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远
“阅卷门”风波再起：侯志远律师再陷调查迷局
近日，因“将卷宗发给当事人”被北京市律师协会训诫的侯志远律师，再次遭到调查。
侯志远律师之前之所以被处分，起因是其代理的案件当事人李夫凯以“不尽责”为由对侯志远律师投诉。结果，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和北京市律协联合调查了半年，发现投诉事项均不成立，却于查案途中“意外”发现侯志远律师曾以微信传递卷宗于当事人，据此认定该行为“超出了核实有关证据的合理范围和必要限度”，构成违规，给予了侯志远律师训诫处分。
再次遭受调查，令侯志远律师始料不及。本以为总算尘埃落定，可以居一隅，舔舐伤口，重整旗鼓再出发。没想到当事人卷土重来，再次投诉。真应了那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
然而，这次启动调查的却是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
本次投诉理由毫无新意，仍然是认为侯志远律师一无是处。言语之间，恨不得杀死那个把他从看守所救出来、帮他省下40万赔偿金、为其争取到缓刑建议的律师不可。
不过，本次投诉事项却已升级换代。已从昔日投诉索要全额律师费，演变成连差旅费亦不肯放过，更破天荒地要求赔偿法院对其判决的50万罚金。
以我为鉴：警惕律师行业的“恶意投诉”
李夫凯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假冒森马旗下巴拉巴拉童装，案值逾百万）被刑事追究。本人作为其辩护人被其以“不尽责”为由反复投诉。观其投诉书行文格式及文风，断然不是出自其低学历者之手，背后恐有专业人士教唆之嫌——此说并非凭空臆断，本人已将投诉书发至北京及全国律师群，众同仁皆表示认同。
李夫凯的行为明显属于恶意投诉，这亦是笔者久欲陈情之弊：当下已有不法“法律服务公司”，专以教唆当事人“恶意投诉”为业，诱使当事人索取退费后抽成牟利，这已成侵蚀行业生态之毒瘤。更有甚者，竟有当事人以律师“开庭未穿律师袍”为由要求退费，后在司法部门的介入下得逞！
所幸“恶意投诉”之现象，全国已有省份关注。2025年8月3日，陕西省律师协会率先发布《陕西省律师协会恶意投诉行为处理规则（试行）》通知，为行业及时吹哨。
扣问海淀：投诉是否遵守“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人不擅行政，今有一惑：行政机关所辖之协会组织，既已对投诉事项作出终局处理，面对重复投诉，行政机关是否仍要调查一番？本人不才，诚邀全国法学家能够著文阐析，以飨公众。
本人观李夫凯此前投诉目的，无非是“退费”二字。如今，其重复投诉更是变本加厉，不仅索要律师费、差旅费，更是要求赔偿法院对其判决的50万元罚金，其荒诞之举，令人哭笑不得。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作为首都司法部门，应当高瞻远瞩，对“恶意投诉”现象引起高度重视，切勿墨守成规、机械执法，而应将本案作为规制“恶意投诉”之典型样本，进而制定相关应对细则，不负北京首善之地的司法担当。
本人希望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能够跳出重复调查之窠臼，基于打击“恶意投诉、护航律师权益”之根本，以“一事不再理”为行政铁律，直接不予立案。至此，方显司法清明，方能赢得民心。
对待“恶意投诉”当事人，我没有那么好的脾气
一、关于李夫凯称本人消极拖延、拒不履行代理职责、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的说明
本人会见李夫凯后，均会与家属积极沟通相关会见情况。李夫凯被刑事拘留期间，本人还积极与森马集团代理人徐律师多次协商赔偿、多轮斡旋，最终将50万元索赔额降至10万元，为李夫凯节省赔偿金40万元。办案机关凭赔偿谅解书将李夫凯取保候审，其家属亦对本人赞赏有加。（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后因本人代理广州中院一涉黑案出庭近一个月，其间无法接打电话，但本人每日休庭后必以电话或微信回复，本人亦有大量回电及回信记录为证。
