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塔特地区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
Amr ibn al-As Mosque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位于埃及首个伊斯兰都城福斯塔特，由阿拉伯穆斯林将领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As）建于642年，为同期兴建的福斯塔特城市中心，是埃及乃至于非洲历史上的第一座也是最古老的清真寺。在爱资哈尔清真寺（al-Azhar Mosque）建成之前，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在长达三百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学术中心。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
641年，阿慕尔·本·阿斯奉哈里发欧麦尔（Umar）之命率阿拉伯军队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埃及，在进攻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港之前大军于尼罗河东岸驻扎。相传在他出征之际，一只鸽子在其营帐中产下一枚蛋。凯旋后因欧麦尔下令新都城不得设于偏远的亚历山大港，需另择新址建都，阿慕尔·本·阿斯受鸽子下蛋之事启发，将当年扎营之地定为新都福斯塔特的中心，并在此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清真寺，“福斯塔特”在阿拉伯语中便意为“帐篷之城”。
▲穆斯林征服埃及地图（图源wiki）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最初的结构十分简单，主体为一小型矩形院落——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中央庭院（sahn），院落四周环以柱廊，礼拜大厅和柱廊地面铺设卵石，立柱由灰泥烧制的砖块和劈开的棕榈树干砌成，屋顶覆以木材和棕榈叶。673年，Maslama ibn Mukhallad al-Ansari对清真寺进行扩建并在四角各增建一座宣礼塔（minaret），这是伊斯兰建筑史上最古老的宣礼塔，可惜未能保存至今；698年，倭马亚王朝（Umayyad）的埃及总督Abd al-Aziz ibn Marwan再次扩建，至711年，原有的平面式米哈拉布（mihrab）被替换为凹壁式。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净礼池及其亭阁
827年，阿拔斯王朝（Abbasid）的埃及总督Abd Allah ibn Tahir进一步扩建清真寺，奠定了今日所见的基本格局，但早期建筑结构仅部分楣梁残存至今，他在庭院中央增建了一座净礼池，并在礼拜大厅新增七排与基卜拉墙（qibla）平行的柱廊，柱廊以147根带科林斯式柱头的大理石柱支撑——这些柱头均为前伊斯兰时期的建筑遗构，柱间用系梁和类似于马蹄形拱券的环拱衔接——这是伊斯兰建筑史上首次出现的拱券结构。
九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马蒙（al-Ma'mun）在庭院西侧增建新区；九世纪中叶，哈里发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对清真寺进行了包括镀金与雕刻的全面装饰，使其一度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华丽的清真寺之一，他为庭院铺设大理石地板，将庭院四周的柱廊全部改为由四百余根大理石柱支撑的礼拜大厅，并在东侧的主礼拜大厅中增设了一条直于其它拱廊的拱廊，将视线引向基卜拉墙中央镶嵌银质饰带的米哈拉布。然而1169年，为抵御十字军东征的威胁，法蒂玛王朝（Fatimid）维齐尔Shawar ibn Mujir al-Sa'di下令焚毁福斯塔特，清真寺亦遭到严重毁坏。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旧影（图源wiki）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旧影（图源王瑞珠《世界建筑史伊斯兰卷》）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柱廊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柱廊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柱廊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柱廊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柱廊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柱廊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柱廊
