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多数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超过5%；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净生成率反弹，不良率逼近1.5%；监管层三令五申银行业加快不良资产处置；个贷不良转让试点即将落地……种种迹象表明：不良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可能孕育着前所未有的蓝海。日前湖南催收巨头永雄资产管理公司副董事长张化桥在复旦大学金融系列线上讲座演讲时提到，未来5-7年內很可能是中国不良资产的黄金时段。
那时中国政府引进了美国AMC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概念。大家知道，美国在八十年代有过一个社区银行的大危机，大批储蓄贷款协会 savings andloans associations因为发放太多的按揭贷款给低收入人群而倒闭了。美国的那个处置机构叫The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我们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信达、华融、长城、东方。你可以说我们东施效颦，而我们的创新就是搞了四个，不是一个。回头看，这四个AMC根本不具备完成使命的能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法律都不配套。好在它们运气不错。在它们成立后的十年，中国的高通胀就把它们手上的不良资产都变成了香饽饽。他们赚了大钱，大家也夸他们有本事。但它们有庞大的机构，很难解散，于是为了机构的生存，它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租赁、银行、信托、证券等领域，很快又成了不良资产的生产者。
坏账问题非常严重
即使金融科技企业幸运地找到了消费者的痛点，这个痛点也是可以移动、消逝的。而且，当金融科技公司正在挥汗涔涔攻克这个痛点时，实力雄厚而且已经有大批基础客户的银行通过小小的改良或者收购就可以解决这个痛点，或者部分地解决。那咱们金融科技公司又白干了。
（2）二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的各种下属机构都对第三世界穷国发放过一种“软贷款”：利率低、限制少、期限长、甚至可延期。但是，结果基本上是打水漂。很多国家因此长期负债累累，爬不起来。原因：
即使在新冠肺炎来临前，欧美的央行货币政策利率已经接近于零。中国的分析师们都以为欧美企业的融资成本低。大错特错！即使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债务成本也在10%左右。他们还算幸运的一族。在香港，基准利率很低，因为实行联系汇率，所以香港利率与美国一致，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中国大型房地产公司在香港的发债成本都在10%上下，远远高于大陆的利率。
大家千万不要说，“节俭和量入为出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其实它只是人类社会的常识而已。西方国家也讲究 living within their means。当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朝西方靠拢之后，中国的消费者可以同样变成消费信贷的奴隶。
“次贷机构”不好听，可这又确实是我们的真实姓名。难怪在本次新冠肺炎来袭之前，全球次贷机构就大片大片地死亡了。它们的死因就是与借款人的相互伤害。
在欧美，一个国家的催收外包业务一般都集中在3-5家公司。银行有合规的担忧，也希望只跟入围的三、五家外包商合作，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在这个行业，大家靠的是信任，而不象我们靠的是牌照和关系。美国的银行通常把消费信贷的逾期打包卖给PRA和Encore Capital 等，并且贷款给这种机构，让他们购买不良资产。
同样，小型企业本来就很难生存，而信贷只是加大了它们死亡的概率。虽然它们有可能因为信贷而如虎添翼，但是只有极少数小型企业是老虎，而绝大多数小型企业只是狗和猫而已。减少信贷，就是减少相互的伤害。
Sinclair说，小微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就是这样的窝棚。一旦进去，别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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