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有在成就世界的时候，才能成就自身。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维护世界秩序才能实现。”——摘自《破茧》
2. 中国的现实
进入本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国如何展开自我认知，怎样看待世界，意欲何为，走什么路，与其真正的主权拥有者暨所有中国人是怎样的内在关系、结构和制度安排，与世界各国与各种文明状态的人民怎样互动，至今，已成为中国和世界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概而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当是一切生机繁荣、发展变化之本源，其余所论之道统、禀赋、体制与特色等，实乃各类器用，此即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
伴此进程的不断演化，当代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很特殊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叠加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相关领域，“后现代场域”凸显的幂律分布现象越发普遍，因此而具有的超级优势和蕴含的超常风险倚伏交融，尤在市场和产业的深度、多样性和价值链的拓展上，会潜能无限。这又体现为“中国与世界的差异性”。
这两点都依托于，八十年代以来，超过10亿，至今达14亿人口的规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每一个中国人，被可改变命运和改善生活的“政策”取向所激发，在“理想/愿景”的引领推动下，产生了巨大动能。先是向现代变革、递嬗，目前三态叠加，向后现代“巨型社会”加速转型、跃迁，其规模、速度、内涵与进程之复杂跌宕变幻，在人类史上应无先例可循。此亦造就“中国在世界的唯一性”。
对“中国的现实”深入认识与考察，还可从以下五个维度参鉴之：
一是，在数千年文明发展史里，以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导，土地和家庭为社会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朝代有兴亡之因果，生民无安命之善政。
前现代“家天下”和帝制为主的暴政弊端，黄宗羲先生在《原君》里鞭挞得淋漓尽致。若以结果而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谓先知。中国自前现代所承继至今的，惟人文绵延，华夏遗绪，以此得保现代国家体制下之疆域。倘无此“人文”，则无以成“华夏之天下”，亦难有走入现代之“中国”。
回首人类前现代与现代的历史，王霸之主与民族及帝国安在？或有余烈，均成绝响。惟始终追求良知、善真、包容的人文及造就的社会，亘古迄今犹存。中国之前现代，于今及后，最具价值者，惟此“人文”，国人当省察之。
二是，自十七世纪先行民族国家体制并遍行世界，三百年来，中国社会在西风东渐中，感受现代，并深受其冲击和塑造。
至清亡而有民国，中国始行西方之现代国家宪政共和体制，前现代之民族“精神内核”依旧沉滞，中国之国际地位，因一战、抗战和二战，勉强自保。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现代”时，终因体制虚立，政治混乱，频罹内外战患，全社会缺乏共识，无法同心聚力；主政者操切，精英者蹉跎，经济贫弱，科教单薄，产业落后，民生凋敝，以“党国”败守台湾告终。
迈入“现代”之第一步，可谓苦难坎坷，黯然销魂，由前现代转向步西方“现代”之路，颓然而止。
三是，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开启迈入“现代”的第二步。
执政党的先天基因，冷战格局，把中国带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其“五年计划”和“计划经济”，给中国提供了向现代“跃进”的样板和模式——集中资源和力量进行重点建设，社会经济运行和管理全面统制。
对外，中国逐步认识到，自身属冷战“边缘地带”，搭老大哥“便车”，惟以听话和做先锋为代价。而从国家规模、历史文明及地缘的角度衡量，中国不能继续做“小兄弟”，结果是中苏交恶。因孤立和封闭的外部环境，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成为必由之路。七十年代始，调整改善对美关系，划分“三个世界”，寻求特定地位，拓展战略空间。
对内，建国初期的热忱，亦渐为备受遏止与强烈的“不安全感”支配，终至政治集权而个人独断，强调“革命性”、“斗争哲学”、“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及“抓革命、促生产”，“消除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等方针。
