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cy Messonnier（左二，下以Nancy代称）, 医学博士，美国CDC国家免疫与呼吸系统疾病中心主任（MD, Director, 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Respiratory Disease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elen：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是中国减缓疫情传播的努力来看，我想知道你们认为COVID-19的可持续性如何，疫情会延续多长时间？新加坡昨天已经有47例，他们说（新加坡）可能已经开始社区传播，意味着有些病例是无法追溯到与中国有直接联系的。新加坡总理在Facebook说他们可能会很快就停止彻底追踪每一个病例，因为开始社区传播后就很难追踪了，那么到了什么时候应该开始把资源用在其他地方（而非追踪病例来源）？
Fauci：你说的“其他地方”是指相对于阻止疫情进入(containing)、开始将重点放在缓解疫情(mitigating)。当出现持续的人传人、有多代感染病例以后，由于资源有限，继续投入很多资源防止外部输入疫情就没什么意义了——当然要尽力持续防止外部输入，但如果疫情已经爆发，就不如把更重要的资源用在缓解已爆发的疫情上。我认为这就是新加坡领导人的意思。我们有类似的策略，但愿我们（美国）不会出现持续人传人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假定它完全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需要非常细腻敏感的处理并让美国人民理解的消息，尽管疫情在美国蔓延的风险现在看来相对较低，但这种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这也是我们必须为之准备的原因。
Helen：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您说疫情爆发的风险很低，因为我看到的其实是病毒传播得非常快，在中国也没有停止的迹象。
Fauci：再说一次，低风险是说现在来看长期持续的风险较低，他们（中国人）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害怕吗？当然会害怕。现在美国有13个病例，我们做了识别、隔离和接触者追踪，那它还有变成全球大流行的风险吗？绝对有。
Nancy：你（Helen）问我这个问题已经有几周了。就美国的情况我们怎么理解呢？事实上，你每天能做的事情只有那么多，对吧？(There’s only so much worrying that you cando everyday, right?) 美国现在有13例，其中11例有武汉旅行史，其余两例与某一个病例有密切接触史。我们一直在与卫生部门非常积极地寻找追踪这些病例的密切、中间、外围接触者，看接触者中是否有病原体携带者。我们还没有发现这样的携带者，这就是我们说现在美国风险较低的原因——我们没有看到社区传播的任何迹象。但我们在认真准备是因为未来仍有疫情蔓延的可能性。另外，这种疾病的特殊之处在于，在短期内，至少今年，我们都没有具体的有效缓解策略或治疗手段，没有疫苗。公众居家隔离、勤洗手等社区防护措施实施起来难度极大，我们短期内无法实施缓解策略，因为我们没有可以应用的疫苗或有效治疗手段。
Helen：我明白在向公众传递准确信息方面你们很为难。现在看上去也不会走在大街上就感染病毒。世卫组织一直在强调现在实施遏制策略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一病毒，也许COVID-19可以像2003年非典那样被很快消除。所以要准确向民众告知风险需要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
Fauci：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认为目前的风险是相对较低的,但我们一直非常认真地对待和准备，因为情况可能会变化。如果你告诉人们会有巨大的风险，然后什么都没发生，那你就信誉扫地了。
Ron：我认为正是由于公共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士在担心和认真对待，所以我们其实不必担心。我们真正的挑战是Nancy说的短期内没有特效药或疫苗。一旦疫情变得更糟，现在看上去可能会变得更糟，就会对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在座的各位都明白，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极其复杂。我在埃博拉病毒疫情期间的无数经验告诉我，美国没有一个指挥和控制型医疗保健系统，现有体系里既有公共的、又有私人的机构，许多人员是政府雇员，还隶属不同等级的地方政府或州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当真正需要操作执行一个病例追踪或疫情监测工作的时候，许多工作并不是由CDC做、而是会落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头上。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需要住院，那就需要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州地方医院等各种类型的机构提供床位。坐在上面这两位代表的（NIH和CDC）并不是真正的联邦医疗体系，所以一个真正的挑战是我们需要把这个混杂的系统协调组织好，但又不可能简单地以“指挥-控制”的方式运行。还有一个挑战是资金，我们需要向国会提出紧急资金补充计划来帮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疫情一旦严重他们才有资源执行相应的工作。投资于那些有能力收治患者的医院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医疗系统行动非常缓慢。CDC和NIH有全国最好的人才和专家，他们行动超级快，领导力也很强。但我们需要做到当有人进入中部地区一家小医院时也能得到及时的帮助，这是目前复杂的医疗保健系统很难做到的。
