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曹卫东 汪文 董婷 等｜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有机更新与符号化再生模式的影响路径比较

随着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1-2]。在此背景下，以存量资源为核心的城市更新已成为新时代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3]。历史街区是承载城市文化记忆与集体认同的重要空间载体，其保护与更新策略直接关系到城镇化的内涵质量与人文品质提升^[4]。当前的更新实践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更新模式：一是以“循序渐进、小规模、微循环”为特征的历史街区有机更新模式，强调在维系社会结构真实性与历史文脉延续性的基础上进行活化；二是以消费主义为驱动的符号化再生模式，通过对传统风貌元素进行提取和塑造，构建主题化消费空间。尽管这两种模式在实践层面均致力于历史文化环境的复兴，但其内在的价值取向与实施逻辑存在本质差异，现有研究对两种模式的影响路径与机理解析仍显不足。

从理论研究演进来看，历史街区更新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机更新模式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上半叶，芬兰学者沙里宁（Saarinen）提出有机疏散理论^[5]，将城市视为由细胞构成的有机体。随后以日本丹下健三（Kenzo Tange）^[6]和黑川纪章（Kisho Kurokawa）^[7]为代表的新陈代谢派，主张以生物界规律为基础处理历史传统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在中国，吴良镛教授通过菊儿胡同改造项目实践发展了有机更新理论，而该理论也成为本土化理论的重要里程碑^[8]。符号化再生研究则呈现出跨学科特征，主要依托列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9]、鲍曼（Bauman）的消费主义理论^[10]和段义孚的地方性理论展开^[11-12]，内容主要集中于文化符号的建构逻辑^[13]、商业开发与文化失真的矛盾^[14]、游客体验与地方认同的关系^[15]，并对大规模、“博物馆式”及过度商业化的更新模式提出批判^[16]。在研究内容上，学术界早期关注物质空间保护与规划设计^[17]，后逐步拓展到业态重构^[18-19]、社会文化影响评估^[20]、社区参与^[21]和旅游商业化影响^[22]等议题。

在研究方法层面，历史街区更新研究呈现出从单一学科视角向交叉学科融合、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演进的特征。早期的研究多采用案例描述与政策分析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展为指标体系评价和模型构建等量化方法^[23]。近年来，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方法的引入，为解析更新成效的复杂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持^[24]。在更新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空间活化、文化保护、文旅融合和社会参与被广泛认为是评估历史街区更新可持续性的四个关键维度。空间活化体现了人地关系理论对地理环境本体的关注^[25]；文化保护关联地方理论中的地方性与真实性维护^[14]；文旅融合反映了符号化消费理论下的经济活力重塑与文化符号价值转化^[26-27]；社会参与则强调主体能动性，涉及人地关系与地方理论对多元主体互动过程的重视。

尽管研究不断深入，但现有成果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多数研究侧重对单一模式个案的分析，缺乏对不同模式影响路径的系统比较；对更新成效形成机制的研究尚不充分，缺乏对关键驱动因素作用路径的深入解析。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索以下核心问题：历史街区有机更新与符号化再生两种模式更新成效的影响路径存在何种差异？这些分异背后的深层机理是什么？研究通过构建包含空间活化、文化保护、文旅融合和社会参与四个影响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识别与比较两种更新模式的影响路径差异，进而揭示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历史街区更新复杂机理的理论认识，也可以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推动历史街区走向可持续发展路径。

1.1 核心概念界定

历史街区有机更新指遵循“循序渐进、小规模、微循环”原则的更新模式^[8]。它强调在延续既有社区网络与真实历史文脉的基础上，通过物质空间修缮、功能复合与文化内涵的活化传承，实现历史环境、社会结构与经济活动的协同演进与可持续发展^[28-29]。其核心在于维系并增强街区的地方性与真实性，促进人地关系的和谐共生。

符号化再生模式指以消费主义为核心导向的更新模式^[13,30]。它通过对地域传统风貌元素的提取，构建以旅游消费、商业营利与符号体验为核心目标的主题化空间^[31]。其本质是历史文化的商品化与符号化再生产，将地方文化简化为可供消费的符号与体验。

