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是《家族企业国际化能实现企业成长吗——基于代际传承情境的实证研究》。文章发表于《经济管理》2025年第12期，作者为邹立凯、曾颖娴、崔雨晴。研究聚焦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背景下国际化经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在家族企业战略管理与企业绩效交叉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企业成长，国际化，家族企业，二代涉入，非家族CEO
文章摘要
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缺乏全面而有效的解释，少量研究集中在绩效的盈利能力方面，而家族企业将营收增长和市场扩张置于利润之上的做法并不少见，尤其是长期经营愿景使得家族企业愿意追求更长远发展而不是短期利润目标。
通过对中国 A 股上市家族企业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发现三个核心结论：
1. 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成长（以营业总收入增长率衡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
2. 二代涉入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成长的正向关系：二代成员参与管理有助于缓解与国际化相关的经营管理能力不足及资源约束问题，从而增强国际化对企业成长的促进效果。
3. 非家族成员继任CEO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成长的正向关系：非家族CEO有助于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合法性，降低管理与代理成本，进而带来企业成长。
进一步分析发现，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盈利能力（营业毛利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揭示了企业在追求成长与追求盈利之间存在内在冲突。
文章导读
随着全球化竞争加剧与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国际化已成为中国家族企业实现成长的重要战略路径。然而，现有研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盈利能力等财务指标，对“企业成长”这一家族企业同样高度关注的非经济目标维度关注不足。家族企业基于代际传承的长期经营愿景，往往将营收增长和市场扩张置于短期利润之上，这一特性使得仅以财务盈利衡量国际化绩效存在明显局限。
此外，现有文献在传承情境下国际化如何影响企业成长这一议题上存在明显研究缺口：二代涉入与非家族CEO继任是否会改变国际化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路径？这些关键问题尚未得到系统探讨。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从企业成长视角重新审视国际化战略绩效，并引入代际传承情境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不同权力结构安排对国际化-成长关系的边界影响。
研究设计
1. 研究假设
本文以资源基础理论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为双重理论框架，围绕【国际化→企业成长】这一主线，引入代际传承情境变量，构建三组核心假设：
H1（主效应）：家族企业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成长具有正向影响。家族企业面临国内市场瓶颈，国际化是突破成长约束、获取新资源的重要途径；同时，基于对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视，家族企业更愿意通过国际化进行资源回流，促进国内增长。
H2（调节效应一）：二代涉入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成长的正向关系。二代成员具备更丰富的国际化经验与知识，同时面临家业延续压力，不仅能提升国际化资源调配能力，还能强化企业对长期成长目标的追求。
H3（调节效应二）：非家族成员继任CEO正向调节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成长的正向关系。非家族CEO具有更高的绩效导向与风险承受意愿，能提升国际化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与合法性，帮助家族企业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化战略实现成长。
2. 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2003—2017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家族企业认定标准为：（1）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单一家族中的某个或多个自然人；（2）该家族至少有两人持有股份或担任董监高职务。在剔除金融保险类企业及财务数据缺失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242个观测值。家族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CNRDS数据库及手工整理，国际化与企业绩效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与CSMAR数据库。
3. 变量定义
本文设置的变量包含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调节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四类：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成长（Grow），以企业当年营业总收入相对前一年的营收变动百分比衡量，稳健性检验则采用企业资产总计年度变化率表征。
解释变量为国际化程度（Int），用企业当年海外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进行测算；调节变量包括二代涉入（Sg）与非家族成员继任 CEO（Nceo），其中若二代家族成员持有企业股权或进入董事会、高管团队、监事会，二代涉入赋值为 1，否则为 0，当 CEO 由家族成员更换为非家族成员担任时，非家族成员继任 CEO 取值为 1，反之取值为 0。
控制变量从个人家族与企业组织两个层面选取，个人与家族层面涵盖董事长年龄、性别、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高管比例、家族董事比例、家族董事长及家族 CEO，企业组织层面包含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员工数取对数）、盈利绩效（ROA）、财务杠杆（Lev），同时纳入年份与行业虚拟变量加以控制。
4. 计量方法
本文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OLS层级回归分析，控制行业与年份固定效应。为处理国际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时滞性，控制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并分别以当期后1年、2年、3年的企业成长作为因变量测量指标。内生性处理方面，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首先估计家族企业进行国际化的概率，再利用最近邻匹配构建反事实对照组，计算国际化对企业成长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以排除企业自选择偏误的干扰。
结果分析
1. 主效应：国际化经营与企业成长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程度对当期后1年企业成长的回归系数为0.045（p<0.1），对当期后2年和3年成长的系数分别为0.108（p<0.01）和0.134（p<0.01），国际化的正向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增强，体现出国际化战略对企业成长促进作用的滞后性与累积性。采用三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与资产年度增长率作为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一致。
2. 调节效应：代际传承情境的强化作用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显示：
二代涉入×国际化程度的交互项在当期后1年和后2年均显著为正，表明有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能更充分地将国际化战略转化为企业成长。H2基本得到支持。
非家族成员继任CEO×国际化程度的交互项在当期后3年显著为正，短期效应不显著，说明非家族CEO对国际化-成长关系的调节效果存在较明显的时滞性。H3基本得到支持。
3. 异质性分析
本文通过以下方式验证结论稳健性：
PSM检验：匹配后回归结果显示，国际化程度对后1年成长系数为0.048（p<0.1），对后2年和后3年系数分别为0.100（p<0.01）和0.132（p<0.01），结论一致。
替代测量：以企业资产年度增长率和营业总收入三年平均增长率替换被解释变量，主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4. 进一步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OFDI）与企业成长：海外子公司设立数量与OFDI速度（首次OFDI后年均设立子公司数量）对当期后2年、3年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证实国际化活动的多维形式均有助于促进企业成长。
国际化经营与企业盈利：进一步检验发现，国际化程度对当期后1、2、3年企业盈利（营业毛利率）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系数约为-0.001，p<0.01），揭示家族企业追求成长与追求盈利之间存在实质性冲突——国际化扩张在提升营收规模的同时，短期内对盈利能力形成挤压。
研究小结
本文突破以往研究仅关注家族企业国际化与盈利绩效关系的局限，将企业成长作为独立绩效维度纳入分析框架，系统检验了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并引入代际传承情境加以深化。主要研究贡献如下：
理论拓展：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与企业成长研究融合，证实家族企业国际化的非经济目标（成长扩张）可以弥补其财务盈利目标的欠缺，为多维绩效视角下评价国际化战略提供了新依据。
情境深化：揭示二代涉入与非家族CEO继任在国际化-成长关系中的正向调节机制，表明权力更替情境是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效益的关键边界条件，丰富了国际商业研究中的情境因素。
实践意义：对处于传承期的家族企业而言，不能仅以短期盈利指标衡量国际化绩效；引入非家族职业经理人、积极推动二代参与管理，是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实现成长目标的有效路径。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样本截止于2017年，未能覆盖后续逆全球化趋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冲击；且国际化情境因素（如东道国制度环境）尚未纳入分析。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宏观制度背景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成长机制的调节作用，并结合案例研究深化对代际传承特征的理解。
文字：肖冬媛
编辑：邹光辉
审核：屈源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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