到1976年，新中国二十七年，乃中国禀赋与苏联模式结合，激进狂飙的“社会主义”历程——社会全面重构，政治、经济快速转为集中体制，大国地位初具，变化与代价显著；科技人文与世界前沿基本“脱钩”；人民克勤克俭，且均贫无产，国家尽拥资本积累，国民经济却“濒临崩溃边缘”。
迈入“现代”之第二步，先是“另起炉灶”，后则“穷且益坚”，可谓茕茕孑立，踽踽独行，此再转向“去市场化”的“现代”之路，终致乏力，而难为继也。
四是，自1977年后，中国寻求有效现代化的更张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开启迈入“现代”的第三步。前两步，先学步西方之模样，再学步苏联之体制，既未见速效，反颇为惨淡。有鉴于此，第三步探索，中国领导层与社会力行实事求是，从改善民生、搞活经济入手，渐予国人赋权赋能，渐向世界开门开放，有兼容并包之策，得高速发展之效，至今四十余年，国力之强，当世前列。
首创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已冰消雪融三十年，而另辟蹊径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当代的各大国和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堪称独步。以结果而论，中国迈入“现代”之第三步，与前两步相比，经济上自主强大，带来政治和社会及其他诸领域的自信空前，国力、民生总体脱胎换骨，“现代”之形神初具。
但放眼当今世界，“现代”之意涵，已全然纳新而向未来，以“后现代”定义概括之，更宜比照和认知。故应把中国的当下与今后，设为“后现代”进程，——尽管是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初期的“叠加态”上，有诸多主体、领域、环节和范畴等远未达到同步“后现代”的“准入水平”。
中国自2021年开始的进程，既可看作迈入“现代”的新一步，亦可视为迈入“后现代”的第一步。这利于缓解人们观念与行为上的诸多内在矛盾与社会冲突，减轻各方在现实问题上的压力，摆脱前现代及现代一些“负资产”，让中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确立新的社会共识，生成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人文精神和制度体系，最大限度聚焦、聚力于共同走上现实世界的前沿和走进尚在朦胧中的“后现代”。如此，中国之未来更为可期。
五是，前面所说中国目前的“叠加态”现状，所面临正在跨越的“后现代”门槛时期，最主要的判断依据和考量，来自于本世纪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创新，及其所致的社会经济演进的方式发生的突变效应。
科学开启的认知，是当代中国人一切有效行动的知识基础，而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和相应能力，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推崇的利益实现途径与范式。这是“现代”之因在中国终成正果的最主要标志和成就，也是中国得以现在迈入“后现代”的奠基石。
科学与技术，有如中微子一般，其根本特质与价值，是能穿透一切世间与人为的障碍与阻隔，无论它是，自然和物理的，政治与经济的，种族与文化的，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可谓“无微不至”；亦有如宇宙中星系和星系团中心的黑洞，对当代人世间所有的要素与资源，社会与制度，思想与观念，有形的和无形的，只要是人类所有、所及的，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可谓“无远弗届”，都在越发鲜明地以此为中心，形成各种国家与社会在发展进程中“公转”的层次与秩序，这即是当代人类在向“后现代”迈进的决定因素。这或许，也可能，从所谓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两个角度，其实是不二的整体来看，确应是一个加速的进程！
以人口规模来说，中国在走向“后现代”的这个态势和进程中，是人类宇宙中最大的“星系或星系团”。如果中国社会的科学认知与技术赋能的水平达到了世界各国中位数以上，甚至比较先进的标准，个人的素质与能力普遍得到更大的提高，即社会成员的“质能”发生“现代”的跃迁，如此则意味着，整个中国迈进“后现代”的质能或可世间最大！
由以上“中国与世界的一致性”，“中国与世界的差异性”，“中国在世界的唯一性”，这三点，加之上述五个维度，如此来观察、研判和和对待当今“中国的现实”，或有助于理解当下与未来的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建构自己，其实就是如何为人民赋值、赋能，同时加大人民的自我赋值、赋能的权利保障与自由空间。或者说，如何有以此为目的的切实可行的发展定位、社会转型与制度建构，不论其体量多么宏大，也不论其关涉多么细微，都是当代中国人最为关切之焦点，也同样是世界瞩目关心之所在。