更新实施成效区别于单一的经济或物质指标，本研究将其定义为涵盖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绩效评价^[32-33]。具体而言，它包括提升环境质量、增强社会融合度、激发经济活力和强化文化认同等多元目标，旨在全面反映历史街区更新在“人—地—文”系统中的综合效应。

1.2 理论框架构建

研究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地方理论与符号化消费理论为支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图1）。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将人与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动态整体，为研究提供了宏观的总体视角。有机更新追求人地和谐，注重人（居民、游客）与地（历史环境）的互动共生；符号化再生模式则体现出：在资本驱动下，对地要素进行重塑与商品化可能导致人地关系异化。地方理论强调：地方不仅是物理空间，还是充满意义与情感的价值载体^[34-35]。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的形成是衡量更新成功与否的关键^[36]。在有机更新模式中，对真实文化的保护与社区参与的深化，能够有效培育和强化地方感。相反，符号化再生模式建造的往往是无地方性的空间，因缺乏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基础而难以形成地方认同。符号化消费理论揭示商品作为社会身份与文化意义“符号”的价值，是解释符号化生产模式的关键工具。符号化再生模式是将历史文化遗产（如建筑样式、传统工艺等）转化为消费符号（如仿古建筑群、旅游纪念品等）的过程。然而，这种文化符号化的过程往往导致文化深度不足与体验同质化，与其内涵发展形成悖论。

基于上述理论，本研究系统梳理文献，识别出空间活化、文化保护、文旅融合和社会参与四个核心维度，并将其作为影响综合成效的关键因素（表1）。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历史街区更新成效的关键方面：空间活化关注地理环境的形态与功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文化保护注重地方真实性与意义延续（地方理论），文旅融合强调经济价值与文化符号的转换（符号化消费理论），社会参与突出人在更新中的主体作用（人地关系与地方理论）。

1.3 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1.3.1变量定义与测量

基于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共涉及五个核心潜变量，各变量测量指标如表2所示。所有潜变量均通过多个观测变量进行测量，观测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非常不满意，5=非常同意/非常满意）进行测度，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与可比性。

1.3.2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根据构建的理论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实证检验历史街区有机更新与符号化再生两种模式更新成效的影响路径差异：H1表示空间活化（SR）对更新成效（UE）产生正向影响；H2表示文化保护（CP）对更新成效产生正向影响；H3表示文旅融合（CT）对更新成效产生正向影响；H4表示社会参与（SE）对更新成效产生正向影响。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能够同时处理多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复杂因果路径，并有效估计测量误差。本研究采用SEM作为核心分析方法^[42]，并根据研究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图2）。此外，空间活化与文化保护之间存在共变关系，因保护文化内涵常需依托物质空间载体，而空间活化也需以文化价值为基础^[24]。文化保护与文旅融合之间存在共变关系，因文化保护维系的真实历史资源是文旅融合的资源基础，而文旅融合带来的市场需求与资金也可能反哺文化保护。同时，社会参与在空间活化与更新成效之间可能发挥中介作用，即良好的空间环境可以激发公众的参与意愿与行为，进而通过集体行动提升综合成效。

2.1 研究区概况

为系统比较历史街区有机更新与符号化再生两种模式的影响路径，本研究遵循典型性与可比性原则，选取安徽省芜湖市的芜湖古城与鸠兹古镇作为案例区。选取依据如下：第一，地理区位与文化同源，两者均位于芜湖市，共享相近的江淮文化与徽文化背景，能有效控制地域文化变量，从而将研究聚焦于更新模式差异；第二，更新模式形成对比，芜湖古城是有机更新模式的代表，鸠兹古镇为符号化再生模式的典型案例，两者在更新理念、实施路径与空间治理上形成对比（表2），为对比研究提供了理想样本。

2.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2.2.1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和核心量表（表3）。基本信息包括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职业类型、受教育程度、对历史街区更新相关概念的了解程度，以及调查对象的身份类型（游客、本地居民或商户）。

