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SMJ）Volume 47, Issue 8 共收录 8 篇研究文章，主题横跨企业政治战略、风险投资、创新价值、投资者心理、组织烙印、利益相关者治理、监管执行与财报电话会议中的语言互动。本期论文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回答一个战略管理中的经典问题：当环境充满不确定性、资源价值发生变化、外部评价者拥有影响力时，企业究竟如何行动？有些文章把焦点放在企业如何从政策制定者那里获取信息，有些文章关注家族控制如何改变 VC 的投资边界，有些文章则提醒我们：技术突破、社会运动、历史伙伴关系和分析师提问，都可能以非线性、非均衡甚至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企业战略结果。
本期文章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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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Yang，Information-seeking lobbying and strategic stockpil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2127–2150。 -
Valerio Pelucco，Families in venture capital，2151–2176。 -
Giacomo Marchesini 与 Giovanni Valentini，When creation and capture diverge: Why breakthrough inventions do not break through alike，2177–2207。 -
Matthew P. Mount、Henry Tue Le、Gary Bowman 与 Christopher Golding，Thinking and feeling about novelty: How cognition and emotion shape investment in novel ideas，2208–2234。 -
Kunyuan Qiao、Shon R. Hiatt 与 Wesley D. Sine，From armed roots to airline routes in South America: A dual imprinting perspective，2235–2271。 -
Todd Schifeling、Thomas P. Lyon 与 Ion Bogdan Vasi，Beyond coal: When can outsider stakeholders drive transformative change?，2272–2305。 -
Benjamin Barber IV、Gianluigi Giustiziero 与 Simon Weschle，Persuasion in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How firms snitch on rivals to encourage regulatory enforcement，2306–2340。 -
Nandil Bhatia、Wei Cai 与 Sameer B. Srivastava，Throwing curveballs: A language-based model of curveball questions in quarterly earnings calls uncovers their consequences and antecedents，2341–2389。
一、政治战略不只是“影响政策”，也可以是“获取信息”
本期开篇文章来自 Bo Yang，研究主题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如何进行“信息寻求型游说”。传统上，企业游说常被理解为“影响政策结果”：企业试图改变政策内容、税率、监管范围或豁免安排。但这篇文章提出了另一个机制：企业也可能通过游说提前获得政策走向信息，并据此调整市场行为。
文章以 2018 年美中贸易战为场景，利用美国企业运输记录、企业层面的游说披露和产品层面的关税信息，追踪企业在具体产品—月份层面的进口行为。研究发现，参与游说的企业在关税清单公开之前，就增加了后来会被加征关税产品的进口，也就是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战略性囤货；这种选择性囤货模式在关税清单公布之后消失。文章进一步发现，对已经提前囤货的产品，游说企业后续更不可能申请关税豁免，说明信息寻求型游说可能带来“双重收益”：既帮助企业提前调整供应链，又减少后续与政府互动的成本。
这篇文章的管理启示很直接：政府事务部门不应被视为远离运营的一项“外部关系职能”。在高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中，政府事务、供应链、采购和库存管理必须联动。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政策信息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资源，而速度、准确性和组织内部传递能力，决定了这种资源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