1179年，阿尤布王朝（Ayyubid）缔造者萨拉丁（Salah ad-Din）在击退十字军后重建清真寺；1303年开罗地震后，马穆鲁克王朝（Mamluk）埃米尔Sangar al-Gawli再次修缮，并增建了一座灰泥米哈拉布（今已无存）。此后数百年间，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逐渐衰落，直到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Ottoman）的行政长官Murad Bey将其拆毁，并于1796年在原址重建，此次重建将柱廊减为六排，并增建了今日所见的宣礼塔。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旧影（图源wiki）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西侧主入口和宣礼塔
法国占领埃及期间，清真寺内部大量木构被拆作柴火，建筑一度荒废至1875年再度重建。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末代埃及总督阿拔斯二世（Abbas II）曾予以修复；1980年代，埃及政府出巨资进行系统性修缮并于1985年完工。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经历了伊斯兰黄金时代、马穆鲁克武士时代和奥斯曼行省时代，见证了埃及的伊斯兰化与现代化进程，历经多次重建与修复，如今其规模是初建时的十五倍，虽面貌早已焕然一新，然而它作为伊斯兰教传入埃及乃至于非洲的重要象征，其历史地位始终未曾动摇。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旧影，1870年（图源wiki）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旧影，1893年（图源wiki）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旧影，1923年（图源wiki）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旧影，1870年（图源wiki）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内部的米哈拉布
▲阿慕尔·本·阿绥大清真寺礼拜大厅内部的米哈拉布
罗达岛尼罗尺
Rawda Island Nilometer
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孕育了古老的埃及文明，每年七月至十一月，河水便会漫过堤岸，淹没沿岸的洪泛区——这一季节被古埃及人称为“akhet（泛滥季）”，是古埃及立法中划分全年的三个季节之一。当洪水在九月或十月退去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成为农业周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水位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农业收成：水位过低时，洪泛区土壤肥力不足；水位过高时，洪水则会带来破坏。据公元622年至999年的历史记录，超过四分之一的年份洪水未达预期水平，足见其不确定性。因此，预测并监测洪水规模，成为古埃及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
▲尼罗河罗达岛段
▲罗达岛尼罗尺
尼罗尺（Nilometer）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应运而生，这一设计精妙的水位测量工具主要用于监测泛滥季期间尼罗河的水位高低及清澈程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最简单的一种是在水中竖立刻有标度的垂直柱体，通过刻度直接读取水深，采用这种设计的尼罗尺往往位于华丽的建筑之中，如开罗罗达岛（Rawda Island）上的尼罗尺；第二种为阶梯式，即一段通向水中的石阶，两侧墙壁刻有深度标记，最著名的实例位于阿斯旺（Aswan）的象岛上（Elephantine Island），因其地处上埃及而成为每年监测洪水初始水位的首要地点；最复杂的一类则通过暗渠或涵洞将河水引入水井或蓄水池中，阿斯旺以北的康翁坡神庙（Kom Ombo Temple）中便保存有结构极为精密的实例。
▲罗达岛尼罗尺旧影（图源wiki）
▲罗达岛尼罗尺
▲罗达岛尼罗尺所在建筑的穹顶内部
▲象岛尼罗尺
▲象岛尼罗尺