另外，本案改变管辖前，本人与浙江宁波警察沟通顺畅。本人所提“积极赔偿、化解矛盾”方案获宁波警方称赞，并促成李夫凯取保候审；案件改变管辖后，新办案警察未向本人打过电话，何来本人“拒接警察电话”一说；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本人亦与检察官针对涉案金额、建议缓刑事宜多番沟通，检察官对本人尽职尽责评价甚高，甚至愿在李夫凯投诉本人一事为本人做证。李夫凯称本人拒接检察官电话纯属无稽之谈。
二、关于李夫凯称要求线下见面本人以工作忙未见的说明
本人在李夫凯取保候审后，一直与李夫凯及委托人卢秋凤保持电话及微信联系。案件移送至检察院后，本人即刻前往阅卷，并向李夫凯发送本人抵达检察院门口的照片通报行程。然，李夫凯居所就在该县，其并未提出见面需求。本人也从未有消极避见之举。后因本人于2024年12月23日—2025年1月17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涉黑案二审（期间法庭不允许请假），恰逢李夫凯案需要在检察院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本人在开庭之前已向承办检察官反映了会在广州开庭的情况，检察官表示理解，并为李夫凯指派值班律师见证。李夫凯签署完毕后，旋即反目，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律师费。以至于本人已无必要与其见面。
三、关于李夫凯称检察院阅卷阶段，本人未与李夫凯沟通案子的具体情况的说明
2024年12月16日，本人与承办检察官电话取得联系。本人在电话里明确提到对公安起诉意见书里的49万无异议，建议尽快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建议缓刑。检察官称卷宗刚移送过来，还未看卷，答应阅卷后会及时联系本人。本人还于当日将卷宗交由李夫凯核对证据，让其对相关证据发表看法，也充分听取了李夫凯关于涉案数额之意见——此乃尽职尽责之举，却成了其笔下的“如果我们能看懂或者找到证据，律师还干什么？”的贬低评价。更成北京律协训诫本人之“罪证”。
后辩护人继续跟检察官沟通，建议给李夫凯缓刑的建议，称本案已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检察官表示同意。关于涉案数额问题，本人提到了后台数据虽有90余万销售金额，但存在刷单及销售其他品牌的情形，是否能以李夫凯的自认数额作为犯罪金额。检察官表示理解并称会依法以及本着“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之原则能减则减。后检察官研究后，告知本人不能按照李夫凯自认的数额，并建议我向公安提出疑问，由公安调查一下是否还有有利于李夫凯的证据。本人立即转告李夫凯，并立即与办案警官电话沟通。办案警官答应第二天让李夫凯到其办公室查找证据。李夫凯听从本人建议，次日果真找出几万元的刷单记录。本人心细如发、响应及时，何来“不尽责”一说？
四、关于李夫凯称本人在其签认罪认罚时都没回来，其感到无助、失落，在检察院门口碰壁、无人理会、无人陪伴，迫于无奈又重新委托律师办理，并要求本人赔付后期委托律师费的说明
如前所述，本人因参加广州涉黑案二审无法到场，且提前向承办检察官报备，检察官表示理解，并及时指派了值班律师见证，李夫凯权益并未受损。
需特别指出：李夫凯投诉本人未能为其打掉涉案金额，却自愿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认可该犯罪数额（大约90万元）——若其不认可，完全可以拒绝签署，亦可以在签署之后要求撤销，不能“既要又要”。（既要低犯罪数额，又要缓刑建议）
并且，根据法律规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律师的作用是见证。律师不在场时，值班律师亦可见证，不需要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从而多支付一笔律师费。李夫凯解除本人并自行委托律师所支付的费用，本人及律所无义务承担。