Helen：有关于药品短缺的报告吗？（没有。）疫苗研发和生产的进展如何？
Fauci：一般情况下疫苗不是在紧急情况下研发的，因此一般需要5~8年的时间。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已经开始研发疫苗，而且不仅是NIH，有许多生物技术公司也在参与研发。NIH有疫苗研究中心，中国把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公布在公共数据库以后，我们立即把病毒基因里我们想要使用诱发免疫反应的蛋白质放在了我们称之为信使RNA的平台上，平台已经开始运行。得到病毒序列信息后至少两个半月才能开展一期试验，即使没有重大风险也要再过三个月才能开展二期试验。通过二期试验后拿到疫区开始使用，至少需要6个月或者8个月才能确定疫苗是否有效。这已经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如果证实真的有效，那还要能够必须能够迅速扩大产量至数以亿计的剂量，扩大产量的问题不会比研发疫苗少。所有我们说至少一年内都没有疫苗或特效药。最快的情况是，如果疫情变得非常糟糕，糟糕到无法控制和应对，我们会在六个月内结束一期试验后，开始进行业内称之为“风险”（at risk）行动——投资数十亿美元直接大规模生产我们希望最终有效的疫苗。如果真的发生持续的人传人，我们所有人（指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都会尽力推动那个“风险”行动，因为那时FDA可以紧急授权使用我们能使用的（疫苗）。我知道这是一个复杂的答案，但这就是事实。
Helen：这就是我想知道的答案，Ron有什么要补充的？
Ron：我想补充两点。作为参与过政策制定的人，政策方面存在重大缺失。一是我们显然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政策项目来降低Tony刚刚谈到的“风险”行动的风险。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进行公私合作，适当降低制药公司参与制造疫苗的风险。需要声明，我与任何制药公司都没有利益关系，尽管Tony很有说服力，但如果仅仅靠他给制药公司打电话就说服他们在风险很高的情况下参与大规模的疫苗生产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应该有一个公共实体承担一部分风险。另外一个是全球公共政策问题。即使我们在美国克服风险生产出了疫苗，在其他国家应用过程中还存在责任风险(liabilityissues)，其他国家可能不批准疫苗或者疫苗生产商因为责任风险不愿意分发疫苗，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而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政策工具能解决这些问题。也许COVID-19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早晚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美国快速制造出了疫苗，但是因为其他国家的法律或政策障碍无法快速应用，更多生命逝去。这是我们应该而且可以解决的问题。
Helen：Dr. Fauci，很高兴听到您讲出的疫苗时间表，我认为还是很乐观的。实际上我之前跟踪报道紧急疫苗的研发很长时间，经验是总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总是有很多问题要克服。（Dr.Fauci：对。）您提到NIH的疫苗研究中心正在使用“信使RNA”(Messenger RNA)技术研发疫苗，这种技术有利于提升研发速度（Dr. Fauci：也有利于以后迅速扩大规模）。但是以后疫苗在哪里生产呢？我相信跟NIH合作的生物技术公司也没有生产线，所以我的问题是，即便一年后您研发出了有效的疫苗，在哪里才能生产全世界需要的大规模疫苗？
Fauci：这个问题很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愿意承担机会成本的大型制药公司。即使对大公司，大规模生产也是一个挑战。
Helen：是的，现在埃博拉疫苗拿到了许可，但是这花了很多年，默克公司申请到了许可，但是他们永远都无法收回制造疫苗的成本。我曾经写过一篇报道，采访了几乎所有大型制药公司，每家公司都至少在疫苗生产上有过一两次烧钱然后损失惨痛的经历。一到像现在这样的紧急时刻，人们就期待制药公司抓紧时间采取行动紧急生产疫苗，但当疫情过去后，人们就觉得疫苗不再重要。2009年流感大流行就是这样，刚开始人们很恐慌，后来证实疫情变得相对温和以后就不想要疫苗了。所以这次疫情爆发后，除了强生和葛兰素史克以外，其他大制药公司目前都保持沉默。您知道什么消息吗？他们会参与进来吗？