无论形制如何，尼罗尺均以古埃及腕尺为刻度单位，并设有特定标记，用以标识保证农田获得理想淤泥的最佳水位。早在埃及第一王朝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古埃及纪年石刻“巴勒莫石刻（Palermo Stone）”的残片便已记载了以腕尺、掌、指为单位的测量体系，足见其历史之悠久。埃及伊斯兰化后，尼罗尺继续被广泛使用，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斯旺大坝建成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巴勒莫石刻，巴勒莫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图源wiki）
尼罗尺通常设在神庙内或位于重要河段，其使用权限长期限于祭司与统治阶层。在古埃及，预测洪水是祭司阶层神秘权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垄断既保障了水位读数的准确与统一，也维护了宗教团体与统治者的政治掌控。祭司通过每日监测水位，向社会宣告夏季洪水的来临。由于水位直接影响农业收成，每年的洪水状况也成为确定税收标准的依据，因此尼罗尺不仅是测量工具，更是国家财政与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水位读数直接影响着行政决策，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阿慕尔·伊本·阿斯就曾向哈里发欧麦尔报告：16腕尺预示丰收，17腕尺最为理想，而18腕尺则可能导致四分之一土地被淹并伴随瘟疫。此外，尼罗河在古埃及信仰中具有神圣属性，与象征真理、正义与秩序的“玛阿特（Maat）”女神信仰紧密交织，使尼罗尺亦成为神圣秩序在人间的一种体现，承载着人类对自然节律的敬畏与顺应。
▲象岛尼罗尺
在众多遗存的尼罗尺中，位于开罗罗达岛南端的一处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是埃及现存最古老的尼罗尺，也是埃及伊斯兰化后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建筑遗存之一，由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敕建于861年，由学者Abu Raddad与天文学家al-Farghani 等人监督工程，其前身为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al-Walid）统治期间埃及总督Usama bin Zayd bin Adi建于715年的尼罗尺。
▲罗达岛地图，1800年（图源wiki）
罗达岛尼罗尺主体为一根深达19腕尺（约8.7米）的八棱大理石柱，竖立于石砌测井中央。测井通过暗渠与河道相连。上呈方口，下为圆底，井壁镌刻着关于水源、植被与繁荣的古兰经铭文，石柱上的刻度则用于标记洪水通过测井上涨的高度。一条螺旋阶梯自井口盘旋而下，直通井底。
▲罗达岛尼罗尺剖面和平面图，1800年（图源wiki）
▲罗达岛尼罗尺剖面图（图源王瑞珠《世界建筑史伊斯兰卷》）
▲罗达岛尼罗尺
▲罗达岛尼罗尺
▲罗达岛尼罗尺
▲罗达岛尼罗尺
▲罗达岛尼罗尺
872至873年间，艾哈迈德·伊本·图伦（Ahmad lbn Tulun）曾对其进行修复，并抹去了原铭文中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的名字，此次修复提升了尼罗河的灌溉效能，从而促进了农业增产，也微妙反映了地方政权与中央哈里发权威之间的博弈。
自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罗达岛尼罗尺始终是年度尼罗河洪水庆典的核心场所，在为期七日的庆典中，苏丹亲自率领群臣在此举行仪式，祈愿河水带来丰饶。阿拔斯王朝时期，此处测得的数据是确定税收额度的重要依据，即便在异常年份——如1201与1202年水位极低甚至一度干涸时仍是监测与应对危机的关键设施。1937年，公共事务部次长Kamil Bey Ghalib启动了对尼罗尺的排水清淤与考古发掘工作，使其建筑结构得以完整重现于世。
▲罗达岛尼罗尺旧影（图源王瑞珠《世界建筑史伊斯兰卷》）
开罗老城以北
拜伯尔斯清真寺
Mosque of al-Zahir Baybars
拜伯尔斯清真寺位于开罗老城以北Husayniyya街区的Qaraqush广场，是马穆鲁克时期建造的第一座清真寺，由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拜伯尔斯（Baybars）下令兴建于1267年，1268年在维齐尔Bahaa al-Din Bin Hanna和Sanjar al-Shuja'i的督造下完工，总耗资约一百万迪拉姆。拜伯尔斯为钦察人出身，其绰号“al-Bundugdari”意为“弩炮手”或“弓箭队长”可能源于他早年的军事职务。他凭借卓越的政治谋略与军事才能，为马穆鲁克王朝的稳固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伊斯兰世界被尊为伟大的民族英雄。
▲苏丹拜伯尔斯，圣路易斯洗礼盆（Baptistère de Saint Louis），卢浮宫藏（图源wiki）
▲苏丹拜伯尔斯金币（图源wiki）