问卷调查于2025年7月至8月分别在芜湖古城和鸠兹古镇开展，采用线上推送与线下随机拦访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样本的多样性与代表性。共发放问卷1380份，回收有效问卷1163份（芜湖古城649份，鸠兹古镇514份），有效回收率为84.28%。在正式填写问卷前，调研人员统一说明调查目的与填写要求，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2.2.2问卷信、效度检验与样本特征

对样本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芜湖古城和鸠兹古镇调研对象样本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87和0.980，均大于0.9的严格标准，表明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极高。效度方面，KMO值分别为0.992和0.989，均在0.8以上，说明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效度水平。

有效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均衡（表4）。性别比例接近1:1；年龄以18～44岁的中青年为主（占比约为68%）；职业分布涵盖学生、企业职员、个体经营者等多个群体，表明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3.1 模型拟合优度

模型分析借助Amos 29.0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对结构方程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进行检验，拟合指标结果见（表5）。CMIN/DF值为4.226，小于5的临界标准，表明显著性水平良好。RMSEA值为0.064，接近0.05的理想标准，表明模型近似误差处于可接受范围。GFI、CFI、IFI等指数均大于标准值，显示模型与数据的匹配程度较高。NFI值接近0.9的理想标准，显示模型表现良好。综合各项指标判断，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达到良好水平，可以进行路径系数分析和假设检验。

3.2 芜湖古城更新成效影响路径分析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结果（图3），芜湖古城是有机更新模式的代表，其更新成效的影响路径呈现出显著的文化保护驱动特征（表6）。从标准化路径系数来看，文化保护（CP）对更新成效（UE）的影响最为突出（β=0.81），假设H2成立。游客对文化氛围满意度（CP11）和展陈设施满意度（CP22）的评价较高，反映出对真实历史文化保护的认可。社会参与（SE）对更新成效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5），假设H4成立。社会参与的因子载荷均超过0.7，表明有机更新过程中建立的参与机制得到有效落实，并成为提升综合成效的关键因素。文旅融合（CT）对更新成效的影响相对较弱（β=0.12），假设H3成立，表明文旅融合在有机更新模式中发挥辅助作用。值得关注的是，空间活化（SR）对更新成效的直接路径系数为负（β=−0.31），假设H1不成立。这反映了历史街区有机更新的复杂性：物理空间改造产生的适应性压力与地方依恋变化，对更新成效带来负面影响。这也印证了地方理论的核心观点——承载集体记忆的物质环境一旦被过度改变，其承载的深层次的情感联系可能被破坏，从而在短期内对更新成效产生抑制作用。

3.3 鸠兹古镇更新成效影响路径分析

鸠兹古镇更新成效的影响路径呈现出不同特征（图4），凸显了符号化再生模式的文旅融合驱动逻辑（表7）。文旅融合（CT）对更新成效（UE）的影响最为显著（β=0.66），假设H3成立，表明其商业化运营策略，如引入网红商铺、打造沉浸式演出等，在促进消费方面取得直接成效。社会参与（SE）的影响次之（β=0.49），假设H4成立。但这种参与主要表现为消费式参与，通过古装巡游、手作体验等旅游产品实现。与芜湖古城相反，空间活化（SR）对鸠兹古镇更新成效（UE）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7），假设H1成立。这印证了符号化再生模式对物质环境景观化改造的高度依赖，仿古建筑群成为核心旅游商品。然而，文化保护（CP）对更新成效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7），假设H2不成立。这种反差揭示出该模式的内在矛盾：对徽派建筑符号的复制，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破坏，因缺乏真实历史文化基础，对综合更新成效产生负面影响。

3.4 两种模式的影响路径对比

对历史街区有机更新和符号化再生两种模式的影响路径进行比较，实证结果显示：两种模式在驱动机制与作用路径方面存在本质差异。

在驱动机制方面，芜湖古城作为有机更新的代表，呈现出以文化保护为核心的驱动特征（β=0.81），其影响效力显著高于其他维度，体现出以文化传承与真实性为根本的发展逻辑。鸠兹古镇表现为文化旅游导向，文旅融合维度（β=0.66）成为主要驱动力，反映了资本驱动下空间生产的商业化本质。

