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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关于“史诗狂怒行动”的回顾研讨及启示

美方关于“史诗狂怒行动”的回顾研讨及启示 全球保障观察
2026-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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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美方关于“史诗狂怒行动”以及现代战争组织实施方式的座谈研讨


编者按】美军对伊朗实施的“史诗狂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涉及精确打击、情报驱动目标选择、多域联合作战以及AI辅助决策等多个领域。与以往战争相比,相关行动既体现出传统军事优势的持续发挥,也反映出算法技术、数据融合、智能分析等新兴能力,正在深刻改变情报研判、目标发现、战场感知和作战决策过程。

2026年3月18日,美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凯莉·宾根(Carrie Bingen)主持了关于“史诗狂怒行动”以及现代战争组织实施方式的视频座谈。嘉宾包括:
  • 美陆军退役中将、前美国中央司令部情报主任、CSIS情报、国家安全与技术项目高级研究员(非驻地)卡伦·吉布森(Karen Gibson);
  • 美空军退役中将、前美国国防部联合人工智能中心主任杰克·沙纳汉(Jack Shanahan);
  • CSIS情报、国家安全与技术项目主任、副总裁艾米丽·哈丁(Emily Harding)。
相关人员长期从事情报分析、作战规划、AI军事应用、中东安全事务及联合作战研究,其观点具有较强专业性和代表性。
研讨专家认为,“史诗狂怒行动”不仅是一次地区军事冲突,更是观察未来战争形态演变的重要窗口。从情报支撑体系建设、目标打击流程优化,到AI赋能作战决策、算法辅助目标生成,再到战争与经济、安全、科技领域深度耦合,均体现出智能化战争时代的新趋势。
有关讨论对于研判未来战争发展方向、把握AI军事应用边界以及理解美国军事战略调整具有参考价值。


观点1: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呈现现代战争新特征



一是军事打击与经济博弈同步推进,战争边界进一步拓展。
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军事冲突,而是军事作战、经济施压和地缘政治竞争同步展开的复合型战争。美军主要通过空中和海上力量实施精确打击,持续削弱伊朗导弹、海军及相关军事能力;伊朗则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战略筹码,试图通过影响全球能源运输对美国及其盟友形成反制。
专家指出,伊朗并未采取完全封锁海峡的方式,而是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策略。例如,对部分中国、印度等国船只保持相对通行,而对美国及以色列相关航运活动形成威慑,利用有限军事能力制造更大的经济影响。
专家认为,伊朗目标并非彻底中断全球贸易,而是通过制造不确定性和风险感,迫使保险机构、航运企业和能源市场提高风险预期,从而达到战略施压效果。


二是战争准备时间明显压缩,对快速决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专家指出,与海湾战争时期长时间兵力集结、逐步展开作战不同,美军此次行动体现出未来战争节奏持续加快的趋势。过去,美国能够经过数月时间完成力量部署和作战准备,而当前冲突则呈现出“决策即行动”的特点。
专家认为,未来战争将越来越少出现长期战略预警窗口,指挥机构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情报整合、目标筛选、兵力部署和行动组织。在此背景下,AI、大数据分析和自动化决策辅助工具的重要性明显提升,其核心作用在于帮助军队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实施打击”的时间链条,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三是战争目标与战略终局之间存在明显张力。
专家普遍认为,当前美国和以色列虽然在军事行动层面保持协同,但双方对于冲突最终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更关注削弱伊朗导弹、核计划和海军能力,并控制战争成本及外溢风险;而以色列则更倾向于推动伊朗政权能力持续削弱,甚至希望通过长期压力改变伊朗现有政治格局。
专家指出,美军对伊朗大量目标实施打击,并取得明显战术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未来无论是通过谈判达成阶段性停火,还是宣布既定目标完成,都将面临如何防止伊朗恢复能力、如何处理盟友诉求以及如何控制地区局势升级等复杂问题。