作为马穆鲁克王朝的实际奠基者和最伟大的苏丹之一，拜伯尔斯成功将埃及、叙利亚与汉志（Hejaz）等地整合为统一的强大政权，他不仅在1260年的艾因·贾鲁战役（Battle of Ain Jalut）中协助苏丹库图兹（Qutuz）击败蒙古大军，战后更取代库图兹成为苏丹，进而夺取十字军在黎凡特的多处要塞，并将马穆鲁克势力向南扩张至努比亚地区。
在位期间，拜伯尔斯推行多项改革以巩固政权，包括系统化加强军队、司法和基础设施建设，并设立瓦克夫宗教基金（waqf）以增进公共福祉。此外，拜伯尔斯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同样贡献显著，除兴建经学院外，他还以个人名义建造了两座清真寺以彰显其政治与宗教权威，其中一座即拜伯尔斯清真寺，另一座规模更大的清真寺建于1273年的开罗南郊，今已无存。
▲马穆鲁克与蒙古之间的战争地图（图源wiki）
拜伯尔斯清真寺在建筑风格上部分继承了法蒂玛王朝的建筑传统，令人联想到哈基姆清真寺（al-Hakim Mosque），平面呈方形，共设三处入口，均位于突出于外立面的门廊之中，每道门楣上方均嵌有记载建造过程的石刻铭文，门廊之上原各建有一座宣礼塔，今已无存。中央庭院地板以白色大理石铺就，四周环以多柱式（hypostyle）的礼拜大厅，礼拜大厅外廊由高大的尖拱券支撑，顶部饰有砖砌雉堞，内部则被带科林斯式柱头的大理石柱划分为多条拱廊——这些柱头均为前伊斯兰时期的建筑遗构。
东侧的主礼拜大厅进深六跨，南北两侧进深三跨，西侧则进深两跨，墙面饰有丰富的灰泥雕刻，包括环绕整个礼拜大厅的库法体铭文饰带和拱窗。主礼拜大厅中央有一条垂直于其它拱廊的拱廊，将视线引向基卜拉墙中央的米哈拉布，这座清真寺是开罗第一座以彩色大理石覆盖基卜拉墙的清真寺，所用大理石板取自雅法古城（Jaffa），是拜伯尔斯战胜十字军后获得的战利品。米哈拉布上方曾建有一座巨大的木构穹顶（dome），穹顶外部嵌有取自十字军城堡的建筑构件以示胜利，内部饰有彩绘，但如今仅存鼓座。
▲拜伯尔斯清真寺平面图（图源王瑞珠《世界建筑史伊斯兰卷》）
▲拜伯尔斯清真寺
▲拜伯尔斯清真寺
▲拜伯尔斯清真寺
▲拜伯尔斯清真寺
▲拜伯尔斯清真寺南侧入口
▲拜伯尔斯清真寺西侧主入口
al-Mazhariya Mosque
▲al-Mazhariya Mosque
Mosque and Shrine of Sidi Ali al-Banhawi
▲Mosque and Shrine of Sidi Ali al-Banhawi
开罗老城以南
Mahmud al-Kurdi Mosque
Mahmud al-Kurdi Mosque由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巴尔古格（Barquq）麾下的埃米尔Mahmud al Kurdi建于1395年，其圆柱形的宣礼塔在当时颇为罕见，此类形制直到奥斯曼帝国时期才被广泛采用，在二十世纪末的修复中被刷成白色。清真寺临街的立面延续了穆伊兹大街核心段的高大尺度，墙壁上开有上下两排窗户，底层为饰有阿拉伯式卷草纹样大理石门楣的矩形窗，上层为两扇马蹄形和一扇圆形盲窗。清真寺内部由两座相对而立的伊万组成，其中东侧伊万为礼拜大厅，米哈拉布和敏拜尔（minbar）均为现代修复时增设，墙壁上方开有阿拉伯风格灰泥窗棂的彩色玻璃窗。
▲Mahmud al-Kurdi Mosque
▲Mahmud al-Kurdi Mosque宣礼塔
▲Mahmud al-Kurdi Mosque礼拜大厅
▲Mahmud al-Kurdi Mosque礼拜大厅内部的米哈拉布和敏拜尔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由马穆鲁克王朝苏丹伊纳尔（Inal al-Yusufi）所建，他原为苏丹巴尔古格的奴隶，近八十岁高龄时成为苏丹并于1453至1460年间在位，却因目不识丁，文化层次较低，在统治期间未见任何值得称道的政绩，仅以温和的性格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
经学院临街的立面和Mahmud al-Kurdi Mosque类似，墙壁上开有上下两排窗户，底层为矩形窗，上层为饰有木雕窗棂的两扇马蹄形和一扇圆窗。此外，经学院的西南角还建有一座集公共饮水处（sabil）和宗教学校（kuttab）于一体的双层建筑，其公共饮水处设有精美的马什拉比亚风格（mashrabiya）雕花木格栅屏风。经学院内部由两座相对而立的伊万组成，其中东侧伊万为礼拜大厅，米哈拉布形制简朴，敏拜尔为现代修复时增设，墙壁上方开有阿拉伯风格灰泥窗棂的彩色玻璃窗，尤为特殊的是窗棂上镌刻着苏丹伊纳尔的名字，成为清真寺独特的身份象征。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礼拜大厅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礼拜大厅内部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礼拜大厅内部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礼拜大厅内部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礼拜大厅内部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西侧伊万
