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或缺的部分。构建老龄友好型小城镇社区，不仅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还是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的战略支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口老龄化与城镇空间衰退相互交织的困境愈发凸显，已成为制约小城镇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1]。这一困境直接导致此类社区普遍陷入空间供给与老年人需求脱节、治理服务效能偏低、养老发展成果难以维系的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老龄友好型小城镇社区更新被赋予物质空间改造和社会空间治理的双重内涵。

目前，老年友好型社区研究日益关注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社区作为关键空间尺度，对老年人福祉的提升作用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相关研究围绕社区环境如何适配老年人需求这一核心逻辑展开，形成了以社区空间为导向的老年福祉提升研究脉络。例如，针对退休社区等特定养老环境的研究，探讨了退休社区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2]；另有研究从社区资产与生计资源匹配的角度，分析资源优化对老年人生活的支持作用^[3]；还有研究聚焦“原地养老”对应的社区原生环境，强调在地老化背景下社区环境的基础性角色^[4]。在国内，相关研究侧重政策探讨与本土化模式提炼，包括针对人口结构与建筑同步老化的“双老化”社区提出空间识别与更新建议^[5]，以及倡导通过“柔性化”策略应对“双重老龄化”挑战并探索其实现路径^[6]。总体来看，关注老年人的空间需求已被视为推动此类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从更新治理的主体与动力视角审视，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首先，老年人从被服务者向更新参与者的角色转变机制尚未得到充分阐释；其次，多数研究仍聚焦对建筑改造、设施增设等物质空间的优化，对社区内生资产的活化与价值提升的关注不足；最后，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城市社区，对逐渐失去活力的小城镇社区的关注较为有限。基于此，本文以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为逻辑起点，结合社区基层治理效能提升与社区资产价值激活的双重目标，探讨老龄化社区的更新范式转型过程，以期为类似社区的更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1 小城镇社区更新中的“柔性治理”要求

小城镇社区人口规模小、行政层级低，政府治理能力与可调动资源相对有限，其行政治理能力多依赖基层群众的配合与自治组织。在此过程中，更新亟须整合政府、居民和自治组织等多方力量，以弥补小城镇政府资源不足的短板。与此同时，依托小城镇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可以将治理网络简化为核心主体、参与主体和引导主体的结构，避免大城市多元共治中因主体过多导致的施策困难问题，为化解矛盾提供高效路径。事实上，这一治理路径正与小城镇的社会结构深度契合。小城镇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因此，协商式治理在化解矛盾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7]。小城镇老年人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中，对正式制度和规划的认同往往依附于社会网络，而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一对一的沟通，既满足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又减少了矛盾调解的阻力。

1.2 小城镇社区更新中的小尺度更新特点

大城市人口规模较大，资金较为充裕，倾向于大规模的空间改造，追求城市的运行效率，容易导致适老化设施缺失。但小城镇社区中的小尺度空间实践，通过分布式、碎片化的空间布局，消解了传统“效率优先”的空间生产对老年群体的排斥，使得空间实践从资本驱动的开发行为，转变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生活服务供给^[8]。小城镇政府与基层自治组织通过无障碍设施嵌入、议事场景等适老性空间营造，打破传统普适性规划文本对社区不同空间需求的遮蔽表象，是对老年群体社交、休闲、议事等多元需求的符号化回应。此外，小尺度空间还承载着老年群体的生活记忆、社交情感与社区认同。通过口袋公园的邻里互动、老街茶馆的议事协商、微更新住房的生活延续等日常实践，空间可以成为维系代际记忆、重构社会关系的符号载体。

1.3 小城镇更新中的内生资源挖掘

小城镇普遍缺乏产业与资金优势，其更新发展往往需依托本地存量资源。尤其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小城镇，因经济收益预期有限，难以吸引外部投资或获得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内生式发展路径成为其更新的重要选择。该路径通常围绕三类核心本地资源展开：一是以老年居民为核心的人力资源；二是以存量建筑与街区为核心的闲置空间资源；三是以地方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文化资源。这些内部资源构成内生发展的基础支柱，而外部专业机构与社会力量则主要扮演“赋能者”的角色，而非更新进程的核心驱动力。通过激发社区内部活力，推动本地资源最大化利用，可以实现“空间增值—社区受益—老年人得利”的良性循环，从而为资源有限的小城镇推动老龄友好更新提供可借鉴的理论范式。

综上所述，小城镇老龄友好型社区更新的理论核心在于立足本土社会与空间特质，以老年群体的真实需求为导向，锚定治理、空间与发展三个维度的逻辑重心。更新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的“柔性治理”体系，夯实制度保障；通过推动适老化小尺度空间的生成，强化物质空间支撑；通过激活小城镇的内生资源，培育持续发展动力，最终实现老龄友好与社区整体发展的双向赋能。

