值链参与的增长红利与分配不均

过去三十年间，全球价值链贸易快速扩张，目前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量的约一半。发展中亚洲是这一轮扩张的主要受益者，其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9%提升至2024年的18%，带动了大量就业与经济增长。但参与价值链并不等于能拿到对等的收益，能否在价值链中实现升级，才是决定长期增长表现的关键。那些能够拓展产业门类、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的经济体，增长速度明显更快；一直停留在低端组装环节的经济体，增长后劲则相对不足。

同时，价值链收益的分配并不均衡。国家层面，规模小、地理位置偏远的经济体很难融入核心生产网络，长期处在价值链边缘，分到的红利十分有限。经济体内部，大型企业拿到了大部分收益，小微企业要么难以进入价值链，要么进入后也无法实现升级；不同群体的受益程度也有差异，非正式工人、女性从业者更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收入提升空间有限，资本所有者则从价值链扩张中获得了更高的回报。

（二）新环境下的进入与升级门槛抬升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抬高了后发经济体进入和升级的门槛。外部环境方面，地缘政治碎片化提升了贸易投资的不确定性，气候相关的合规标准越来越多，各国工业政策的回归也改变了跨国企业的布局逻辑。价值链自身的演化方面，服务化、无形化、自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制造业出口中包含的服务内容持续增加，数字技术、品牌、设计等无形资产的占比不断提升，自动化生产也在替代大量低技能劳动。

这些变化意味着，过去发展中经济体靠低成本劳动力切入组装环节的路径越来越难走通。现在进入价值链不仅需要成本优势，还要满足合规、数字能力、配套服务等多重要求；想要升级就更难，需要在技术、品牌、高端服务等方面有足够积累。对低收入经济体和小微企业来说，这些门槛的提升大大压缩了它们的上升空间，原本的追赶路径变得越来越窄。

（三）包容性发展的政策协同方向

要让价值链继续发挥发展带动作用，需要跳出过去只靠成本竞争的思路，构建多维度协同的政策体系。首先是互联互通建设，完善物理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接入价值链提供基础条件，这对小企业和偏远地区尤为重要。其次是国内能力建设，加大技能培训投入，搭建本土创新体系，这是实现价值链升级的根本支撑，也能让更多群体分享到价值链收益。第三是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既要保障货物和服务高效跨境流动，也要帮助企业理解和满足不断更新的国际标准，降低合规成本。最后是优化投资与市场准入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对接广阔的终端市场。

这四类政策不是各自独立的，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比如只有便利的通关环境，没有对应的产业和技能基础，企业还是只能停留在低端环节。同时很多基础设施、标准协调属于区域性公共品，单个国家难以独立完成，需要加强区域内的合作，共同降低价值链的进入门槛。

四、新型贸易工具的尝试：间接脱钩的边界与局限

（一）互惠贸易协定的设计逻辑

针对中间品迂回的问题，美国推出了一系列互惠贸易协定，试图搭建间接脱钩的政策框架。截至2026年5月，已有9个经济体和美国签署了相关协定，其中5个来自亚洲、4个来自拉美。这类协定不同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只是聚焦市场准入，更多是用来管控全球价值链中的地缘风险。

具体来看，协定从三个维度管控间接渠道：一是管控伙伴国的进口端，通过强迫劳动相关禁令、进口排除清单等规则，把美国已经限制的商品挡在伙伴国之外；二是管控伙伴国的对外经贸关系，要求伙伴国在美国对第三国实施限制时采取类似措施，部分协定还明确要求伙伴国不得与中国签署优惠贸易安排；三是管控生产网络的参与主体，通过第三国受控企业规则、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原产地规则等条款，限制中国资本、技术和中间品在伙伴国生产体系中的占比。不同伙伴的义务强度并不相同，整体是一套灵活的政策工具箱，根据各国在价值链中的角色设定差异化要求。

