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香港》
▲ 一瀛
香港的建筑是瘦的，瘦得嶙峋，瘦得逼仄，一幢挨着一幢，像极了纤窄的骨架。这瘦是经年累月挤出来的。地盘金贵，每一寸都要生出利息来，便只好向上挣扎，向云端里讨生活。于是楼越生越高，影子越拉越长，人走在下面，小得像爬在青石板缝里的蚁。
然而，就在这嶙峋的瘦骨之间，香港却生出了另一种肥。一到夜里，它们便从那些瘦楼的千肋万缝里挤出来，红的、绿的、紫的，融成一片腻腻的光晕，像是打翻了一碗稠笃笃的糖浆。光有了重量，沉甸甸地压着人的眼。招牌上的字，笔划都给这肥光喂得肿胀起来。
连人心里的某些空隙也是肥的。在鸽子笼般逼仄的生存里，人对拥有的欲望被挤压成一种畸形的丰腴。不是阔绰，是满。那是一种小心翼翼生怕亏了的肥，是灵魂在极度匮乏里生出的一种自我补偿的虚肿。它不张扬却无处不在，像皮下的脂肪包裹着瘦削的现实。
香港的规矩是看不见的，却比霓虹灯管更亮地悬在每个人头顶。它不是写在告示牌上的条文，倒像是空气里一种沉甸甸的湿度，黏在皮肤上，教人不知不觉就依了它的轨迹去活。
地铁站的手扶电梯上，人人靠右站立，左侧空出一条湍急的河流给那些需要的人。没有标语，没有广播，可一上去，脊梁骨便自动感应到那律令。偶尔有人立在左边，身后便有无声的注视，热刺刺地烙在他背上，直到他惶然移开。这注视便是无声的规矩。这规矩长进了骨血里，成了本能。
有些景象是香港特有的，在内地看不到。你看，红绿灯下聚着一簇人，个个都穿得山青水绿，像是刚从时装画报上走下来，暂时困在这方寸的斑马线前。女人们的脂粉敷得极匀，口红是正正的红。男人们的衬衫领子硬挺挺地箍着脖子。人人都拘着，端着，连呼吸都收得细细的，仿佛怕惊动了什么。
这暂停的片刻有种奇异的张力。高跟鞋的尖跟不耐地点着地，嗒，嗒，嗒，像秒针在催促。
然后绿灯亮了。
不是哗然散开，而是嗡的一声，那淤塞着的人团顿时化开，向对街流去。步伐是急促的，却不杂乱，人挨着人肩擦着肩，像无数条极细的溪流急急地奔赴各自的前程。
那红绿灯的变换，便是这都市心脏的搏动，一起，一伏，一滞，一流，全是算计好似的。
推开冰室的大门，一股子奶茶的腥甜扑到脸上，里头黑压压的人头，让人疑心全香港的人都挤在了这儿。粤语在空气里发酵、膨胀，织成一张有声有色的茧子。人裹在里头，虽然挤，虽然吵，虽然听不懂，却奇异地感到一种妥帖。
这时，一个显眼的服务员托着餐盘走来，高跟鞋脆生生的响，烟熏妆是晕开的，睫毛烫得过分卷翘。手腕露出一截青黑的纹身。
粤语从她唇间滚出，又糯又利。转身，金发的客人扬起眉毛，她眼波都不曾动，一串英语便流了出来，每个音节都磨得光润。老师傅用潮汕腔的普通话喊“27号餐”，她即刻接过去，舌尖一翻，那字句便成了地道的京片子。
又钻进一家邵阳米粉店。服务员是将近五十的女子，腿脚不太利索。她低头煮粉时，有个男子凑上来问能不能换现金，女子说老板只留了几十块钱备用，不能换。又来了一男子点了抄手。小浪式的一阵忙碌。
待到一时忙完，她忽然直起身子，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只手机来。拨通电话，嘴里瞬间流出一串音节，那是极陌生的方言，铿铿锵锵，带着山野的棱角与河沟的曲折。霎时间，她舌尖上的声音辟出一个王国。她是那王国里的女王。
她脸上那层劳碌的疲敝，忽然褪得干干净净。眉眼飞扬起来，手势也活了，仿佛握着无形的权杖。旁边的食客都噤了声，愣愣地听着这异国的语言。
她挂完手机的一刹那，她瞬间又变回那个腿脚不便的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