2.1 头蓬社区属性与更新历程

头蓬社区地处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中部，总面积约为0.65平方千米（图1）。2024年常住人口为1300余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40%。早期的行政区划调整，使得头蓬从独立的建制镇转为街道下辖社区，镇域重心的转移加剧了头蓬社区的边缘化程度。大江东区域管理体制实体化后，资源进一步向新镇区集聚，头蓬的产业动力被削弱。受就业水平与发展差距的影响，本地居民大量外迁，现存人口以老年人为主，少量中年务工者为辅，青年人口的流失加剧了其衰退程度，呈现典型的老龄化特征^[9]。

在此背景下，头蓬社区开启了更新行动（图2）。其更新进程并非孤立推进，而是与各级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政策导向和行动部署高度契合。从更新实践的逻辑来看，该社区的更新工作以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为政策依托，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与实践需求，将更新实践拆解为“危旧房改造—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品质提升—‘一老一少’未来社区创建”三个阶段，逐步实现社区从安全保障到品质提升再到治理优化的转变。

2.2 老年友好型社区更新的实践路径

2.2.1社区以“柔性治理”化解更新矛盾

在城镇更新这一活动中，社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住空间联结，而是公共空间、社会关系和经济活动交织的复杂网络。产权矛盾是城镇更新中常见且复杂的问题之一，它涉及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资源分配和权益保障等诸多方面^[10]。政府公权力主导的刚性治理方式往往难以有效解决此类矛盾，甚至可能激化个体与基层自治组织的矛盾，进而演化为更新实施的长期阻力。尤其是在发展历史较长，利益主体多元复杂，产权模糊，居民诉求不一的老龄化社区，公私产权矛盾纠纷呈现数量居高不下、种类复杂多样、基层冲突琐碎化等特点^[11]，头蓬社区即是典型的产权模糊的老旧小区。种种矛盾既包括历史遗留问题，也包括更新建设成本与收益诉求不一等。例如，头蓬社区因历史遗留的房屋测量尺寸误差导致更新补偿纠纷，进而使得后续建设困难重重，居民的更新参与意愿也不高。这一困境不仅反映了多元主体间权责划分与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也反映了传统城市更新和治理机制在应对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多样化需求时存在局限性。

在此背景下，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介入更新，以“柔性治理”方式参与居民产权矛盾的调解过程，成为城镇更新推进的“润滑剂”^[12]。在头蓬社区这类老龄化社区中，老年人更加注重情理式的沟通方式。基于此，头蓬社区工作人员率先开展老年人沟通工作。建立信任关系是社区工作能够进一步推进的前提，同时能够增强居民主动沟通和化解矛盾的意愿。头蓬社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通过“柔性治理”，回归社区，回应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事务，并塑造社区空间本身的公共事务作用与价值，探索和深化社会治理及服务创新新模式^[13]（图3）。例如，在危旧房改造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协助老年居民办理相关手续，确保改造工作顺利进行，强化了政府“柔性治理”的内涵。与此同时，社区专门设立了老街茶馆网格议事厅，鼓励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讨论，将被动嵌入治理转变为主动治理，将自上而下的行政治理转变为情理融合的“柔性治理”。

2.2.2老年人主导的空间更新与运营

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生活需求，城镇更新不仅关注物质空间更新，还关注空间更新后的活动组织。以头蓬老街为代表的老旧社区是生活记忆极为丰富、日常活动非常频繁的场所。但社区内部的公共空间并未与时代和居民的需求及生活相适配，且呈现一种空间退化的发展趋势。如何使更新后的空间融入居民生活，形成空间与生活逻辑的内在统一，是亟待解决的问题^[14]。同时，居住空间只有真正被本地居民使用才能产生价值。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公共空间作为一种市场商品和资源，与公众利益脱节，尤其是在头蓬等老龄化问题突出的社区，更是存在城市公共空间数量供给不足、结构供给不均的问题。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引发了空间“非正规”行为。例如在更新前，老年人聚集在室外聊天、随意停放汽车等行为，正是对不合理的城市公共空间供给的反映。

头蓬社区的实例证明，社区的更新与复兴，不仅是对物质空间的改造，还是面向居民需求的空间运营，应赋予空间活动价值与意义，重塑社区内部联系^[15]。事实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差异，不少长期居住于此的居民逐渐搬离老旧社区。低质量的空间环境很难吸引居民开展户外活动，老旧社区里的“熟人社会”逐渐瓦解，对社区公共领域的认同程度也逐渐降低。对此，头蓬社区在更新过程中注重将部分空间交由本地老年居民来运营，老年人通过参与空间运营，实现从“被供养”到“自养”甚至“作出贡献”的转变，实现了自我价值和社区经济价值。例如，“沙地妈妈”是一支由头蓬社区退休阿姨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她们将自身的经验和智慧融入空间，赋予空间新的活力和特色，使其更贴近本地居民的需求，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社区通过租赁闲置住房并进行微更新，建立了可反馈民意的议事茶馆，吸引老年人参与社区更新建设讨论等，并将讨论结果最终落地转化为改善社区生活的实际举措（图4）。