二、家族 VC：介于金融纪律与乡土嵌入之间的新型组织形态
Valerio Pelucco 的Families in venture capital把家族企业研究带入风险投资领域。文章提出“Family VCs”这一被忽视的组织类型：由家族成员显著参与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它们不同于家族办公室，也不同于家族企业旗下的 CVC 部门；Family VCs 仍然遵循 VC 基金逻辑，依赖 LP 资金、有限基金期限和回报压力，但同时又受到家族身份、地方网络和社会情感财富的影响。
研究显示，Family VCs 更倾向于投资地理上更近的创业公司，也更倾向于与本地投资者联合投资。这种本地倾向在基金以家族命名、家族更深度参与决策时更强。作者认为，这一模式同时反映了两种机制：一是理性的本地知识优势，家族在本地社区中拥有更好的信息与关系；二是非理性的 home bias，即出于身份、声誉、社区责任或情感纽带而偏好本地交易。研究还指出，当绩效压力较低时，这种 home bias 更明显；当基金必须向 LP 证明财务表现或面临更高融资压力时，金融纪律会压制非经济性偏好。
这篇文章对 VC 研究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VC 都是高度理性的金融投资者”这一简化假设。对创业者而言，识别投资人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嵌入程度，可能和识别其基金规模、行业偏好一样重要。对 LP 而言，Family VC 的本地网络可能是差异化优势，也可能带来过度本地化和选择偏差。
三、技术突破不等于经济突破：创新价值的“创造—捕获”裂缝
Marchesini 与 Valentini 的文章讨论了一个创新管理中的核心问题：什么才算真正的 breakthrough invention？传统研究常用专利前向引用衡量技术质量，也有研究用专利授权日的异常股票回报衡量经济价值。常规假设是，两者大致同向：技术上越重要的发明，经济价值越高。
但这篇文章发现，到了最极端的突破性发明区间，这种相关关系会消失，甚至反转。作者使用美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比较“技术质量”（前向引用）与“经济价值”（专利授权日异常股票回报），发现最优秀的技术专利并不必然是市场最看重的经济专利。文章把这种分离解释为价值创造与价值捕获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并指出专利新颖性、互补资产可得性和竞争动态会推动两者朝不同方向变化。
这篇文章的实践意义非常强。企业研发部门不能只用引用数或技术先进性判断突破；资本市场也不能只用短期市场反应判断长期技术潜力。真正稀缺的是同时管理“创造价值”和“捕获价值”的能力。文章还指出，能够在技术 S 曲线之间进行异步多元化布局的企业，往往更有机会同时获得技术突破与经济突破带来的溢价。
四、投资新颖想法时，人们既在“思考”，也在“感受”
Mount、Le、Bowman 与 Golding 的文章将创新战略中的“框架效应”推进到情绪层面。已有研究强调创业者或管理者如何通过语言框架影响投资者认知，例如强调愿景、可行性、市场机会或社会价值。但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投资决策不仅是认知判断，也是情绪反应。
作者基于评价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和情绪研究，提出两条“评价—情绪”路径。对于经济动机更强的投资者，他们默认关注可行性、路径和执行；如果创业者使用高解释水平的抽象框架，也就是讲清楚长期愿景和战略方向，就可能激发“希望”（hope），提高投资意愿。相反，对于非经济动机更强的投资者，例如使命驱动型或影响力投资者，他们默认关注意义、价值和社会影响；如果创业者使用低解释水平的具体框架，把宏大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执行的现实图景，就可能激发“敬畏”（awe），提高投资意愿。作者通过三项研究找到了部分支持。
这篇文章给创业融资和内部创新提案一个很实用的建议：不要简单迎合投资者已有偏好，而要补足其评价盲区。面对财务导向投资者，不只是讲数字，也要讲清楚为什么这个机会值得押注；面对使命导向投资者，不只是讲愿景，也要让愿景具体化、可执行化。
五、创始伙伴留下双重烙印：能力可以助推扩张，身份也可能制造阻力
Qiao、Hiatt 与 Sine 的文章把组织烙印理论推进到“双重烙印”视角。研究对象是 1919–1984 年间创立的南美航空公司，焦点是创立时期与军方伙伴的关系如何影响后续国际航线扩张。