另外，关于李夫凯因在检察院未被充分关注而心生无助、失落之情，本人只是一名律师，不是医生，难以体恤及顾及。建议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或咨询心理医生。检察院不是抚慰犯罪嫌疑人身心的地方，医院才是；律师也不是诊疗心理问题之人，医生才是。
五、关于李夫凯称本人辱骂其及家人的说明
2025年1月2日，李夫凯签署具结书获得缓刑量刑建议后，突然以本人未到场见证为由发难。指责本人“无用”并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律师费。其在与本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内容中并未有不满之处，此番变脸，令本人错愕委屈。本人多次申明已尽职尽责，劝其恪守契约精神，不能过河拆桥、背信弃义，情急之下使用汶上乡土方言称其“孬种”（意为耍赖），绝非辱骂。
近期，本人在济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辩护时，对方诉讼代理人恼羞成怒，在法庭内持续称谓本人“孬种”多达近百次，也未见法官对其司法处罚，足见“孬种”并非侮辱性用语。借乡土方言“孬种”要求退费，与某当事人拿“律师开庭不穿律师袍”退费，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皆属无理取闹。
六、关于李夫凯要求退还律师费的说明
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如果乙方无故终止履行本协议，辩护费全额退还甲方；如果甲方无故终止，辩护费不退还。本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一审终结之日止。乙方律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任何承诺；在本合同签署之前，甲乙双方已就本合同涉及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本合同系双方友好协商，自愿一致达成。”李夫凯单方撕毁协议，本人及律所均无退费义务。
七、关于李夫凯不认可犯罪金额、要求赔偿法院对其罚金50万元的说明
李夫凯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具结书认可犯罪金额，获缓刑建议；审判阶段认同具结书内容，获缓刑及罚金判决。如今诬告本人不尽责导致其“错失最佳处理时机，最终发展成无法挽回的局面”从而损失了50万元的罚金，何其荒谬！？试问“最佳处理时机”在哪？又是如何认定“错失”？怎么成了“无法挽回”？
据此，其虚与委蛇、欺骗法官判其缓刑之行径昭然若揭。其属于典型的“认罪不认事、不认罚”，意图借认罪骗取缓刑。建议贵局将其投诉书邮寄至山东济宁市嘉祥县人民法院，建议启动再审，撤销缓刑、改判实刑。本人亦将以公民身份监督此案，申请撤销其缓刑，维护司法公正。
八、关于本人未去法院开庭的说明
李夫凯在公安侦查阶段得到取保候审、检察院审查阶段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得到缓刑建议后，单方撕毁协议，明确解除本人。（本人有录音留存）故本人已无法参加后续法院审理阶段的辩护工作，错不在本人。即便如此，本人仍为其书写了一份一审辩护词，足见本人之尽职尽责态度。李夫凯罔顾事实，欺瞒司法机关，其心可诛。
九、关于李夫凯认为网络称其“农夫与蛇”不实言论对其造成影响的说明
首先需要澄清：网络并未称李夫凯为“农夫与蛇”，而是称其为“蛇”，本人才是“农夫”。李夫凯当然不配当“农夫”。
再者，天道昭彰，任何人皆需为其行为负责。李夫凯多年销售假冒儿童贴身衣物，案值百万，依法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为其争取缓刑已是竭尽全力；其家人既已签委托协议却背信弃义，连同乡之情亦不顾及，反满世界控告本人近一年，更是无情无义。如此目无国法、践踏契约人伦，岂能禁止网民批评？网民对丑恶现象发声，恰是民主社会之应有之义，何来“影响”之说？其挨全国网民之骂，岂不是求锤得锤、咎由自取？
