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泽君视角 | 《监狱法》修改对律师刑事申诉业务的影响

一

刑事申诉中申诉人选择的核心考量在于：若由原审被告人本人提出申诉，依既往规定及实务操作，可能被认定为不认罪、不悔罪，从而影响服刑考核、改造评价及减刑、假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法释〔2016〕23号）第三条第三款已明确，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申诉权利应予保护，对其正当申诉不能不加分析地视为不认罪悔罪。但实务中为避免风险，两案均未以服刑人员本人名义申诉，而是由其配偶作为申诉人，再委托律师代理，分别向法院申请再审、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此举系基于当时制度环境与监管实践采取的稳妥安排。

新《监狱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监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将罪犯依法提出申诉、控告、检举，作为认定罪犯不服从管教、没有悔改表现的依据。”该规定较2016年司法解释更为明确、刚性更强。新法实施后，以服刑人员本人名义申诉，原则上不应再对其改造评价及减刑、假释产生负面影响。

在会见文书方面，我们亦经历过调整。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的介绍信格式较简单，为消除监狱管理机关疑虑，曾将会见事由从“为代理XX申诉案件”调整为“为代理XX配偶委托的申诉案件了解情况”，尽量减少申诉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新法实施后，此类变通做法预计将明显减少。

二

 新《监狱法》第七十条规定，罪犯与其辩护律师会见时不被监听。但需注意，“辩护律师”在申诉阶段的身份认定仍存在解释空间。《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明确，律师会见在押罪犯时，监狱可派员在场；但辩护律师会见被侦查、起诉、审判阶段的在押罪犯时，不被监听。新法将上述内容上升至法律层面，但能否将“辩护律师”的监听豁免扩展至申诉代理律师，仍有待实施细则或执行环节明确。对此不宜过于理想化，需在实践中持续观察与争取。

两案会见程序差异显著。第二起案件（基层税务干部）程序相对简单，通过线上平台预约，但因监狱每周仅固定两天可预约，且与民事律师、辩护律师共用系统，抢号困难，有时需要提前一个月才能预约到一次会见，时间保障不足。

第一起案件（正厅级干部）程序极为复杂：需先到司法厅律师工作处出具证明，再经监狱管理局审批，之后返回司法厅依次经分管领导、厅长、厅党委书记审批。最快两天获批，最长时曾等待过五天。当地不接受邮寄材料，律师须亲自在现场递交材料，严重影响效率。审批层级与服刑人员原职务级别直接相关：正厅级需厅党委审批，副厅级由监狱管理局审批，正处级以下直接向监狱申请。新法实施后，会见程序能否改善，仍有待各地执行情况检验。

现行《监狱法》对会见类型规定不足，新法吸收了《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规定》等部门规章内容，提升了法律位阶与程序规范性，进一步保障在押人员的会见权利。

三

两案均涉及财产执行。第一案判无期徒刑并没收财产；第二案因未全额退赃，涉及追缴违法所得。刑事申诉业务中，应高度关注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办理减刑、假释案件须审查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作为判断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据。新《监狱法》第三十一条进一步规定，法院应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相关文书送达公安机关，其中包含财产性判项实际执行情况材料。

此外，当事人还有同时面临刑事追缴、罚金、没收财产及民事债务的情形，形成刑民交叉问题。依《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民事优先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财产不足以支付时，按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退赔被害人的损失、其他民事债务、罚金、没收财产的顺序执行，优先受偿权应在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

第一案中，当事人被没收财产，其与家属已尽力退缴，并通过大量借款退赔，因此形成民事债务。执行中，其公积金账户资金被列入没收范围。我们指导申诉人依据相关规定，主张保留生活必需费用，并优先偿还民事债务，同时为九十多岁的母亲保留必要生活费。

第二案中，部分受贿标的为企业股份（价值约一千余万元），法院以公司涉及民事纠纷、股权变现困难为由，要求家属退缴等额现金。我们依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92条提出执行异议，主张应优先执行原物，不能直接以等额现金替代。后因担心影响当事人减刑未再坚持，但该问题仍有讨论与争取空间。

四

新《监狱法》第二十六条强化了监狱保障义务，在原第七条基础上明确：监狱应保障罪犯依法享有的权利不受侵犯，包括人格尊严、人身安全、合法财产、辩护、申诉、控告、检举及其他未被剥夺或限制的权利。

第一案中，监狱依据内部规定（限制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罪犯的亲属会见），将会见亲属范围严格限定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导致当事人女婿（具体负责会见及亲情传递）无法会见。我们依据内部规定“原则上限定在近亲属范围”的表述，主张非近亲属会见如有利于改造，应予保障。新《监狱法》第六十九条已规定：罪犯可与亲属、监护人通话、会见；与其他人员会见若有利于改造，经监狱批准亦可进行。新法实施后，此类申请将有更充分法律依据。至于特殊犯罪类型内部限制规定如何与新法衔接，尚待实践观察。

五

刑事申诉周期长、难度大，需明确服务边界。过去，经两级法院、检察院驳回后，后续申诉通常不再受理，转为信访。但目前的实际做法已经有所变化，即便案件曾经被两级法院驳回，后续仍然有可能按照申诉受理和审查，而不是简单归入信访。尤其是近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立案接待和申诉受理层面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开放，申诉人继续向上一级法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在程序上仍有空间。本人在最高法诉讼服务志愿专家值班中感受到，申诉接待量明显增加，接待态度更为包容。

基于此，个人通常仅在案件事实或程序问题非常突出时承接刑事申诉。服务阶段一般约定为四部分：向生效判决法院申诉；向上一级法院申诉；向同级检察院申请监督或抗诉；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请监督或抗诉，四个阶段结束即服务完成。即便如此，周期多为两三年起步，对律师及当事人消耗极大。

新《监狱法》为刑事律师提供了更多服务机会，刑事律师应在把握制度空间的同时，充分评估案件事实、证据、程序、财产执行、服刑权益及申诉层级等多重因素，并在此基础拓展服务空间。

新《监狱法》一方面强化了服刑人员申诉、控告、检举、会见等权利保障，另一方面为律师在申诉代理、服刑权益维护、财产执行、减刑假释关联事项等方面提供了更多业务切入点。律师办理刑事申诉案件，不应仅聚焦于原审裁判纠错，还应将监狱执行阶段的权利保障与延伸法律服务纳入整体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