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球棋局加速裂变。美以与伊朗的军事对峙从暗处走向台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次波动都牵动全球能源与供应链神经；单边主义与技术壁垒层层加码，中美博弈在关税、科技、供应链三条战线同时推进；全球南方加速崛起，新兴市场对先进制造与长期合作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值此马年深春之际，匠心商学汇聚政策研究者、产业实践者与战略思考者，聚首杭州·匠心之家，于风浪中锚定长期主义航向！“2026匠心先声——长期主义·企业共享价值课题”研讨会上，湖南东典经济研究院院长、莫干山新学人聂贤彬院长，以经济哲学的底层逻辑叩问中国发展之道，直指十五五开局之年浙江及杭州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位——
研讨会智库嘉宾由匠心商学全球秘书长姜传苓女士全程陪同。匠心商学“长期主义”课题组组长、匠心商学制造业校友团团长、浙江五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国建先生担任本场研讨会主持。
一、底层逻辑与产业体系、经济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发展之道
聂贤彬教授以经济哲学为工具，穿透中国经济运行的表面数据，直指其底层逻辑。他认为，任何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不能仅靠短期的需求侧刺激或供给侧改革，而必须回到对“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关系的哲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实践，本质上是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模式、也不同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特征，是有效政府管控与市场活力释放的动态平衡。
从产业体系构建看，中国没有走“去工业化”的弯路，而是坚持制造业为立国之本。聂教授指出，德国保持制造业占GDP比重20%以上，美国则降至11%后开始推进再工业化，中国当前制造业占比27%左右，正处于从“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期。这一跃升不能单纯依赖市场自发演进，必须有政府的战略引导。日本通产省在战后对汽车、半导体产业的扶持，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对财阀的改造，都证明了有效政府管控的必要性。中国“十五五”规划将先进制造业、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列为优先方向，正是这种哲学在政策层面的具体化。
聂教授强调，底层逻辑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计划经济时代的全盘管控被证明不可持续，新自由主义下的完全放任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遭受重创。中国探索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模式，在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技术标准阵营化、地缘安全常态化三重压力时，展现出独特的韧性。这种韧性的哲学根基，在于不迷信任何单一理论，而是从实际国情出发，在试错中调整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二、有效政府管控——宏观调控、产业政策与区域协调的实践密码
聂贤彬教授将有效政府管控分解为三个可操作的层面：宏观调控的精准度、产业政策的穿透力、区域协调的执行力。
宏观调控层面，中国拥有发达国家不具备的工具箱。从中央到地方的国有资产体系、战略储备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使得逆周期调节不仅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实物资产调配能力。2026年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油价波动，国家发改委紧急启动成品油价格临时干预，同时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避免了输入性通胀向制造业的全面传导。这种“看得见的手”不是对市场的替代，而是对市场失灵的校正。
产业政策层面，聂教授对比了中美德日四国的实践。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投入520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但要求企业接受“护栏条款”；德国工业4.0战略由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等非营利机构主导技术扩散；日本经产省通过“产业革新机构”孵化初创企业。中国的产业政策以五年规划为总纲，以专项资金、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为工具，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市的传导体系。他指出，产业政策成败的关键不在补贴金额大小，而在是否建立起“进入-评估-退出”的闭环机制。光伏、电动汽车等行业的补贴退出后，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存活下来，证明了这一机制的有效性。
区域协调层面，聂教授认为浙江的实践值得解剖。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但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依然存在。省政府通过“山海协作”工程，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县市共建产业园，税收分成、指标置换。同时，杭州作为省会城市，其数字经济、创新资源如何向周边辐射，是区域协调的长期课题。他引用数据：2025年杭州GDP占全省比重约24%，而宁波、温州、绍兴、嘉兴四市合计占45%，多中心格局初步形成。但金华、衢州、丽水等地的制造业升级仍面临人才、技术、资本瓶颈。有效政府管控在这里的体现，不是简单给钱给项目，而是搭建跨区域要素流动的通道，比如杭衢高铁开通后，衢州到杭州的时空距离压缩至1小时内，产业承接能力显著提升。
三、浙江及杭州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哲学视野下的进路与挑战
聂贤彬教授将经济哲学的应用落到浙江及杭州的具体实践。他认为，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其发展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普遍性在于，浙江同样面临土地资源紧张、环境容量有限、劳动力成本上升等约束；特殊性在于，浙江拥有全球最大的中小制造企业集群，以及从“块状经济”到“现代产业集群”的升级经验。
高质量发展对浙江而言，不是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让传统产业长出新芽。聂教授以绍兴柯桥的纺织业为例，该地企业通过引入AI面料设计、智能排产系统，将打样周期从3天缩短到2小时，小单快反能力成为全球竞争力。同样，永康的五金、乐清的低压电器、温岭的泵与电机，都在经历类似的数字化改造。这背后是有效政府管控的作用：地方政府设立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引入工业互联网平台服务商，组织企业家赴德国汉诺威工博会考察。没有行政命令，只有引导和服务。
杭州作为省会城市，承担着科技创新策源地与高端要素集聚地的双重角色。聂教授指出，杭州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过27%，但过度依赖头部企业存在风险。他建议杭州在“人工智能+”行动中，不仅要支持大模型研发，更要关注中小制造企业如何低成本接入AI能力。比如，杭州已建成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可以向周边制造企业提供算力租赁服务，降低智能化门槛。此外，杭州在营商环境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最多跑一次”“数字化政务服务”等经验已被多地复制。但聂教授提醒，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当前企业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已经从审批难转向政策预期不稳、账款拖欠、人才招留等深层次矛盾。
最后，聂贤彬教授总结，经济哲学不是书斋里的概念推演，而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清醒认知。底层逻辑一旦清晰，政策就不会摇摆，企业就不会迷茫。浙江及杭州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在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民营经济如何既保持活力，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答案或许就在有效政府管控与市场活力的持续磨合中，在每一次危机倒逼改革、每一轮开放促进升级的螺旋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