Fauci：不会。这些公司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它们本可以生产那些利润很好的药品，很难让它们有动力用设备设施为了不一定会爆发的疫情生产疫苗。联邦政府尝试过，讨论了很长时间，但是如果只是投资建一个工厂，平时什么也不做就等着需要的时候生产疫苗是行不通的。任何一家有足够设施和技能的公司的技能都不会愿意停止它们正在生产的小儿麻痹症疫苗或麻疹肝炎疫苗来突然转为生产紧急需要的疫苗，这是非常困难和令人沮丧的。
Helen：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向人们承诺多久可以得到疫苗。
Fauci：我只是告诉你大概的时间线，我没有承诺什么，我从不承诺。
Helen：Dr. Messonnier，鉴于疫苗短期内不可用，病毒可能会在美国国内传播开来，您认为CDC目前会采取怎样的防控措施，例如会关闭学校吗？关闭学校对许多家庭会有巨大的影响。您怎么看？
Nancy：确实很难。我们在CDC工作的角度很多，总体上防控新冠病毒的措施是基于我们在流感大流行期间的模式和经验。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呼吸道病传染病且尚无疫苗时，我们讨论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阻止人们的聚集。学校里的孩子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有很多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孩子身上没有很多COVID-19病例，其中一个解释是孩子即使感染了病毒，症状也比较轻微。现在与10年前不同的是远程就医、远程教学和远程工作的便利性提高了很多，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避免人群聚集，但是有大规模的人群隔离是很难操作的。如果确有必要，人群隔离也可以为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允许我们用数学建模分析流行病的传播轨迹，进而使用更高效的防控手段，最终坚持到疫苗可以使用或降低感染病例峰值。我们绝对不希望许多人同时生病，那会一下子冲垮医疗保健系统。所以这不仅仅是预防的问题，采取防控措施也是为了“熨平”疫情在时间和范围上的发展，使医疗保健系统能更从容更有效地诊治患者。
Helen：病死率的问题，现在普遍提到2%的患者死亡，我认为病死率可能是一个更小的分数，2%将是灾难性的。你们愿意预测一下吗？
Fauci：现在只能看到那些进入医疗体系即被收治的人超过2%的病死率，大约在2.1%~2.2%之间，非典的致死率是9%~10%，但非典的传染性更弱。如果真的需要想比较，我们经验最丰富的的季节性流感的病死率大约是0.1%。但历史上1957年和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病死率在1%左右，而1918年毁灭性的西班牙流感的病死率接近2%。现在我们看到的病死率是2%，虽然我不敢肯定，但我相信实际致死率会在1%或不到1%。我只能想象，Nancy也在提示我要谨慎，我们对这个疾病没有任何经验，我的推测是基于有很多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症状，他们是不去就医的，所以把这些人考虑进去可能病死率就是2%的一半了。所以可能会像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流感。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但是这正是驱动我们的力量。
Nancy：我不会预测，但我觉得需要将另一个因素纳入考量的范畴，即武汉有大规模的人群短时间内突然感染发病，可以想象大量病患已经迅速严重透支了武汉医疗卫生系统的力量，这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寻求医疗帮助的意愿，也会影响医疗部门为每个人提供最佳救治护理的能力。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看到的这些死亡数据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疫情对武汉社会和不幸的公民产生的颠覆性影响，不知道我们能否延缓疫情的进展来争取更多时间更好地照顾病患。
观众1：美国政府现在有无跨机构的组织进行疫情防控工作？这一组织有无公共事务策略，向公众传递准确、高质量的真实信息？有无使用社交媒体？
答：已设立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的跨部门组织协调应对疫情，有专门的工作组负责公共沟通，确保在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将CDC等机构发布的信息置顶。
观众2：看到很多不同的研究结果，COVID-19的R0值究竟是多少？
答：不好判断。目前仅有针对中国的研究，缺乏其他国家样本。另，中国的数据和研究由于太紧急、时间太短缺乏同行评议，也可能存在基础数据的质量问题。
观众3：如何评价中国有人声称美国流感死亡人数远高于目前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因此不必恐慌的说法？两者可比吗？
答：一定要比较的话有两个根本的不同点：我们对流感非常了解且有经验、对COVID-19完全不了解且无经验，流感有特效的对症治疗手段也有疫苗，而COVID-19没有有效治疗手段也没有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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