综上，李夫凯满口谎言，混淆视听；践踏国法，应予严惩；撕毁契约，徒增笑耳；背信弃义，令人不齿；骗取缓刑，应予监督。其频繁投诉，更是浪费司法资源，伤害本人之感情。本人认真负责、勤勉专业，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对本人的《处分决定书》中亦对本人工作有充分肯定。本人坚决不同意退费，亦不同意调解，同时对李夫凯反复纠缠、恶意投诉之行为一并向贵局维权。请贵局充分调查、依法处理后将该人拉入黑名单，并通报辖区律协、上报全国律协，提醒全国律师未来拒绝为此人提供任何法律服务。
END
侯志远
“阅卷门”风波再起：侯志远律师再陷调查迷局
近日，因“将卷宗发给当事人”被北京市律师协会训诫的侯志远律师，再次遭到调查。
侯志远律师之前之所以被处分，起因是其代理的案件当事人李夫凯以“不尽责”为由对侯志远律师投诉。结果，北京市海淀区律师协会和北京市律协联合调查了半年，发现投诉事项均不成立，却于查案途中“意外”发现侯志远律师曾以微信传递卷宗于当事人，据此认定该行为“超出了核实有关证据的合理范围和必要限度”，构成违规，给予了侯志远律师训诫处分。
再次遭受调查，令侯志远律师始料不及。本以为总算尘埃落定，可以居一隅，舔舐伤口，重整旗鼓再出发。没想到当事人卷土重来，再次投诉。真应了那句古话——树欲静而风不止。
然而，这次启动调查的却是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
本次投诉理由毫无新意，仍然是认为侯志远律师一无是处。言语之间，恨不得杀死那个把他从看守所救出来、帮他省下40万赔偿金、为其争取到缓刑建议的律师不可。
不过，本次投诉事项却已升级换代。已从昔日投诉索要全额律师费，演变成连差旅费亦不肯放过，更破天荒地要求赔偿法院对其判决的50万罚金。
李夫凯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假冒森马旗下巴拉巴拉童装，案值逾百万）被刑事追究。本人作为其辩护人被其以“不尽责”为由反复投诉。观其投诉书行文格式及文风，断然不是出自其低学历者之手，背后恐有专业人士教唆之嫌——此说并非凭空臆断，本人已将投诉书发至北京及全国律师群，众同仁皆表示认同。
李夫凯的行为明显属于恶意投诉，这亦是笔者久欲陈情之弊：当下已有不法“法律服务公司”，专以教唆当事人“恶意投诉”为业，诱使当事人索取退费后抽成牟利，这已成侵蚀行业生态之毒瘤。更有甚者，竟有当事人以律师“开庭未穿律师袍”为由要求退费，后在司法部门的介入下得逞！
所幸“恶意投诉”之现象，全国已有省份关注。2025年8月3日，陕西省律师协会率先发布《陕西省律师协会恶意投诉行为处理规则（试行）》通知，为行业及时吹哨。
扣问海淀：投诉是否遵守“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人不擅行政，今有一惑：行政机关所辖之协会组织，既已对投诉事项作出终局处理，面对重复投诉，行政机关是否仍要调查一番？本人不才，诚邀全国法学家能够著文阐析，以飨公众。
本人观李夫凯此前投诉目的，无非是“退费”二字。如今，其重复投诉更是变本加厉，不仅索要律师费、差旅费，更是要求赔偿法院对其判决的50万元罚金，其荒诞之举，令人哭笑不得。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作为首都司法部门，应当高瞻远瞩，对“恶意投诉”现象引起高度重视，切勿墨守成规、机械执法，而应将本案作为规制“恶意投诉”之典型样本，进而制定相关应对细则，不负北京首善之地的司法担当。
本人希望北京市海淀区司法局能够跳出重复调查之窠臼，基于打击“恶意投诉、护航律师权益”之根本，以“一事不再理”为行政铁律，直接不予立案。至此，方显司法清明，方能赢得民心。
一、关于李夫凯称本人消极拖延、拒不履行代理职责、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的说明
本人会见李夫凯后，均会与家属积极沟通相关会见情况。李夫凯被刑事拘留期间，本人还积极与森马集团代理人徐律师多次协商赔偿、多轮斡旋，最终将50万元索赔额降至10万元，为李夫凯节省赔偿金40万元。办案机关凭赔偿谅解书将李夫凯取保候审，其家属亦对本人赞赏有加。（有微信聊天记录为证）后因本人代理广州中院一涉黑案出庭近一个月，其间无法接打电话，但本人每日休庭后必以电话或微信回复，本人亦有大量回电及回信记录为证。