科技之牵引与推动，人民之利益和幸福，孰为中心，如何建立均衡，如宇宙中“公转”的内在机制和外在秩序，即是“科技”与“人文”之间的本质关系。“中国的现实”必须解决此根本问题，任何个人欲求和任何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组织或主体的自我诉求，如何认识、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与行为，呈现出其本质，也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少数人，还是所有中国人，“根本利益最大化”？机制和秩序何以形成？也就必须回答，要构建出怎样的“中国的现实”，也即选择怎样的“中国的未来”——迈入“后现代”的途径，和对应的那个前景。
所谓“后现代”，它在具体场域和场景中体现，又是全球性和超越主权的，穿越一切国家与社会界限。这首先是当代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性质与特征所致，其次是全人类及每个人历史积淀、承继和拥有的，穿越一切自我局限的，最高维的人文价值、精神和能力所致。
在施展新著《破茧》书中第一部分的“中国逻辑与世界运行逻辑”之后，及整个第二部分“现实：国际与国内的一体两面”，这些内容都在提出和讨论如何认识“中国的现实”，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的现实”的问题。这个“现实”，是在怎样的世界坐标背景下发生着，又面临怎样的诸多“茧房”、“遮蔽”、“迷雾”。作者在其中，展示了思想上破除与穿越的锐利，给出了自己的相应看法和结论。
下面，列出书中涉及这个主题阐说中的一些有意思的观点：
A. 超大规模国家，属于世界运行和国际秩序的“自变量层次”，一般国家，属于“因变量层次”。国际秩序分为底层秩序和表层秩序。而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到底追求什么，如何追求，作者提出的“中国逻辑”有所涉及，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维护世界秩序才能实现”，对“阴谋论”思维也给予了简析。我建议作者，可以设一个四象限坐标系来描述和对位分析，也让各国在上面找到自己，看清别人，“一目了然”。
B. 当代世界运行和国际秩序，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日益分离。经济全球化并不会因贸易战而发生实质性的逆转。利益之争，在乎成本，价值之争，在于信任。而建立互信，是最主要的消除风险和降低成本的要则。在开放和全球化进程中，建立信任和风控机制及以此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一个大国及其人民最能体现“利益之争”和“价值之争”水准和能力的主要标志。中国供应链成长，全球双循环，大开大阖地论证。在“海洋秩序/开放秩序与陆地秩序/封闭秩序”命题框架下，勾勒近现代主导国家崛起的脉络。比较普通法与成文法，探讨美国力量的源头，对这个当代国际秩序和世界运行最具主导性和影响力国家，其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给出了作者自己的解读。
这部分内容中，作者旁征博引，微言宏论，纵横捭阖，其意在我们中国如何认识和把握国际与国内的一体两面。作为目前世界上综合发展最快、潜力不可估量的“超大规模国家”，中国亟待：首先是解决好，国内“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问题。它应是自觉的、内生的，它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机制，应是以人的创造性、创新与劳动能力为核心要素的，而非是以强化绝大多数人对权力和资本“依附性”为基本代价的；它所需要的社会分配机制，应是缩小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而不是权力、财富越发集中和社会流动性日趋固化的图景。
这对社会制度和公共服务都提出了高水准的完善与提升的要求，更深层次的国家与社会“发展动力学”的研究，则必然是指向全体国民或者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灵深处——对人类良知和普遍真理的信仰，这是建立和形成社会共识，因而才有社会日常具体实际生活中广泛产生信实、信任、信用和信誉等的前提，这也是真正的法与法治成立的基础。
其次是解决好，中国在国际秩序和世界运行的“质能方程”作用的问题。它的关键是，国内巨大动能，如何与现行世界有效而合意地融合，并持续地既对国际、又对国内产生新的转化与推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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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Sop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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