观点2:美军目标打击体系依托长期情报积累和严格审核机制运转



一是目标体系建设具有长期积累特征。
凯伦·吉布森表示,针对伊朗的作战计划和目标库建设并非临时形成,而是经过多年持续维护和更新形成。中央司令部长期保有专门团队负责伊朗目标体系建设,相关目标涵盖防空系统、导弹设施、指挥控制节点、军事基地以及其他重要军事设施。
战争开始后,美军首先从这些预先规划目标中实施打击,以建立制空权和行动自由。此类目标被称为“预案目标”,通常提前数十小时甚至数天纳入作战计划,而并非临时生成。


二是目标审批涉及情报、法律和作战多方联合审核。
与会人员强调,外界通常将目标打击理解为发现目标后直接实施攻击,但实际流程远比想象复杂。
目标首先需要经过多源情报验证,确认其军事属性和现实价值;随后需要开展法律审查,确保符合武装冲突法关于军事必要性、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等要求;同时还要评估情报收益损失问题。
例如某些目标虽然具备打击价值,但可能涉及重要情报来源或秘密监视渠道,因此相关机构可能建议暂缓打击以获取更多情报收益。完成上述程序后,目标再提交作战部门,由具有相应授权等级的指挥员批准实施


三是附带损伤评估成为目标分析中最耗时环节。
吉布森指出,在实际作战中,附带损伤评估往往比目标确认本身更耗费时间。对于位于军事基地内部的目标,风险评估相对简单;而对于城市区域目标,则需要详细分析周边居民活动规律、建筑结构、武器毁伤范围以及可能产生的次生危害。
例如,美军需要研究目标周边人口活动模式,评估不同时间段实施打击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根据情况调整攻击时间和弹药类型,以最大限度减少非战斗人员伤亡。
此外,如果目标涉及化学设施等特殊场所,还需要专门机构评估爆炸后可能产生的扩散影响和环境风险。以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打击行动为例,仅目标准备工作就涉及数百名情报、法律和技术专家参与,其复杂程度远超外界普遍认知。


观点3:AI正深刻改变美军情报支撑与目标生成模式



一是AI成为应对战场信息过载的重要工具。
专家指出,现代战争已经进入数据爆炸时代,战场感知系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远超传统人工处理能力。
过去,情报分析人员需要长时间对海量卫星图像、无人机视频和电子侦察信息进行人工筛查。例如,在海上监视任务中,分析人员往往需要从成千上万张图像中寻找潜艇或舰艇目标;在反恐行动中,则需要持续观看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监控视频,从中识别特定车辆或人员活动轨迹。
随着传感器数量和侦察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单纯依靠人工分析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战争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军较早启动“Project Maven”,利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技术实现目标自动识别、分类和跟踪。相关技术最初主要针对人员、车辆和建筑等基础目标,随后逐步扩展至更加复杂的目标体系,其核心目标是在海量数据中快速发现有价值信息,将分析人员从重复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提高情报处理效率。
专家认为,AI首先解决的并不是“如何打仗”,而是“如何看懂战场”。


二是“Maven智能系统”正成为美军智能化作战的重要支撑平台。
专家介绍,目前美国防部正在推广应用的“Maven Smart System”,已经从早期目标识别工具逐步发展为集情报融合、态势展示、目标分析和辅助决策于一体的综合平台。系统能够接入卫星侦察、无人机监视、电子侦察以及其他来源数据,并通过统一界面进行整合展示。
过去,指挥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往往需要同时查看十余个甚至更多独立系统,依靠人工方式综合判断战场态势;而Maven系统则通过数据融合和可视化处理,将不同来源信息汇聚到统一战场态势图中,实现目标、情报和作战行动之间的关联分析。
专家指出,系统不仅能够自动发现潜在目标,还能够开展目标网络分析、目标体系分析和行动方案推演。例如,当系统识别出某一关键节点后,可以进一步分析其与周边设施、人员和指挥链条之间的关系,为后续打击排序提供依据。
专家认为,Maven系统是目前美军AI规模化应用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也是未来联合指挥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AI应用重点仍集中于认知辅助而非自主杀伤。
针对外界广泛关注的“AI自主决定攻击目标”问题,多位专家明确表示,目前战场上并不存在由AI独立完成目标发现、目标批准和武器释放全过程的自主杀伤系统。
现阶段AI主要承担认知辅助和流程加速功能,其作用体现在帮助分析人员发现目标、开展关联分析、生成目标网络结构以及提出行动建议等方面。当系统发现潜在目标后,仍需要经过情报人员审核、目标分析和指挥审批等程序,最终由人类作出是否打击的决定。
专家特别指出,未来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并非AI直接开火,而是随着算法能力不断提升,系统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发现大量潜在目标,从而对现有目标审批体系形成压力。
例如,在战争进入中后期、预设目标基本打击完成后,系统可能快速生成大量新增目标候选项,此时如何确保审核质量和决策可靠性,将成为AI军事应用面临的重要挑战。
因此,美军当前更倾向于将AI定位为“认知增强工具”,而非取代人类判断的自主作战主体。