（二）难以持续的三重现实约束

尽管设计上覆盖了多个维度，但这套间接脱钩框架面临三重现实约束，长期可持续性存疑。

第一是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的深度嵌入。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很多中间品比如稀土永磁、动力电池、基础电子零部件等，中国的产能和供应链优势短期内难以替代。当前全球AI基建带动硬件需求大涨，很多基础零部件只有中国能够满足大规模量产需求，完全摆脱中国供给并不现实。数据显示，2024年仅越南一国对美出口中就包含超过240亿美元的中国附加值，台湾地区也超过120亿美元，这种依存格局不是短期政策能改变的。

第二是伙伴国的两难处境。签署协定的经济体大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同时也深度参与区域生产网络，和中国的经贸联系十分紧密。如果严格落实美国的要求，可能面临中国的反制风险；如果不落实，又会被美国加征互惠关税、失去市场准入资格。这种两头承压的处境让伙伴国很难全力推进协定落地，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伙伴国通过国内立法来落实协定义务，国内层面也存在不少反对声音。

第三是法律基础的脆弱性。这类互惠贸易协定依托的是美国总统的紧急关税权力，如果这一权力的合法性被最高法院推翻，整个协定框架就会失去核心支撑。尽管美国还有其他贸易工具可以备选，但替代工具的约束力和灵活性都会打折扣，间接脱钩的推进力度也会受影响。

总体来看，互惠贸易协定只是搭建了间接脱钩的制度框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反而会不断暴露脱钩政策在深度一体化生产网络中的局限性。

五、综合讨论：价值链重构的三重张力与启示

（一）政策目标与微观行为的张力

美国脱钩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降低供应链依赖、提升经济安全，但目前采用的广谱关税工具针对性不足。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始终以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决策准则，会用各种方式规避政策成本，迂回组装就是最典型的应对方式。结果就是政策在表层数据上看起来效果显著，直接进口占比大幅下降，但真实的供应链依存并没有明显降低，反而付出了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的代价。这种目标与手段的错配提示，贸易政策需要从“广谱打击”转向“精准施策”，聚焦真正存在安全风险的领域，既提升政策有效性，也降低不必要的经济代价。

（二）嵌入机遇与升级瓶颈的张力

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美中供应链调整带来了新的嵌入机遇，出口规模扩大、外资流入增加，带动了就业和短期增长。但这种嵌入大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组装环节，想要往价值链高端走，面临的门槛比过去更高。如果只满足于做“中转工厂”，不注重国内能力建设，就会长期被锁定在低端环节，拿不到价值链的主要收益，还容易在地缘博弈中陷入被动。因此发展中经济体不能只盯着短期的出口增长，要同步推进技能培养、产业升级和创新体系建设，把生产转移的窗口期转化为能力升级的机遇期，实现从“参与价值链”到“升级价值链”的跨越。

（三）地缘诉求与经济规律的张力

地缘政治的诉求是推动供应链阵营化、降低相互依存，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其自身的经济规律。产业生态、配套能力、规模优势这些因素的形成需要长期积累，不是行政命令能快速改变的。强行推动脱钩和阵营分割，必然会牺牲经济效率、推高生产成本，而且越复杂、越依赖配套生态的产业，重构的成本就越高。地缘政策可以改变供应链的布局节奏和路径，却无法完全推翻分工的经济逻辑。政策制定需要尊重价值链的网络属性，在安全目标和经济效率之间寻找平衡，避免走向极端化的脱钩路线。

总体而言，当前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地缘冲击下的适应性调整，而非分工格局的根本性逆转。直接贸易数据的大幅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在政策约束下的迂回策略，真实的依存关系比表层数据体现得更深。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认清脱钩的现实边界，用更精准、更务实的方式平衡安全与发展，才是更可持续的选择。

本文内容的引用格式与著作权如下

1.Lovely M E, Wan C. Made with China: The Limits of US Trade Decoupling[R].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2026.

2.Foster-McGregor N. Asian Development Policy Report 2026: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26.

3.Wan C. New US 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 Framework for Indirect Decoupling[EB/OL].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log, 2026.

4.Subramanian A. Geopolitic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d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EB/OL].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nline Seminar,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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