另外，本案改变管辖前，本人与浙江宁波警察沟通顺畅。本人所提“积极赔偿、化解矛盾”方案获宁波警方称赞，并促成李夫凯取保候审；案件改变管辖后，新办案警察未向本人打过电话，何来本人“拒接警察电话”一说；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本人亦与检察官针对涉案金额、建议缓刑事宜多番沟通，检察官对本人尽职尽责评价甚高，甚至愿在李夫凯投诉本人一事为本人做证。李夫凯称本人拒接检察官电话纯属无稽之谈。
二、关于李夫凯称要求线下见面本人以工作忙未见的说明
本人在李夫凯取保候审后，一直与李夫凯及委托人卢秋凤保持电话及微信联系。案件移送至检察院后，本人即刻前往阅卷，并向李夫凯发送本人抵达检察院门口的照片通报行程。然，李夫凯居所就在该县，其并未提出见面需求。本人也从未有消极避见之举。后因本人于2024年12月23日—2025年1月17日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涉黑案二审（期间法庭不允许请假），恰逢李夫凯案需要在检察院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本人在开庭之前已向承办检察官反映了会在广州开庭的情况，检察官表示理解，并为李夫凯指派值班律师见证。李夫凯签署完毕后，旋即反目，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全部律师费。以至于本人已无必要与其见面。
三、关于李夫凯称检察院阅卷阶段，本人未与李夫凯沟通案子的具体情况的说明
2024年12月16日，本人与承办检察官电话取得联系。本人在电话里明确提到对公安起诉意见书里的49万无异议，建议尽快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建议缓刑。检察官称卷宗刚移送过来，还未看卷，答应阅卷后会及时联系本人。本人还于当日将卷宗交由李夫凯核对证据，让其对相关证据发表看法，也充分听取了李夫凯关于涉案数额之意见——此乃尽职尽责之举，却成了其笔下的“如果我们能看懂或者找到证据，律师还干什么？”的贬低评价。更成北京律协训诫本人之“罪证”。
后辩护人继续跟检察官沟通，建议给李夫凯缓刑的建议，称本案已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检察官表示同意。关于涉案数额问题，本人提到了后台数据虽有90余万销售金额，但存在刷单及销售其他品牌的情形，是否能以李夫凯的自认数额作为犯罪金额。检察官表示理解并称会依法以及本着“存疑有利于被告人”之原则能减则减。后检察官研究后，告知本人不能按照李夫凯自认的数额，并建议我向公安提出疑问，由公安调查一下是否还有有利于李夫凯的证据。本人立即转告李夫凯，并立即与办案警官电话沟通。办案警官答应第二天让李夫凯到其办公室查找证据。李夫凯听从本人建议，次日果真找出几万元的刷单记录。本人心细如发、响应及时，何来“不尽责”一说？
四、关于李夫凯称本人在其签认罪认罚时都没回来，其感到无助、失落，在检察院门口碰壁、无人理会、无人陪伴，迫于无奈又重新委托律师办理，并要求本人赔付后期委托律师费的说明
如前所述，本人因参加广州涉黑案二审无法到场，且提前向承办检察官报备，检察官表示理解，并及时指派了值班律师见证，李夫凯权益并未受损。
需特别指出：李夫凯投诉本人未能为其打掉涉案金额，却自愿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认可该犯罪数额（大约90万元）——若其不认可，完全可以拒绝签署，亦可以在签署之后要求撤销，不能“既要又要”。（既要低犯罪数额，又要缓刑建议）
并且，根据法律规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律师的作用是见证。律师不在场时，值班律师亦可见证，不需要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从而多支付一笔律师费。李夫凯解除本人并自行委托律师所支付的费用，本人及律所无义务承担。
另外，关于李夫凯因在检察院未被充分关注而心生无助、失落之情，本人只是一名律师，不是医生，难以体恤及顾及。建议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或咨询心理医生。检察院不是抚慰犯罪嫌疑人身心的地方，医院才是；律师也不是诊疗心理问题之人，医生才是。
五、关于李夫凯称本人辱骂其及家人的说明