2.2.3 “老有所用”提升老龄化社区的资产价值

老旧空间更新与老年人的互动是“空间价值”与“人的价值”的相互成就。对小城镇老龄化社区而言，更新不是为了追求面貌一新，而是通过空间改造回应老年人的需求，通过构建参与机制激发老年人的活力，通过业态升级延伸服务价值。头蓬社区居民作为更新工作的实际参与者，既是空间改造的直接受益者，也是老街价值重构的核心主体，他们通过日常反馈、需求表达持续校准运营方向。由老年居民参与的更新，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头蓬老街的古朴风貌。对于头蓬老街空间资产价值实现的关键客体——游客来说，老街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符号。在更新进程中，老街徽派复古的建筑风格，以白墙黛瓦、二层小楼这类“老底子”物质空间为媒介存续下来。

除了物质空间更新，社区居民参与的各种传统民俗表演，如舞龙舞狮、戏曲表演、民间艺术展示，以及沙地传统美食和手工艺品集市活动等，使游客的符号化体验在地理空间上得以延伸^[16]。除空间商品化外，头蓬社区的创新突破更体现在以居民需求与活力激发为导向，引入多元活动，激活场所价值，打破老龄化社区衰落的困境。暑期研学、亲子共读等活动的落地，不仅使社区摆脱了单一的居住功能，还搭建起代际交流的桥梁——老年人通过分享生活经验、传承民俗文化，既增强了自我价值感，也推动社区向健康化、活力化发展。这种更新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切入点，以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纽带，重塑场所精神，强化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度与归属感。由此可见，头蓬社区的更新超越了传统适老性改造的局限性，将空间环境改善与社会功能重塑相结合，将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相结合，实现物质空间、社会网络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发展。

2.3 老年友好型社区更新的空间生产效应

2.3.1需求导向下的适老性空间重构

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层次，头蓬社区更新将老年人的需求层次分为基础类、完善类与提升类三类，并呈现逐次推进与老年人渐进式参与的特征。基础类改造聚焦老年人的安全与生活便利性，针对社区基础设施老化、道路狭窄破损等问题，以内部连通的道路为主线推进空间修复，通过拓宽道路，保障老年人的出行与消防安全。完善类改造在夯实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升级交通停车、环境配套设施并加装电梯，充分吸纳老年居民的意见，如在垃圾站增设照明与监控，利用荒地开辟停车场，破解停车难题。提升类改造着眼于构建全龄复合型功能社区，聚焦“一老一小”群体定制服务配套，为儿童打造研学中心与书屋，为老年人增设茶馆与口袋公园，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社交需求。头蓬社区更新摒弃了传统样板化的改造模式，立足老年人的意见与需求，推动老年人参与更新过程，既实现了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也切实贯彻了积极老龄化的核心理念。

2.3.2社区活动运营场所精神的再生产

头蓬社区的更新逻辑实现了从物质空间改造到空间生活承载能力重塑的转变。更新以老年居民的需求为核心基点，在满足“老有所养”低层次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锚定“老有所乐”的情感、尊重与自我价值实现等高层次需求，构建起新型适老性更新路径。该社区通过功能重塑激活老街闲置空间，打造兼具文化、社交与娱乐属性的公共空间载体，依托茶馆议事的常态化运营、口袋公园的场景营造等活动运营模式，强化老街的场所精神与文化传承功能；同时，突破老年人作为被动服务对象的传统认知，以空间活动为纽带，推动老年群体深度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提升老年人社区归属感、实现自我价值、规避社会边缘化风险的过程中，促成老年人“熟人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人与空间的情感联结。这种以活动运营赋能空间的更新策略，不仅推动城镇更新从单一的物质改造转向多元的适老化升级，还将积极把理念融入空间实践，实现社区场所内涵的重构与存量空间场所精神的延续再生。

