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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首任总裁杨凯生:超常规信贷都会产生金融风险,处置不良要市场化、法治化

中国华融首任总裁杨凯生:超常规信贷都会产生金融风险,处置不良要市场化、法治化 不良资产头条
20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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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杨凯生首开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国际招标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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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生,中国华融的首任总裁,1999年中国华融成立时从工行调任,在中国华融完成对中国工商银行7.1万户企业、4077亿元不良资产的收购任务后,杨凯生宣布,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全面处置既有的不良资产。他作为中国华融的第一任总裁,创新模式,化解金融风险,有力地支持了国有银行改革发展、国有企业减债脱困,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源丨不良资产头条综合全联并购公会

9月19日,以“并购纾困助力双循环”为主题的德胜门大讲堂暨第十七届中国并购年会在全国工商联举行。在主题演讲环节,杨凯生更具象和微观的层面对并购纾困和不良资产处置等问题进行了专业分析和研判。


不良资产处置就是一种并购


杨凯生表示,我们所说的并购,实际上是对我们经济运行中的一些资源的重组、整合乃至优化,我们都希望通过并购活动能够提升这些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如果说到不良资产的处置和并购的关系,我觉得首先应该肯定,不良资产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只不过是一种配置不当的资源。

如果说不良资产在经济活动、金融活动中是配置不当的,大家可能都不会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我有一笔贷款,一千万也好、一个亿也好,贷给了A,后来他丧失了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不能归还了,对银行来说就形成了一笔不良贷款,企业本身就形成了不良的债务。我们想如果这笔贷款不是给A,而是给了别人,也许在这个客户的经营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就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达到了他预先要申请这笔贷款的目的。因此,这笔不良资产的产生和当时的配置是不是恰当,显然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一个项目烂尾了,通常可以就是形成了一笔不良资产。当初如果投资决策不是这样做的,而是选择了另外的投资方向或另一种投资方式,也许结果就不是这样。因此,我们说不良资产之所以形成,和它当时的配置不当是有关系的。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并购,而并购活动在本质上就是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所以,不良资产的处置实际上也是一种并购。

关键问题在于,该不该把不良资产仍然看作是一种资源?有些观点认为:既然不良了,它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还能把它称作为一种资源吗?

我认为不良资产是一种资源,它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是有投资价值的。只不过是它现在的市场价格或者价值已经小于它的账面价值。一笔贷款一个亿连本带息可能一亿二、一亿三收不回来了,但是它如果能收回五千万,收回一千万,乃至收回三百万,就说明这笔债权,原来这笔一亿多的债权,现在它的价格、价值还有三百万、二百万。所以对一笔不良资产,不能轻易说它一文不值了。


超常规的信贷投放都伴随着金融风险的聚集


当前确实有一些企业面临不少困难,因此为企业纾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说,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少专家预测,今年也许在主要经济体当中,只有中国还能保持正增长,其他的主要经济体可能今年都会是负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底怎么统筹把握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都提出了很明确、很具体的要求。金融机构、银行也都在落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信贷投放的规模、信贷投放的速度、信贷投放的方式,可以说许多都是超常规的,这是为了实现“六保”“六稳”的需要,必须采取的应急之策。

这就提示我们要思考一些问题,因为历史的经验多次提示我们,凡是超常规的、集中的信贷投放,它往往伴随着日后不良资产的出现,伴随着一些金融风险的积累和聚集。

加大处置力度 要符合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不良资产的处置有哪些方式?我想不良资产处置的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具体采取什么方式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哪一种不良资产。对不同形态的不良资产,应该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案。比如说不良的债权和不良的股权,它显然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

以债权为例,贷款和债券可能又不一样。贷款当中设定了抵押的、质押的、担保的,和单纯的信用贷款又不一样。上市公司的股权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如何处置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到不良资产的处置,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来处理。

我举一个债转股的例子。某家金融机构、某一个银行,对于一个企业的贷款收不回来了,转让、减免、处理抵押物、追索担保责任乃至核销都是处置的方法。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进行一种重组。怎么重组?就是把债权关系变成股权关系,由原来的债权人变成股东,九十年代不良资产重组中,当时处理14000亿的不良资产,其中4000亿采取的是债转股办法。这中间有很多的讲究和方法。

债转股本身是一种债务重组,根本上来说债权人是放弃了按期收回自己的债权本息的权利,把固定的收益利息变成了不固定的、没有一定保证的预期收益——股权分红。因此,对债权人来说,实际上这是一种权利的让渡。而对债务人来说,他本来是债务人,他的义务是什么?是按期偿还这笔借款的本息,现在如果债权变成了股权投资,如果这个股权占它原有股权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话,原有股东的“老板”身份就有可能丧失,原有的经营管理层有可能要放弃自己对这个企业的管理权。

因此,债转股无论是对于债权人来说,还是对于债务人来说,都是一种面临原有债权不良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某一方觉得自己“占了便宜”,我们就有理由质疑这个债转股的方案是不是真正符合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