观点4:美方持续探索AI军事应用边界与人机协同机制



一是“人在回路中”仍被视为当前智能化作战基本原则。
绕AI在战争中的应用边界,与会专家普遍强调,虽然算法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持续提高,但涉及生死决策和武力使用的问题,最终责任仍必须由人类承担。
沙纳汉指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军事行动中的责任主体始终应是指挥员而非算法系统。对于目标打击、武器释放等关键环节,AI可以提供建议和辅助分析,但不能替代指挥员作出最终决定
专家认为,军事组织长期建立在责任链条和问责体系基础之上,未来即便出现更高程度自动化作战能力,也须保留清晰的人类责任主体,否则将难以满足法律、伦理和指挥控制要求。


二是未来人机协同关系可能由执行阶段前移至设计阶段。
专家认为,随着战争节奏不断加快,传统意义上“人在最后按下按钮”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人类退出决策过程。
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类在系统设计、规则制定和权限设置阶段完成主要控制,而系统则在既定边界内自动运行。
例如,指挥员和法律顾问可以事先将作战规则、目标识别标准以及交战条件写入系统,使AI在满足条件时自动开展分析和推荐。
专家指出,未来战争中人类控制环节可能向前端转移,但不会彻底消失。特别是在高强度、高速度作战环境下,人类更多承担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角色,而机器承担执行和处理角色,这将成为未来智能化作战重要发展方向。


三是美方开始关注算法决策过程中的安全制衡机制建设。
讨论过程中,多位专家提及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中的经验教训。相关研究显示,在部分情况下,目标审批时间已经被压缩至20秒左右,引发外界对于人工审核是否流于形式的担忧。
专家认为,未来智能化系统必须建立多层次安全机制。例如,通过软件界面设计增加确认环节和风险提示,迫使操作人员重新审视系统建议;通过硬件限制、防误触设计以及权限管理机制避免误操作;通过政策和程序规定明确不同类型目标的审批权限和审查要求。
同时,还应在系统研发阶段引入法律和伦理审查机制,将武装冲突法、交战规则和责任要求嵌入系统架构,实现“责任内嵌式设计”。
专家认为,未来AI军事应用能否获得广泛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约束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


观点5:算法作战能力扩散将重塑未来战争竞争格局



一是美国和以色列被视为当前算法作战应用的主要领先者。
针对AI军事应用发展现状,专家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目前处于相关领域前沿位置。其中,以色列较早将AI技术融入目标发现、目标筛选和目标管理流程,并在长期反恐行动和地区冲突中持续开展实践探索;美国则依托Project Maven、联合人工智能中心(JAIC)以及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等机制,推动AI技术在联合情报、指挥控制和目标打击体系中的规模化应用。
专家指出,本轮伊朗行动中展示的Maven智能系统,已经体现出AI从单一目标识别工具向综合作战支撑平台转变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美军也正在探索将大型语言模型、目标网络分析工具以及数据融合系统引入作战流程,进一步提升目标发现和决策支持效率。
与会人员同时强调,当前AI仍主要发挥辅助作用,并未形成完全自主的作战体系。