2025年1月2日，李夫凯签署具结书获得缓刑量刑建议后，突然以本人未到场见证为由发难。指责本人“无用”并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律师费。其在与本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通话内容中并未有不满之处，此番变脸，令本人错愕委屈。本人多次申明已尽职尽责，劝其恪守契约精神，不能过河拆桥、背信弃义，情急之下使用汶上乡土方言称其“孬种”（意为耍赖），绝非辱骂。
近期，本人在济宁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辩护时，对方诉讼代理人恼羞成怒，在法庭内持续称谓本人“孬种”多达近百次，也未见法官对其司法处罚，足见“孬种”并非侮辱性用语。借乡土方言“孬种”要求退费，与某当事人拿“律师开庭不穿律师袍”退费，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皆属无理取闹。
六、关于李夫凯要求退还律师费的说明
委托代理协议中明确约定：“如果乙方无故终止履行本协议，辩护费全额退还甲方；如果甲方无故终止，辩护费不退还。本协议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一审终结之日止。乙方律师不对案件结果作出任何承诺；在本合同签署之前，甲乙双方已就本合同涉及事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本合同系双方友好协商，自愿一致达成。”李夫凯单方撕毁协议，本人及律所均无退费义务。
七、关于李夫凯不认可犯罪金额、要求赔偿法院对其罚金50万元的说明
李夫凯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签署具结书认可犯罪金额，获缓刑建议；审判阶段认同具结书内容，获缓刑及罚金判决。如今诬告本人不尽责导致其“错失最佳处理时机，最终发展成无法挽回的局面”从而损失了50万元的罚金，何其荒谬！？试问“最佳处理时机”在哪？又是如何认定“错失”？怎么成了“无法挽回”？
据此，其虚与委蛇、欺骗法官判其缓刑之行径昭然若揭。其属于典型的“认罪不认事、不认罚”，意图借认罪骗取缓刑。建议贵局将其投诉书邮寄至山东济宁市嘉祥县人民法院，建议启动再审，撤销缓刑、改判实刑。本人亦将以公民身份监督此案，申请撤销其缓刑，维护司法公正。
八、关于本人未去法院开庭的说明
李夫凯在公安侦查阶段得到取保候审、检察院审查阶段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得到缓刑建议后，单方撕毁协议，明确解除本人。（本人有录音留存）故本人已无法参加后续法院审理阶段的辩护工作，错不在本人。即便如此，本人仍为其书写了一份一审辩护词，足见本人之尽职尽责态度。李夫凯罔顾事实，欺瞒司法机关，其心可诛。
九、关于李夫凯认为网络称其“农夫与蛇”不实言论对其造成影响的说明
首先需要澄清：网络并未称李夫凯为“农夫与蛇”，而是称其为“蛇”，本人才是“农夫”。李夫凯当然不配当“农夫”。
再者，天道昭彰，任何人皆需为其行为负责。李夫凯多年销售假冒儿童贴身衣物，案值百万，依法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为其争取缓刑已是竭尽全力；其家人既已签委托协议却背信弃义，连同乡之情亦不顾及，反满世界控告本人近一年，更是无情无义。如此目无国法、践踏契约人伦，岂能禁止网民批评？网民对丑恶现象发声，恰是民主社会之应有之义，何来“影响”之说？其挨全国网民之骂，岂不是求锤得锤、咎由自取？
综上，李夫凯满口谎言，混淆视听；践踏国法，应予严惩；撕毁契约，徒增笑耳；背信弃义，令人不齿；骗取缓刑，应予监督。其频繁投诉，更是浪费司法资源，伤害本人之感情。本人认真负责、勤勉专业，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对本人的《处分决定书》中亦对本人工作有充分肯定。本人坚决不同意退费，亦不同意调解，同时对李夫凯反复纠缠、恶意投诉之行为一并向贵局维权。请贵局充分调查、依法处理后将该人拉入黑名单，并通报辖区律协、上报全国律协，提醒全国律师未来拒绝为此人提供任何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