文章提出，创始伙伴关系会留下两类不同烙印。第一类是内部能力烙印：军方带来的操作流程、安全规范、纪律化训练和隐性知识，能够提高运营表现，并帮助航空公司国际化。第二类是外部身份烙印：外部监管者和利益相关者可能把具有军方渊源的航空公司视为政治或安全风险，从而限制其进入外国市场。更重要的是，两种烙印的持久性不同。内部能力更深地嵌入组织流程和知识结构，因此更持久；外部身份依赖外部受众认知，因此更容易随政治事件变化。文章还发现，空管系统从军方转向民用会削弱军方能力优势，而军事政变会强化军方身份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篇文章的启示不只适用于航空业。创业公司与强势伙伴合作时，往往只看眼前资源：资本、声誉、客户、技术、渠道。但本文提醒管理者：伙伴不仅带来能力，也带来身份标签。能力可能变成长期优势，身份也可能在未来某个政治、社会或监管环境中转化为负债。
六、外部利益相关者何时能推动真正的转型？
Schifeling、Lyon 与 Vasi 的Beyond coal研究外部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社会运动组织，何时能够推动企业进行转型性改变。文章结合新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指出组织通常会把提供关键资源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治理，而把资源价值较低或没有直接交换关系的群体排除在外。但当环境变化削弱既有资源价值时，外部群体可能通过与内部利益相关者结盟，打破组织惯性。
研究场景是美国电力行业中的 Beyond Coal 运动。文章讨论了煤电资产在天然气竞争、监管变化和老旧基础设施压力下受到冲击的过程，并考察社会运动、消费者倡导者、生产型消费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如何影响公用事业公司退役煤电机组或投资太阳能。研究发现，营利性公用事业公司通常较不容易受外部运动影响，但当环保运动者与消费者倡导者结盟时，更可能推动煤电退役；当运动者与生产型消费者结盟时，更可能推动太阳能投资。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它没有简单把社会运动视为“外部压力”，而是把企业看作多方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场域。外部行动者能否推动转型，取决于它是否能找到组织内部的盟友，以及这些盟友的利益诉求指向“退出旧资源”还是“探索新资源”。
七、企业也会“告密”：监管执行阶段的政治市场
Barber、Giustiziero 与 Weschle 的文章研究了一个少被讨论的企业政治活动：企业向监管者提供竞争对手违规信息，试图促使监管者处罚对方。作者称之为“告密”。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游说政策制定，而是发生在政策执行阶段的非市场战略。
文章基于政治市场理论和贝叶斯说服模型，解释企业何时有动机向监管机构报告竞争对手。核心逻辑是：在监管执行阶段，监管者像侦探或裁判，面临信息不对称，需要发现谁违规、违规有多严重；企业竞争者则可能掌握行业内的违规线索。研究使用美国环保署对 8000 多个设施、12 年的执法数据，发现当竞争对手的潜在违规可能造成显著社会伤害时，企业更可能进行“告密”；而 EPA 更可能处罚处理大量有毒化学品的设施，且这一效果在竞争对手积极游说 EPA 时更强。
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企业政治活动不只是“帮助自己获得政策好处”，也可能是“让竞争对手承担监管成本”。它也提供了一个更复杂的公共政策视角：企业提供的信息可能提高监管效率，但也可能加剧不平等，因为更有政治接触能力的企业，可能更能影响监管注意力的分配。
八、财报电话会议中的“曲线球问题”：语言、市场反应与评价权力
本期最后一篇文章来自 Bhatia、Cai 与 Srivastava，研究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的“曲线球问题（curveball questions）”。作者定义的曲线球问题是一种“切题但难以预测”的问题：它与管理层刚刚讨论的内容相关，因此难以回避；但又相对于过去话语路径来说难以预料，因此可能打乱管理层准备好的叙事。
文章使用 FinBERT 等金融文本模型构建语言测量方法，分别衡量问题的“切题性”和“困惑度”，并将二者结合为曲线球得分。研究样本包括 2011–2021 年美国 5609 家上市公司的 126,910 场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作者发现，电话会议层面的曲线球指标能够预测绝对收益、绝对异常收益和公司平均分析师评级变化。文章还识别了更可能提出曲线球问题的分析师类型，以及更容易收到这类问题的公司特征。
这篇文章的管理启示很现实：企业不能只准备“常见问题清单”。真正危险的问题往往不是离题问题，而是切中管理层叙事核心、但从未按既有路径出现的问题。对管理层来说，财报会准备不只是信息披露准备，也是实时评价场景中的应变能力建设。对研究者而言，这篇文章展示了自然语言处理在战略管理中的潜力：它不仅能测量文本情绪或语调，还能捕捉互动中的结构性挑战。
三点启示
第一，非市场战略正在从“影响规则”扩展到“利用信息”。Bo Yang 的贸易游说研究强调政策制定阶段的信息优势，Barber 等人的监管执行研究强调竞争者信息如何影响监管注意力。这两篇文章共同说明，企业政治活动的核心不只是改变政府决策，也包括获取、传递和利用政策信息。