杨凯生在华融


首开资产证券化先河

杨凯生,中国华融的首任总裁,1999年中国华融成立时从工行调任,在中国华融完成对中国工商银行7.1万户企业、4077亿元不良资产的收购任务后,杨凯生宣布,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全面处置既有的不良资产。在中国华融成立一年之际,通过债务重组、追偿、拍卖、收息等多种途径,已收回不良资产本金和利息4亿多元。


杨凯生一直被认为是学者型官员,著书多部,在任华融总裁期间提出许多创新观念。2001年,华融公司通过国际招标分别向大摩和高盛出售了账面价值128亿元的不良贷款,开创了中外合作处置中国不良资产的模式。后杨凯生又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首开资产证券化之先河。

2001年,《财富》中文版更将杨凯生评为当年中国最杰出的八大商人之一。


开创不良资产国际招标

2001年,华融公司开创国内不良资产国际招标先河。业内人士称,这将是中国金融资产管理领域利用外资的重大举措。

2001年六月,华融公司赴英、美等国进行了国际路演,先后举行了三次报告会和十六场单独会谈,此举引起海外广泛关注,认为这是中国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一次有益尝试。八月八日,该公司又为国内三十多家投资者举行了专场推介会。九日,就国际招标事宜,华融又举行了专场新闻发布会。

时任华融公司总裁杨凯生认为,现在进行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国际招标活动,没有严重的法律、政策方面的障碍。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这样的活动表示支持。据悉,此次国际招标主要采用直接出售和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杨凯生认为,这对一些国际投资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2003年,华融又启动了250亿不良资产国际招标活动。而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此次竞标活动的机构几乎囊括了华尔街所有著名投行,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雷曼兄弟、美林、所罗门美邦、瑞士第一波士顿等。这是继两年前华融公司首度推出的128亿不良资产包竞拍后的第二次国际招标。

前次竞标活动中,以大摩、所罗门美邦、雷曼兄弟、KTH等为主的投标团和高盛分别购得其中的108亿和19.7亿资产包。

而在2003年的招标,花旗集团、JP摩根投标团、高盛公司、瑞银华宝、摩根斯坦利和国内的奥伊尔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国内外投资机构中标。

时任华融公司总裁杨凯生称,本次交易是亚洲地区迄今为止投资者参与最为踊跃的一次不良资产国际招标,不仅包括了所有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机构,而且有国内企业首次入围不良资产拍卖市场。

花旗集团等六家机构分别夺得了三个资产单元的直接买断权,或在支付相当比例现金的前提下,就十四个资产单元与华融公司谈判设立合作公司对有关资产进行合作处置。此次中标资产分布于中国十七个省市,中标金额和涉及户数分别占招标金额和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和百分之八十三点四。

杨凯生表示,华融此次不良资产招标成功,充分说明中国不良资产市场是有活力和吸引力的,中国的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是完全可以运用市场化手段予以解决的。

杨凯生简历

全国政协委员

1985年进入工行,初始担任工行规划信息部主任,后升任工行深圳分行副行长。后因业绩卓越,再升任工行第四副行长。此外杨还曾任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参考报》(投资)专家顾问理事会常务理事;并兼任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标准银行集团有限公司(SBG)副董事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十七届委员会顾问。

1983.9-1985.7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专业 本科毕业。

1996-2000武汉大学经济学专业 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5.7-1996.8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 党组书记、行长。

1996.8-1999.9中国工商银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

1999年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年10月,杨从工行调任华融总裁,同时兼任工行党委成员。

2004年9月10日出任工行常务副行长兼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2013年5月22日, 易会满接替杨凯生出任工行行长及副董事长。

杨凯生经典言论

互联网金融发展需控制好试错成本

任何一项文明的进步都是在不断试错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这是一种规律。互联网金融也一定会遵循这个规律。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规律,在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发生一些波折和问题也许就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能因此去否定了创新,阻碍了进步。但关键是一定要控制好试错成本,不能让其超出社会可承受的范围。

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就是为了防止在互联网金融业发展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实际上这就是对试错成本的一种控制。

国企不能“有人生没人养”

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缺乏资本注入的机制。企业在形成之后,在发展过程中,规模要扩大就需要更多的资金。在发展过程中,企业出资者(国企的出资者就是国家)、监管者有没有责任和义务向自己所拥有的企业不断注入资本?如果不注入资本,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肯定会上升,其杠杆率肯定会提高;如果要注入资本,国企那么多,国家财政每年都要为它们注入资本,这如何实现?

现在提出管理国有企业要以管理资本为主。这是十分正确的方针。但不能把管理资本仅仅理解为要保证资本不受损失,要保证资本得到相应回报。这些固然很重要,但管资本应该还包括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有责任维持国有企业资本金的充足,即负债率的稳定。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国有企业绝对不能“有人生没人养”,否则这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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