2.3.3内生式更新带动外部资源嵌入

头蓬社区的适老性更新以民生与公共利益为核心导向，针对项目营利空间有限的现实困境，构建“内生式更新带动外部资源嵌入”的协同发展路径，既强调以专业化的运营激活社区存量资源资产的内生动力，又注重以更新项目为纽带引入外部资本与多元群体的外源性支撑^[17]。政府通过政策倾斜与资金投入，推动老街危、旧房修缮、改造，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留存传统的街巷格局与建筑风貌，强化古井、老宅等具有文化印记的场景空间。社会资本以房屋承租、统一运营的模式深度参与老街整体开发，通过品牌塑造实现消费空间的再生产，不仅注入经济资源，还推动社区从单一老龄化结构向“一老一少”主题未来社区转型。这种内生更新与外部嵌入有机融合的模式，打破老龄化社区活力弱化的桎梏，促进代际交流与经济活动复苏，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的活力社区建设，使城镇更新从单纯的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工具，升级为从根源上破解老龄化社区发展困境的系统性方案。

3.1 关注老年人在更新中的主动参与

激发老年人参与更新的内生动力，需从制度与组织双维度构建“规划—实施—运营”全链条参与型治理框架。规划阶段应强化老年群体的话语权，形成多层次参与平台^[18]。推动老年群体深度参与更新全流程，既是精准回应老年人生活痛点的核心路径，更好地推动城市更新中的适老化改造。头蓬社区以老街茶馆议事构建老年居民常态化参与机制，有效消解了自上而下更新模式的空间错配弊端。老龄化社区治理需以老年居民自觉参与为基础，通过动力激发与引导，推动老年人实现“被供养—自养—作贡献”的角色进阶。因此，破解社区“双老化”困境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空间再造，还在于治理结构与文化机制的深层次变革。唯有充分调动老年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拓展其参与空间，提升其治理能力，才能实现老龄社区的空间活化、服务优化与社会再生。

3.2 推动空间更新与社区活动相互促进

空间更新是社区功能重构、社会关系重塑与居民体验升级的复合过程，其与社区活动存在深度耦合的互动关系^[19]。优质的空间设计可以提升社区活动的频次和生活质量，而活跃的社区活动能为空间注入人气与温度，反向驱动空间功能优化迭代。在此逻辑下，城镇社区更新的关注点需从“空间本体”转向“空间中的行为”，强化城市空间与人类行为的互动关系。当前，部分城镇社区仍存在空间更新与社区活动脱节的现象，其根源在于规划设计自上而下的供给与居民需求自下而上的表达未能有效衔接，且社区文化挖掘与居民参与机制存在缺失。破解此困境需以“空间即服务”理念为引领。例如，头蓬社区构建的居民议事会等空间，为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提供了场所，它以培育居民自治组织为核心，衍生多元社区服务，使更新空间成为社区关系的“发生器”。唯有实现空间更新与社区活动的深度融合，才能达成“空间赋能活动、活动激活空间”的良性循环，最终构筑宜居、宜业、宜乐的活力社区生态。

3.3 内外资源共生激活城镇社会空间

传统更新受财政、专业能力等瓶颈的制约，而民企、社会组织等外部力量能推动“空间—服务—治理”协同发展。老龄化社区筹资能力弱、财政有限、活力匮乏，亟须外部资源注入新功能^[20]。但外部资源介入老龄化社区更新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以头蓬社区为例，社会资本引入及商业化开发周期长，土地权属交织、转换及空间边界调整缺乏明确的法规依据与操作规范，且场地条件与周边环境的限制使项目难以满足商业开发的需求。这些问题既制约了资源的有效导入，又加剧了更新过程中的社会风险与空间不平等。应对上述挑战，需构建系统性的外部资源引导融合机制，从战略与实践层面激活老龄化社区的社会空间。战略层面，需明确老龄化社区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中的实践价值与区域定位，培育如“沙地妈妈”等产业IP，定向吸引养老服务企业、文旅项目等主体导入资源。实践层面，应推行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策略，通过闲置住房改造等微型项目，以点带面地激活空间；同时重构治理结构，将居民、政府与外部机构纳入协同治理体系，实现外部资源与本地活力的良性互动，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的空间复兴。

杭州市头蓬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老龄化城镇社区更新过程中，社区通过基层自治组织，将被动治理转变为居民主动参与，促进老年群体对更新空间的自主运营，并联合专业机构导入文旅业态，持续为老龄化社区注入活力。这些更新项目显著提升了社区的物质环境与社会空间效能，不仅改善了物质空间，还通过活动运营赋能空间，最终形成“内生更新吸引外部资源—资源注入反哺社区活力”的良性循环，推动社区从“衰退孤岛”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建的活力社区。因此，未来在推动类似老龄化社区更新时需要关注三点：一是强化老年人的主体性，建立“规划—实施—运营”全流程的老年人参与框架，实现老年人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治理的角色转变；二是推动空间与活动互促，以“空间即服务”理念打通更新与活动的断层，如通过弹性的空间设计预留可生长区域，并支持老年人自治组织策划市集、健康讲座；三是构建外部资源精准导入机制，解决外部资源对接的难点，发挥社区内生动力，吸引社会资本，同步培育在地组织，增强社区对资源的承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