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城记 | 探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

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色文化……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印刻成重庆独特的文化符号。“母城”渝中文脉厚重绵长，作为战时陪都，众多抗战时期的遗迹，在渝中星罗棋布，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参观。

文珊来自安徽芜湖，7岁的儿子王怀瑾即将上小学，母子俩趁着暑期游览山城，感受历史的厚度，触碰文化的温度。走过弯弯曲曲的马蹄街，他们便来到了天官府8号，这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会旧址，也是郭沫若旧居所在。

“郭沫若我知道，是大文豪，我们以前学过《天上的街市》。”在郭沫若旧居前，文珊向年幼的儿子讲述着这位学贯古今的名人，随之仔细了解旧居里发生过的激荡岁月。

走近郭沫若旧居，一扇精美的雕花水泥拱门，嵌着一扇朱红色的大门映入眼帘，端庄中透着几分典雅。走进门内，两栋三层小楼映入眼帘，白墙、灰顶、红柱，是典型的民国时期中西结合式建筑样式。

小楼主体是砖木结构，采用歇山顶小青瓦屋顶。与主楼毗邻平行的副楼，与其如出一辙，亦是一栋三层高的中西式砖木结构建筑。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两栋中西合璧的小楼，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原名“天庐”，为国民政府重庆第一任市长潘文华内弟之私邸。抗战时期，这里让予国民政府作为办公之用。

1938年起，作为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便在此办公和居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三厅的主要职责是主管宣传和文化工作，汇聚了300多名文化精英，附属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

1939年10月，经过同国民政府的坚决斗争后，第三厅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原有人员继续开展工作，其中包括了胡愈之、田汉、郁达夫、冯乃超、光未然、洪森等仁人志士。

在讲述郭沫若在渝中的故事前，我们应当简单介绍下这位大名鼎鼎的文豪，以及他来渝前跌宕起伏的经历。

郭沫若1892年出生在四川乐山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家境优渥的他从小熟读儒家典籍，后进省城成都求学，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11年，他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1914年郭沫若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响应“五四运动”。

回国后，他参与创立文学学社“创造社”，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慢慢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革命时代，郭沫若随国民革命军北伐，领授中将军衔，拒绝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的高官厚禄拉拢，坚定同共产党人一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面对白色恐怖，郭沫若毫无惧色，公开发表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因此受到通缉。随后，他奔赴南昌参加武装起义，途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郭沫若化名旅日，行动受警方监视。此后十年，他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和世界名著，还进行了深入的金文、甲骨文研究。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18天后的凌晨，郭沫若告别了熟睡中的妻儿，绕开军警监视，毅然踏上回国的抗日救亡之旅。

1937年8月底，在血肉横飞的淞沪战场，郭沫若屹立在抗战第一线，作《抗战时期青年的任务》的演讲，挥笔题写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在苦战的上海抗日军民，看到大文豪郭沫若居然在最前线，军心民心一时盛极。

淞沪会战失败后，面对日军铁蹄，郭沫若坚持到最后才离开上海。他拒绝了国民党要员陈诚的拉拢，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出任第三厅厅长，再次被授予中将军衔。

次年10月，武汉沦陷，郭沫若依然是最后一批撤离的高级将领。随后，郭沫若抵达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于陪都开展文化抗战工作。

“想不到这栋小楼还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文珊边参观展厅边感慨道。

走进楼内，一楼大厅摆放有郭沫若先生的半身石膏像，四周墙上一张张老照片，把游客的视线和思维带入到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

“郭沫若所在的第三厅，直接隶属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所以第三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工作人员介绍道，许多文化界的有识之士纷纷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把满腔怒火和毕生才华，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以笔代枪，发射出飞向敌人的“子弹”。

茅盾、老舍、陶行知、翦伯赞、张恨水、巴金、夏衍、田汉……无数知名人士往来于此，这里见证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繁荣，也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后方文化抗战的蓬勃气象。一时间，这里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界的战斗堡垒。

作为当时文坛“顶流”，郭沫若自然冲在前。来到重庆后，他便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抗战创作中——《屈原》《棠棣之花》《孔雀胆》、《天国春秋》……一幕幕历史话剧展现着中华民族不屈的斗志。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屈原》，郭沫若仅用10天时间写就。1942年4月，《屈原》在国泰大剧院首演，便立刻轰动山城。《屈原》公演了17天，卖出32000张门票，有人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慕名前来。它以爆炸式的激情和对正义力量的赞美，激发了国人强烈的爱国精神，让整个陪都为其喝彩。

报刊、杂志、戏剧、电影、美术、音乐……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步人士们不畏政治高压、经济困难、资料匮乏，大家高举爱国民主大旗，向灾难中的中国发出了“狮子般的怒吼”，充分发挥了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威力。

《塞上风云》《保卫我们的土地》《白云故乡》《八百壮士》……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阳翰笙、司徒慧敏、秦怡等知名电影导演和演员提供了表演舞台。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影片，激励着人们保家卫国、投身抗战。

《到敌人后方去》《保卫卢沟桥》《在太行山上》《祖国的孩子们》……抗战期间，冼星海创作的上百首歌曲，通过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广泛传播。此外，张曙也创作了《保卫国土》《洪波曲》《壮士上前线》等优秀曲目。

与此同时，美术工作者也不甘落后，他们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等组织，用一幅幅作品唤起民众斗志，为文化抗战贡献了重要力量。

“对面的日本官兵们，别打仗了，放下武器回家吧！”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前线，中国军队阵营中一位日本友人用日语向敌方喊话，他便是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

抗战期间，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以及日本反战女作家绿川英子等受郭沫若邀请，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他们监听日本电台、整理情报资料、编写日语宣传品等，用一种独特方式为抗战作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河破碎的抗战年代，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岁月，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团结广大文化人士，坚持推进学术研究。

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蔡仪的《新美学》、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及郭沫若亲自撰写的历史学著作《青铜时代》，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