在作用路径方面，文化保护在两种模式中展现出相反的作用路径：在有机更新模式中，文化保护构成综合成效的基础；在符号化再生模式中，文化保护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7）。这揭示了符号化再生模式的内在矛盾：其对历史文化的符号化提取缺乏文化真实性与深度，对综合成效产生负面影响。空间活化作用路径同样呈现出显著差异：在鸠兹古镇，空间活化发挥着关键支撑作用（β=0.47），体现了其对景观化空间生产的依赖；在芜湖古城，空间活化的直接效应为负，这并非否定物质空间改善的作用，而是提示在更新过程中，空间干预必须充分考虑社会结构与地方情感的维系，过度改造可能破坏既有的地方依恋。

4.1 研究结论

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比较了城市更新背景下历史街区有机更新（以芜湖古城为例）与符号化再生（以鸠兹古镇为例）两种模式的影响路径，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一是驱动机制存在本质差异。芜湖古城以文化保护为核心驱动力，历史真实性是影响更新成效的根本因素；鸠兹古镇以文旅融合为主要驱动因素，凸显了商业消费主导的逻辑。

二是文化保护对更新成效的作用路径截然相反，揭示历史真实性的关键作用。在有机更新模式中，文化保护是提升综合成效的核心要素；在符号化再生模式中，文化保护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缺乏真实性的符号化复制反而可能造成建设性破坏。

三是空间活化对更新成效的作用路径不同，反映物质改造与地方情感的复杂关系。在符号化再生模式中，空间活化作为景观商品对更新成效产生正向效应；在有机更新模式中，空间活化产生负向效应，提示物质更新需尽量降低对社会结构与地方情感的影响。

4.2 讨论

4.2.1两种模式影响路径分异的解释

首先，从理论视角来看，两种模式反映不同的理论逻辑。芜湖古城（有机更新模式）遵循的是一种内生性发展路径，其核心是保护与培育地方已有的文化资本，这与地方理论契合。该模式将街区作为承载文化、情感与地方认同的空间，其成功关键在于维系与强化地方感^[43]。因此，文化保护成为根本驱动力，而空间活化的负向影响路径则是对空间过度干预地方感的深刻警示。与之相反，鸠兹古镇（符号化再生模式）体现的是一种外生性发展路径，是符号消费理论的典型实践。文化符号作为商品进行生产与消费^[26,44]，历史文化的真实性被符号替代，空间被景观化并被消费^[26,45]。因此，文旅融合与空间活化成为核心驱动力，而缺乏真实性的文化保护对综合成效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区位条件成为两种模式影响路径分异的关键因素。区位条件通过其资源禀赋与约束条件影响更新策略的选择。芜湖古城位于城市核心区，具有高资源禀赋、高约束的区位特征，这决定了其采取文化本位、渐进式的有机更新策略。鸠兹古镇位于郊区，其非中心的区位具有相对低的土地成本和约束，为大规模、高强度的商业化空间生产提供可行性。

4.2.2研究启示

在理论层面，实证分析验证了地方感与真实性是影响历史环境更新成效的核心因素。符号化再生模式中文化保护的负向影响表明，在城市空间日益商品化的背景下，理论上需要更加重视对文化真实性内涵及其测度标准的探讨，为构建更具人文关怀的城市更新评价体系提供关键的理论支持。

在实践层面，区位条件为更新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对于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历史街区，必须确立文化保护底线的基本原则，物质空间改造需尽量降低对社会结构与地方情感的影响，采取渐进式有机更新为主。对于位于新城或郊区的仿古类项目，管理重点应从强调其文化传承功能，转向明确其商业服务功能，通过提升空间品质与服务体验创造价值。总之，历史环境更新不仅是空间改造，还是现代化进程中重塑地方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关键。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案例集中于芜湖市，未来可以选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进行更多案例的对比；其次，本研究侧重于对两种模式的横向对比，未来研究可引入时间维度，揭示不同模式影响路径的动态演变过程，深入剖析各利益相关者在更新过程中的复杂互动与博弈，从而更全面地揭示历史街区更新的动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