第二，战略价值往往来自双重张力的管理。Family VC 要在家族逻辑与金融纪律之间平衡；突破性专利要在技术价值创造与经济价值捕获之间平衡；军方伙伴关系会同时带来能力与身份；创新想法的呈现要同时调动认知与情绪。本期多篇文章都显示，战略结果很少由单一机制决定，而是由相互冲突的机制共同塑造。
第三，外部评价者越来越成为战略过程的一部分。社会运动、消费者倡导者、生产型消费者、监管者、分析师、投资者都不是被动环境，而是会提出要求、形成联盟、施加解释、改变资源价值的行动者。企业战略因此不只是资源配置，也是与外部评价体系、政治系统和社会认知结构持续互动的过程。
结语
SMJ Volume 47, Issue 8 的价值在于，它把战略管理的研究对象从企业内部决策扩展到更广阔的制度、政治、语言与情绪场域。它讨论的不是静态竞争优势，而是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下，企业如何通过信息、身份、伙伴、利益相关者关系和表达方式来争取行动空间。对于战略学者，本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延展和方法示范；对于管理者，它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未来的战略能力，不只是看你拥有多少资源，更要看你能否理解资源背后的制度环境、评价逻辑和社会关系网络。
附录：本期研究方法述评：战略研究如何"做出证据"
1. 政策冲击与三重差分：信息寻求型游说如何影响囤货
Bo Yang 的Information-seeking lobbying and strategic stockpiling und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使用 2018 年美中贸易战作为研究场景。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企业游说不只是为了影响政策，也可能是为了提前获得政策信息，并据此调整进口和库存行为。作者将美国企业的运输记录、企业层面的游说披露、产品层面的关税清单信息匹配起来，构造了企业—产品—月份层面的面板数据，用于观察美国上市公司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月度进口行为。研究设计利用关税清单分批公布的时间差：List 1 在 2018 年 4 月公布，List 2 和 List 3 在 6 月和 7 月公布，因此 2018 年第二季度成为一个关键的"预公告窗口"。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方法特征，是把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一个可识别的准实验设计。直观地说，如果游说提供了政策信息，那么游说企业应该不是笼统增加所有中国进口品，而是在关税正式公布前更准确地增加后来会被 List 2 或 List 3 覆盖的产品。这个设计可以概括为一个三重差分模型：
其中， 表示企业， 表示六位 HS 产品， 表示月份； 表示企业是否进行相关游说， 表示产品后来是否被纳入后续关税清单， 表示 2018 年第二季度的预公告窗口。 是企业—月份固定效应，用于吸收企业在某个月份的一般性进口能力、政策敏感性和整体库存策略； 是产品—月份固定效应，用于吸收同一产品在同一月份面临的需求、供应、运输和政策冲击。也就是说，识别不是来自"游说企业是否进口更多"，而是来自"游说企业是否在同一时期更精准地进口后来被加税的产品"。文章明确说明，企业—月份和产品—月份固定效应使识别来自游说企业与非游说企业在囤货组合上的差异，并能排除笼统囤货或产品层面共同冲击的替代解释。
作者还使用了多种辅助证据来支撑"信息寻求"机制。文章分析了企业披露的具体游说议题，发现 2018–2019 年中国相关贸易游说中有相当部分使用了"monitoring""tracking"等信息获取相关词汇；同时，作者还使用国会听证记录、政府内部通信和 FOIA 披露材料来说明关税信息在公开前已在政府内部形成，并且部分企业试图通过游说接触这些信息。
在稳健性方面，文章做了事件研究式月度估计、替代游说变量、替代进口变量、最终关税清单定义、季节性限制、仅比较有游说活动的企业、逆概率处理加权，以及对贸易协会集体游说渠道的排查。作者还进一步研究了游说与后续关税豁免申请之间的关系，构造了产品层面的囤货强度：
然后估计企业—产品层面的豁免申请模型：
其中， 是企业固定效应， 是产品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游说企业如果已经对某产品进行了更强的预防性囤货，后续更不可能为该产品申请关税豁免，说明前期信息优势可能降低后期政治参与成本。
2. 大样本 VC 交易数据与组织类型识别：Family VC 的本地偏好
Valerio Pelucco 的Families in venture capital是一个组织类型识别与大样本交易回归相结合的研究。文章要研究的是一种此前较少被系统识别的组织类型：由家族成员显著参与管理的风险投资基金，即 Family VC。方法上的难点不在于回归模型本身，而在于如何从数据库中可靠识别"家族管理型 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