▲Madrasa of Inal al-Yusufi西侧伊万的彩色玻璃窗
Zawiya of Abd al-Rahman Katkhuda
▲Zawiya of Abd al-Rahman Katkhuda
▲Zawiya of Abd al-Rahman Katkhuda
▲Zawiya of Abd al-Rahman Katkhuda的唤礼台
Mosque of Gani Bak al-Ashrafi
Mosque of Gani Bak al-Ashrafi由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巴尔斯贝（Barsbay）麾下的埃米尔Gani Bak al-Ashrafi所建，由于深受苏丹宠信，这位年仅二十五岁便中毒身亡的年轻权臣被特许安葬于北部墓地的苏丹巴尔斯贝建筑群中（Khanqah-Mausoleum of Sultan Barsbay）。
清真寺的宣礼塔和Mahmud al-Kurdi Mosque类似，临街立面的墙壁上开有上下两排窗户，底层为饰有阿拉伯式卷草纹样门楣的矩形窗，上层为饰有木雕窗棂的圆拱窗，门廊以穆喀纳斯（muqarnas）支撑拱顶，并嵌有铭文饰带和黑白相间的阿拉伯式卷草纹样大理石镶板。
▲Mosque of Gani Bak al-Ashrafi
▲Mosque of Gani Bak al-Ashrafi门廊
▲Mosque of Gani Bak al-Ashrafi门廊
Qubbat Awlad al-Asyad
▲Qubbat Awlad al-Asyad
Mosque of Ghanim al-Bahlawan
▲Mosque of Ghanim al-Bahlawan
Prince Qayson Mosque
Prince Qayson Mosque位于al-Qalaaha大街，由马穆鲁克王朝苏丹盖拉温（Qalawun）麾下的埃米尔Sayf ad-Din Qayson建于1330年，落成时由苏丹亲自主持启用仪式。Sayf ad-Din Qayson原籍布哈拉（Bukhara），早年随乌兹别克汗之女Khund公主来到埃及，Khund公主于1320年嫁予盖拉温。苏丹对Sayf ad-Din Qayson颇为赏识，将其家族接至埃及并于1327年将妹妹许配给他，他亦将其妹嫁予苏丹。
苏丹纳西尔·穆罕默德（al-Nasir Muhammad）于1341年去世后，苏丹之位在其后裔与马穆鲁克将领之间频繁更迭。苏丹al-Ashraf Kujuk在位期间Sayf ad-Din Qayson一度执掌摄政大权，然而1342年苏丹al-Nasir Ahmad继位后因遭权贵嫉妒而陷入政治阴谋，最终被捕并囚禁于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监狱中直至去世。
▲Prince Qayson Mosque宣礼塔
▲Prince Qayson Mosque外立面
▲Prince Qayson Mosque礼拜大厅内部
▲Prince Qayson Mosque礼拜大厅内部
▲Prince Qayson Mosque礼拜大厅内部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
Gayer Anderson Museum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位于伊本图伦清真寺南侧，由Bayt al-Kiritliya改建而成，其前身原为伊清真寺毗邻的宫殿，在伊赫昔迪王朝（lkhshidid）时期被改为行政官邸，最终湮没于历史之中。Bayt al-Kiritliya是两座由过街楼相连的古老宅邸：东侧建筑由Haji Muhammad ibn al-Haji Salem ibn Galman al-Gazzar建于1632年，后归一位来自克里特岛（Crete）的富裕穆斯林女性所有，宅邸因而得名“Bayt al-Kiritliya”即“House of the Cretan Woman”；西侧建筑由Abdel-Qader al-Haddad建于1540年，以最后一位主人之名而被称为“Bayt Amna Bint Salim”。1928年，埃及政府计划拆除伊本图伦清真寺周边大量破败民居，但阿拉伯艺术文物保护委员会以Bayt al-Kiritliya保存完好为由反对拆除，最终宅邸得以完整保留。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
盖尔·安德森（Gayer Anderson）兼具军医、收藏家与东方学者多重身份，于1904年加入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1907年调至埃及陆军，1914年晋升少校，同年担任埃及陆军征兵助理副官长，1919年退役后转任埃及内政部高级督察，后出任英国驻开罗领事馆大使。1924年退休后，盖尔·安德森留在埃及并收集了大量文物，其中包括著名的“盖尔·安德森猫”。1935年至1942年间，盖尔·安德森于经埃及政府特准居住于Bayt al-Kiritliya，1942年返回英国前，他将毕生收藏捐赠给埃及政府，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Fuad I）作为回馈授予其帕夏爵位。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不仅因其Bayt al-Kiritliya建筑本身作为开罗保存最为完好的奥斯曼时期的传统伊斯兰风格宅邸著称——足可与苏海米宅邸（Bayt al-Suhaymi）媲美，更以其丰富的收藏闻名于世，将历史的碎片重新拼合成一个完整而生动的往昔时空。
