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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解读文言文
直击中考


严先生祠堂记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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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翻译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盅》卦的“上九”爻 (yáo) 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
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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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父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他不但从小勤奋好学,而且胸怀远大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已任。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仁宗时曾任秘阁校理,他为人忠直,极言敢谏,曾被贬河中府通判。仁宗明道二年(1033)任右司谏,景佑年间知开封府,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被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侵扰,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声望大增,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回朝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继而向仁宗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庆历新政”。这些新的政治措施遭到保守势力的联合进攻,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罢去参知政事,新政失败。此后他又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最后病死于徐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淹在学术上以易学著名,其文学亦为后世景仰,在文风卑弱的宋初,范仲淹反对西昆派,反对骈体文,主作用质朴的、有实际社会内容的作品来矫正文弊。他一生论著很多,诗、词、散文都很出色,有不少爱国忧民、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艺术上也颇见工力,颇具特色。名篇有散文《岳阳楼记》、词《渔家傲》、诗《江上渔者》等。集有《范文正公集》,其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一四。他上继李、杜、韩、柳,下启欧阳修、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与穆修、柳开一起,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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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释义
先生:指严光。
赤符:《赤伏符》,新莽末年谶纬家所造符箓,谓刘秀上应天命,当继汉统为帝。后亦泛指帝王受命的符瑞。
蛊:六十四卦之一。[1]
上九:九爻。
屯(zhūn)六十四卦之一。
复:复除徭役
臣妾:原指男女奴隶,这里引申为被统治的人民。
亿兆:古代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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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文章一开始交待出“先生,光武之故人也”。仅八个字,便把两个人物及他们间的关系简单明确地告诉读者。“相尚以道”仅仅四字,开宗明义,点明主题,并以此统领全篇,可谓惜墨如金之至。
“道”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品格操守以及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长期为人们所称道和推崇。下面作者以鲜明的节奏,紧扣“相尚以道”的主题,分三层逐次展开论述。作者把严子陵与光武帝两两对照、相互映衬,在突出严子陵的同时,使“相尚以道”的主题得以深化。
“及帝握赤符, 乘六龙, 得圣人之时, 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既而动星象, 归江湖, 得圣人之清, 泥涂轩冕, 天下孰加焉?”两句问话, 道出严子陵、光武天下无人可比的两种性格: 光武是君临天下, 统治万民的一国之尊, 严子陵则是放浪不羁,藐视权贵的一介寒儒。然而子陵之于光武能“以节高之”, 表现了自己不事权贵的高尚操守; 光武之于严子陵,亦可“以礼下之”, 表现了一个开国之君礼贤下士的博大胸怀。这是他们“相尚以道”的具体体现。文章至此为本段的第一层。
这里的两个反问句, 勾勒出了两个性格、地位迥异的人物形象。《后汉书·光武记》 中记载, 建武元年“光武先在长安时, 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囚夷云集龙斗野, 囚七之际火为主。’”光武得符, 后果登帝位。其“乘六龙”,“臣妾亿兆”是何等宣赫。相传地上的要人在天上都有与之相应的星宿。据说, 严子陵与光武共卧, 子陵将脚放在光武腹上。次日, 太史奏有客星犯帝座甚急, 以为不祥, 光武却笑着说:“我不过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而已。”以后严子陵归隐江湖,“泥涂轩冕”, 这又是何等清高。“相尚以道”正是对他们二人关系的高度概括。
作品行文质朴,不事雕琢,犹如严先生拙朴的人品;文字明白晓畅,但并非枯燥无味,这又如严先生含蓄深沉的性格。外部形式与所表达的内容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
范仲淹生活的北宋王朝,内忧外患日趋严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目标自警。为改变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他于庆历年间主持变法,不久因保守派反对而失败;又因议论朝政,屡遭谪贬,一生郁郁不得志。这篇《严先生祠堂记》通过对严子陵、汉光武帝之间“相尚以道”的交谊的赞颂,表现了他对明君贤臣的清平政治的渴望,同时透出政治上失意之人的淡淡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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