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研析 | 结果合法，为什么还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王长山律师谈职务犯罪家属常见疑问

摘要：职务犯罪案件里，家属往往靠金额、结果、投案、账户这几个点来判断案子会怎样。这不是家属的问题——很多信息本来就不透明。但办案机关看的是另一套东西：权力怎么启动，钱怎么走，投案后交代到什么程度，当事人到底知道多少。本文结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材料，梳理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洗钱罪和数罪并罚里几个容易被误读的关键点。

职务犯罪案件咨询里，我经常听到几句话。

"事情最后不是还在法律范围内吗？"

"人都主动投案了，为什么还判这么重？"

"钱没有进本人账户，只是转了一下、还了债，怎么又多了个洗钱？"

"中间人自己多收的钱，怎么能算到他头上？"

"金额也不大，最多是违纪吧？"

这些问题，我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问。家属手里的信息，通常就是这些：一个结果、一个数字、一个态度、一份生活经验。在这些信息之上做出的判断，逻辑上是通的。

只是案件里还有另一层信息，家属通常看不到：请托关系怎么形成的，权力是怎么运行的，钱经过了哪几手，当事人在哪个时间点知道了什么。办案机关的结论，是从这一层信息里得出来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业务探讨"栏目曾公开过一则材料：一名公安大队长涉及受贿、滥用职权、洗钱，最终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这个材料里，最值得看的不是最后判了多少，而是那些起初看着"问题不大"的细节，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刑事责任的。

这句话我听得最多，也最能理解家属为什么会这么想：事情最后办得确实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没有违法处理，那怎么还能扯上滥用职权？

这里的关键是，"结果合法"和"权力运行干净"，回答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问的是裁量的边界有没有被突破；后者问的是这次裁量是怎么启动的、谁在推、有没有利益关系掺进来。

这则材料里有一个事实绕不过去：中间人并不是相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却被违规安排进入办案场所，接触犯罪嫌疑人，当场商谈好处费。之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承办案件的职务便利，推动强制措施变更、争取从宽处理。

单看结果，这似乎还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但把过程连起来看，问题就不一样了：不该出现在办案环节的人出现了，利益交换渗进了权力运行的过程，办事和收钱之间形成了对应关系。一扇门，依法能打开，和被私人利益从旁边推开，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只是外观上看不出差别。

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即便出现在同一组事实里，构成要件也要分别成立——程序上的违规，和刑法意义上的"滥用职权"，中间还差一段证明的距离。尤其当案件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损害执法公信力"当作入罪支点时，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通常会先追问：影响具体在哪里，扩散到什么范围，有没有可以举证、可以质证的事实，这种影响和滥用职权行为之间能不能建立起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句评价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述上，它需要有具体事实撑着。

所以，"结果是不是还合法"只是第一层问题。第二层问题是：权力运行的这段过程里，有没有被利益关系介入，这种介入有没有达到刑法评价的程度。

家属在量刑阶段最常问这句话，也是最容易觉得"不公平"的一个点。

投案和自首，中间隔着一步：投案是一个事实动作，自首是对这个动作加上后续供述的整体评价。除了自己主动到案，还要看到案以后是否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这则材料中，涉案人员有主动投案情节，最终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八个月，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八个月，洗钱罪判处拘役六个月，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

这个结果说明的是：主动投案确实起了作用，但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投案之后的供述状态，而不是投案这个动作本身。公开材料能确认的是他有主动投案的行为；至于是否依法构成自首、自首适用于哪些罪名，需要看完整判决书里对供述内容的认定——这是两件事,不能划等号。

会见的时候，我通常会先问当事人投案后每一次讯问具体说了什么，而不是先问投案的时间。原因就在这里：投案只是走进了门，自首还要看他有没有把主要犯罪事实一起带进去。即便最终认定自首，它也是量刑上的从宽情节，不是把责任清零。

所以看到"主动投案"这四个字，比起去猜能减几年，更值得先弄清楚的是供述覆盖了哪些事实、到什么程度，不同罪名之间是不是分别认定的。

这个想法很常见：钱不直接进本人账户，感觉上就安全一层。但在洗钱罪这个问题上，往往正好相反。

这则材料中，涉案人员没有让中间人把60万元直接转入自己的个人银行账户，理由是"容易导致受贿行为暴露"。这笔钱后来由他人存现，经过多个银行账户多次转移，最后用于归还个人债务。

问题不在"还债"这个结果本身，而在钱走过的那条路径。不进本人账户、由他人存现、多账户流转、最后以正常债务的形式落地——这几个动作连起来，如果被证明是为了切断贿赂款和受贿行为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评价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刑法修正后，"自洗钱"已经纳入洗钱罪规制，上游犯罪行为人本人在犯罪完成后又实施相对独立的掩饰、隐瞒行为，可以单独构成洗钱罪。

洗钱罪成立与否，不取决于"钱有没有被使用"，而取决于几件具体的事：上游犯罪是否已经完成，后续资金处理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行为人是否具有掩饰、隐瞒来源和性质的主观目的——这是在正常使用赃款，还是在刻意切断赃款与上游犯罪之间的联系。

遇到这类情况，我通常会先把资金路径画成一张图，再倒过来问每一步的动机：这一步为什么要这么走，不这么走会怎样。路径越绕，越需要一个解释；解释不了，问题就摆在那里了。

一笔一万元，很容易被当成一道安全线：金额不大，顶多算违规收礼，够不到犯罪。

但受贿案件首先看的不是红包厚薄，是这笔钱前后有没有形成权钱交易。至少要看三件事连起来没有：前面有没有具体请托，中间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后面收钱和前面用权之间，能不能连成一条证据链。

如果先有犯罪嫌疑人亲友请托，再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帮助争取从宽处理，事情之后又收下这笔钱，这笔钱就很难再被解释成普通的人情往来。

一万元本身不构成受贿罪的门槛，只是在这则公开材料里，这一万元最终和其他多笔受贿事实累计到280万元，才被一并计入受贿数额。真正的要害不是"一万元算不算多"，而是它有没有被证据证明为职务行为的对价。礼金和贿赂的分界，不在红包厚薄，在请托、用权、收钱这三环能不能扣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