▲盖尔·安德森猫，大英博物馆藏（图源大英博物馆官网）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藏品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藏品
宅邸虽地处闹市，却自成一隅幽静天地。它不追求宫殿般的恢弘，却处处充满了居住的智慧，宅邸的温控系统通过精心设计，厚实的石墙有效隔绝外界酷热，通风口与庭院中的水池协同调节，使室内即便在盛夏也能保持清凉。宅邸共设有五处入口，分别为两处主入口、一处女眷专用入口、一处花园入口及一处公共饮水处。主入口内的门厅天花板饰有贴金彩绘，楼梯间的墙上贴着波斯人物画瓷砖，宅邸的屋顶则被改造为花园——电影《007之海底城》曾在此取景，四周以马什拉比亚风格的雕花木窗围合，其中罕见的融入了十字架等基督教符号——目前仅见于科普特博物馆及开罗老城的少数老宅之中。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门厅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门厅的天花板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楼梯间的波斯人物画瓷砖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楼梯间的波斯人物画瓷砖
宅邸遵循伊斯兰传统布局，将空间划分为Haramlik和Salamlik两个主要区域，不同的功能区由错综复杂的走廊相连，其间华美的廊道、错落的房间、精雕的木窗以及饰有穆喀纳斯的角落令人惊叹，古朴典雅的陈设历经岁月，木雕与彩绘仍保存着温润的质感。
Salamlik为外宅，平日主人在敞廊式的Maq'ad大厅中接待男性宾客，宾客需在Durkah走廊脱鞋后方能进入，而位居中央的Qa'a大厅仅在贵宾来访时才会使用，传统上以水果、鲜花与饮品款待。Qa'a大厅贯通两层，厅内陈列着玲珑精致的木制家具，设有雕琢精美的大理石喷泉，蒸发的水汽为室内带来清凉，潺潺水声则柔化了周遭的寂静。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Maq'ad大厅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Qa'a大厅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Qa'a大厅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Qa'a大厅内的家具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Qa'a大厅内的家具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Qa'a大厅内的家具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Qa'a大厅内的家具
Haramlik则为内宅，以Harem大厅为中心，仅限主人、妻眷、子女等家庭成员及密友进入，内设多个朝向不同的起居室以适用于不同季节，并配有土耳其风格的私人浴室，另设一座女眷专用入口和走廊。透过内宅马什拉比亚风格的雕花木窗，女眷可以暗中俯瞰Qa'a大厅中的聚会与活动。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Harem大厅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Harem大厅
▲盖尔安德森博物馆Harem大厅内的家具
在内宅与外宅之间，分布着众多功能各异的专用房间，如Khazna作为茶室曾用于喝咖啡和抽水烟，Makhba曾被用作避难者藏匿和寄存物品的隐秘空间。如今，这些房间陈列着盖尔·安德森丰富的各类收藏。其中，波斯房间（Persian Room）主要陈列马穆鲁克时期的铜器和巴列维王朝（Pahlavi）的地毯；拜占庭房间（Byzantine Room）原为连接内宅与外宅的廊桥，现用于陈列基督教艺术品和老照片；古埃及房间（Ancient Egyptian Room）最初是盖尔·安德森的书房，如今陈列着部分古埃及文物；穆罕默德·阿里房间（Muhammad Ali Room）为奥斯曼风格，得名于墙壁上的一幅穆罕默德·阿里画像，室内所有十八世纪的家具均为洛可可风格，还陈列有奥斯曼时期的铜器和机械鸟；大马士革房间（Damascus Room）则是博物馆内最重要的房间，由盖尔·安德森于1937年从大马士革购得，为一间阿拔斯王朝风格的卧室，以其精致的木制家具与装饰展现出非凡的艺术美感。【The End】
张祺林，2025年12月23日于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