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小文
来源：《历史评论》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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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史研究产生于美国史学界，经过长时间发展，全球史研究在理论建构和编撰实践两个方面推出了颇具特色的论著，对世界历史进行重新叙述，推动世界史研究新阶段到来，为历史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毋庸讳言，全球史书写与各式各样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全球史书写在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中，在试图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对非西方历史加以“重新认识和理解”，系统地对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乃至现代性加以规训，完成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和“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的学术任务。
全球史书写理论体系的建构，主要是伴随着批判和突破民族—国家话语展开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全球史研究总是针对民族—国家话语来大做文章。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看，全球史是对现代主义世界历史的改头换面，是对自身形象的重新塑造，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权力的反省和再构建；从发展中国家及其民族的视角看，在全球史话语笼罩下，他们更多地感受和体验到的是其解构性和碎片化，是对其国家、民族的历史，以及对其思维方式乃至文化价值内核的消弭和重塑。
在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暗示引导下，种族或族群、身份认同、地域认同等成为全球史研究领域的时髦课题。一些西方学者对“微观历史屈膝献媚”，以“民族的碎片”解构非洲各民族，不动声色地否定其民族史观和文化认同。例如，21世纪以来，曾在非洲殖民统治中犯下累累血债的殖民官员，摇身一变成了一些非洲国家的被殖民记忆和历史书写中的“帝国英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全球史研究中有关非洲历史研究的新动向。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研究有可能践行后现代主义路线。
微观全球史研究很自然地成了践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的理想场域，它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确有一些共性，在碎片化研究方面不谋而合。这些实践大多打着强化学理支撑、揭示历史真相的全球史研究的旗号。这样，深受欧洲学术话语和历史叙事影响，本质上为西方殖民侵略与殖民统治涂脂抹粉的所谓后殖民主义史学，便悄然兴起于历史研究“全球转向”的大背景深处。被一些西方学者津津乐道的族群、民族、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所谓现代性因素，是西方全球化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一种建构和发明。有西方学者通过重构一个以东南亚为区域主体的所谓“同质化”社会，妄图割裂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淡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中国”在一些全球史书写中越来越成为“想象的中国”，距离“历史的中国”越来越远。
（原题《全球史书写理论发展亟需突破的四重困境》，摘自《史学理论研究》2025年第5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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