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小剧场戏剧自上世纪80年代发轫至今，发展如火如荼，同一时期的台湾小剧场，经历了哪些发展变化？两岸创作空间与生存环境有哪些不同？
2016年9月16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助理教授于善禄，在北京9剧场举行座谈，共同探讨“两岸小剧场的生存之道”。
这是2016年两岸小剧场艺术节中的活动之一。两岸小剧场艺术节由中华文化联谊会、广艺基金会、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事务中心主办，将在北京、台北、高雄上演九场来自两岸三地的精彩剧目。
台湾小剧场：解严之后的质变
台湾导演金士杰曾经说，“台湾话剧再也找不回旧日好时光了，那时，大家都穷得非常彻底，但都敢让自己那么穷，不冲票房来，只为自己的理想。”他说的“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
上世纪80年代，台湾戏剧人发起了一场小剧场运动。“剧场的演出主要靠演员的身体能量与情绪表达。台湾戏剧人从演员的身体出发，结合各种具有程式化的传统或表演，比如日本舞踏、印度瑜伽、台湾民俗艺阵、西方表演体系等，探索新的表演方式。”于善禄说。
那时，他有对大陆的戏剧也有一些了解，最常听到的就是：“剧本荒”，大致是讲剧本创作力的匮乏。这个词他在台湾一直没有深刻的感受，“因为台湾的剧场界的能量一直比较强，一直不断地从日本和欧美等地引进一些身体训练模式，到今天还有许多年轻人在剧团中学习和传承着。”
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戏剧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小剧场运动的主张包含颠覆、拒斥、革命、前卫、实验等意味，但随着解严的发生，消费时代与全球化的来临，这些主张有逐渐稀释与淡薄的趋势。“当实验形式被玩透之后，小剧场运动的前卫性格也愈加圆融、保守与沉闷，主要还是被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给消磨了。”于善禄感慨。
在台北，正式注册的小剧团有200多个，但真正持续运作的大概只有20个左右，像表演工作坊、屏风表演班这类商业大型剧团可以“以戏养戏”，但小剧团则大部分需要靠政府补助。
于善禄认为，慢慢地，台湾政府的戏剧辅助政策开始大幅度、深层次的渗透到剧团的运营与创作中，大部分剧团处在戏剧辅助政策的“业绩主义”旋涡之中。剧团的更多精力逐渐被各种制式表格、执行进度、结案报告、经费预算等占据，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艺术行政、制作、行政营销管理的行列里。
大陆小剧场：新尝试散发着旧味道
自1982年第一部小剧场戏剧《绝对信号》推出后，30年来，大陆小剧场创造出了许多辉煌，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现在小剧场似乎面临一个巨大的‘潮涨期’，涨潮的方向是什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数。虽然小剧场表面一派欣欣向荣，每年演出的数字都在增加，但数字上涨的背后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陶庆梅说。
她认为，大陆小剧场戏剧近年似乎处在一个停滞状态，得出此判断的因素有三方面。第一就是创作的群体没有多大变化。“不管是乌镇戏剧节、青年戏剧节，创作者差不多是同一群人。2000年前后见到的就是这批优秀的戏剧人的作品，过了十几年，看的还是他们的作品。这是有问题的。”
第二是剧场本身的停滞。“剧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会孕育一些和它相关的创作者，但这几年剧场在量上有增加，在格局上并没有多少改变。”
第三是作品风格上，“看着都是新的方式，散发的都是过去的味道。”她说， “比如我最近看的《拥抱麦克白》，看的时候就觉得，这种表演方式似曾相识，后来意识到它跟日本舞踏有些类似。我很疑惑，为什么要给演员化一个夸张的妆，为什么身体要这么扭曲。这种表演方式放在舞踏里有它的合理性，但放在这部戏里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尽管作品好像在玩新的花样，但不能说服我。”
“我们需要一场变化，一场从文学范式到美学风格的变化。我从2013年就在等这个变化，但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陶庆梅形容这种感觉，“像等待戈多一样，等一个可能不会来的东西。”
两岸焦虑的内在动力不同
在发展过程中，两岸小剧场遇到了各自的瓶颈。
台湾2300万人口，戏剧受众的消费力有限，加上台湾剧团数量众多，一部再优秀再卖座的剧目，在台湾巡演一圈，也不过十多场。“剧团多，而看戏人口有限，所有剧团都在争取有限的票房。”于善禄说。因此，如何打造剧团品牌，让观众成为长期稳定的铁杆戏迷，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开拓潜在的观众，几乎是所有剧团正面临的挑战。
大陆小剧场的焦虑则不同。陶庆梅说，“去年中国电影四百亿的市值，带给整个文化圈的影响是巨大的。大家觉得，戏剧如果做得好，也可以成为下一个百老汇啊。所以大量资本进来了，我希望这些资本不是泡沫，不要拿着1000万的投资后来就没了。”
另外，如今大陆体制内的剧院在不断吸收优秀的戏剧资源，纳入了不少戏剧人才。这对于小剧场来说喜忧参半。喜在优秀的戏剧人不需要自己筹钱，可以更专心于戏剧创作。忧于好的戏剧资源被集中到体制内的剧院手里，使得民间的小剧场发展更为艰难。
陶庆梅说，“每个时代可能都有一个任务，但是这个时代不需要完成多么重的任务，我们要完成的也许就是坚持。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还有没有人守着剧场？”
“《犀牛》的最后一幕是，男主角站在高楼上说，为什么所有人都变成犀牛了。也许最后一个没有变成犀牛的人就是他了。现实环境诱惑很多，就看你把不把持得住。我记得我以前看刘守耀导演的访谈，他说‘我们都还在做’，没有什么修饰的语言，就是我们都还在。”于善禄说。
实习记者 潘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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