二是俄乌冲突正在加速形成“算法对抗算法”的新型作战模式。
专家特别提到,俄乌冲突已经成为观察AI和自主系统发展的重要试验场。在战场实践中,乌克兰不断尝试利用自动化系统、无人平台和智能算法提升目标发现、火力引导和战场感知能力,而俄罗斯则同步采取反制措施,通过电子战、反无人系统和新的自动化手段进行应对。双方围绕无人机、自主系统和算法工具展开持续博弈,形成快速迭代升级态势。
专家认为,这种竞争本质上是一种“算法对抗算法”的过程,即一方推出新技术后,另一方迅速研究破解方法并形成反制能力,随后双方再次升级技术手段。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决定优势归属的关键因素不再仅仅是装备数量,而是技术创新速度、系统适应能力以及快速迭代能力。
与会人员认为,未来战争中的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技术更新速度和组织学习能力之间的竞争。


三是技术扩散将削弱单一国家长期保持技术优势的可能性。
专家指出,与传统大型武器平台相比,算法系统和软件能力具有研发周期短、扩散速度快以及复制成本较低等特点,因此很难形成长期垄断优势。即便某一方率先获得技术突破,对手也可能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模仿、逆向研究或商业技术引入等方式实现追赶。
专家认为,未来战争中不存在能够长期决定胜负的“万能技术”,任何新能力都将面临快速扩散和持续对抗。正如当前俄乌战场所展示的那样,无人机、自主控制和AI应用不断经历“创新—反制—再创新”的循环过程。
因此,对于军队而言,真正重要的不仅是获得某项技术,更是建立持续创新和快速适应机制,在技术变化过程中保持组织灵活性和体系优势。
与会人员认为,未来军事竞争将越来越体现为创新生态和体系能力之间的竞争,而非单纯依赖某一项技术突破。


几点启示



启示1:未来战争竞争正加速向“数据+算法+决策”体系竞争转变,智能化能力将成为影响作战效能的重要因素。
AI对战争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单一装备或单项技术突破,而是逐步融入情报获取、信息处理、目标发现、态势感知和辅助决策等多个环节。特别是“Maven”等智能系统的发展表明,未来战争优势越来越取决于海量数据汇聚能力、多源信息融合能力以及快速形成决策建议的能力。
相比传统依靠平台数量和火力规模形成优势的模式,智能化条件下的战争更加强调发现目标、理解战场和快速决策能力。随着战场信息规模持续增长,AI将在压缩“发现—判断—行动”链路、提高作战响应速度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未来战争竞争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数据资源整合能力、算法迭代能力以及组织适应能力之间的竞争。


启示2:人机协同正在成为战争组织实施的重要形态,AI应用边界问题将更加突出。
尽管AI能力快速发展,但当前军事领域仍普遍坚持“人在回路中”的基本原则,涉及目标打击和武力使用等关键决策仍由人类承担最终责任。然而,随着战场节奏不断加快和目标生成速度显著提升,传统人工审核模式正面临新的现实挑战。
未来人类在作战体系中的角色可能更多向规则制定、权限设定和监督管理等前端环节转移,而AI则承担信息处理、目标分析和方案生成等具体任务。
这表明,人机协同将成为未来智能化战争的重要组织模式。同时,如何平衡效率提升与风险管控、技术应用与伦理约束之间的关系,也将成为各国军队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围绕算法透明性、责任归属和安全控制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和实践,预计将持续受到高度关注。


启示3:战争影响已突破传统军事范畴,多领域联动特征更加明显。
从本轮冲突发展情况看,现代战争正在呈现军事、经济、能源、科技和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的新特点。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影响全球能源运输,美国则通过全球兵力调配维持地区军事压力,双方博弈已超出单纯军事对抗范畴。与此同时,中东局势变化还对全球能源市场、国际航运秩序以及大国战略布局产生连锁影响。
有关专家普遍认为,未来战争不仅考验军事力量运用能力,也考验国家在资源调度、产业支撑、科技创新和战略统筹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特别是在全球战略竞争背景下,局部冲突往往会引发跨区域、跨领域影响,对相关国家力量配置和战略选择产生深远作用。
如何统筹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技术安全以及全球战略利益,将成为未来国家安全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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