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是茶的故乡，云南是茶的发源地，已是主流共识[1]。然而，对茶和茶文化的发源及其传播，仍各执所见，认识模糊。茶的起源随着原产地生态环境变化、栽培茶种演化、族群迁徙与融合以及社会发展而难以捉摸。本文拟通过植物资源学、民族植物学、生物地理学、民族人类学以及茶及近缘植物资源调查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拨开历史云雾，透过蛛丝马迹，对茶的起源与传播提出见解。
栽培植物的起源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科学问题。瑞士植物学家德康多尔（Alphonse de Candolle）对作物的起源进行开创性研究，1882年发表名著《栽培植物的起源》，提出某些栽培作物可能起源于东亚的观点[2]。我国是世界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郑殿升等汇集中国起源的作物420种，认为起源于中国的作物有3种类型：一是中国原生起源的作物；二是中国为原生起源地之一的作物；三是中国次生起源的作物，即由国外引进后发生变异，形成丰富遗传多样性类群。茶被列为中国原生起源作物[3]。
普遍认为，栽培作物起源地区应具备以下条件：存在丰富的野生亲缘种类，具有野生类型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在被人类利用前有足够的时间扩散到自然生态允许的范围。这一观点突出了天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的重要性。然而，人为因素在栽培作物起源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最早开展将野生植物人工驯化成为栽培作物发源地的地区，除了拥有天然资源和类似的自然环境外，还应具有人类生存压力和强烈的社会文化需求以及相应的农业文化。野生物种丰富的地区，不一定存在栽培驯化动力。栽培作物的发源地不一定是该物种的起源地或分布中心。生存压力和社会需求的驱使才是野生植物栽培驯化的动力。自然资源、社会需求与农业文化三者统一的地区才是最早的农作地区。稻作文化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就是典型的例子[4]（P410-414）。
茶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却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健康饮料，是很多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饮茶和茶作起源与传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因素。
茶树为茶科茶属茶组植物，分布于亚洲东部和东南部,集中分布于我国南部。1958年席勒（Sealy）的茶组（Sect.Thea）系统包含茶（Camellia sinensis）、滇缅茶（伊洛瓦底茶）（C.irrawadiensis）、大理茶[C.taliensis（W.W.Smith）Melchior]、毛肋茶及细柄茶等5种,茶种下设正变种茶（小叶茶）（var.sinensis）和阿萨姆变种（大叶茶）（var.assamica）[5]。
中国西南地区发现大量茶组植物，1981年张宏达以花器官分化程度将茶组分为4系，包括42种4变种[6]。1984年修订为32种3变种[7]。1990年又增加5个新种[8]。茶组植物因花大而鲜艳，虫媒异花传粉，种内变异幅度大,种间杂交普遍，加之环境修饰显著，种与种之间界限模糊，在实际应用中，张氏系统的物种鉴别甚为困难。
1992年闵天禄采用大种种群概念，结合地理分布规律,将张氏系统简化，茶组仅含12种（茶、大理茶、大厂茶、广西茶、大苞茶、厚轴茶、毛叶茶、紫果茶、秃房茶、突肋茶、膜叶茶、防城茶）和6变种。其中，茶（Camellia sinensis）包括4变种[小叶茶（var.sinensis）、大叶茶（阿萨姆茶、普洱茶）（var.assamica）、毛萼茶（var.publilimba）、德宏茶（var.dehungensis）][9]。
《中国植物志》中文版采用张宏达系统，《云南植物志》和《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则采用闵天禄系统。茶组植物形态变异多样和种间性状连续使“种”难以鉴别，种的概念模糊。遗传分类、细胞分类、化学分类、数值分类以及分子生物学等新方法应用,使茶组分类趋向简明和自然。有的学者认为，凡能杂交并生育后代的种群或个体应属于同一个物种，甚至有人将茶组植物只分为2种[10]。
尽管性状变化大，阐明茶组植物的物种界定、种间关系、系统演化等有很大困难。然而在不同的分类系统中，茶（C.sinensis）和大理茶（C.taliensis）都作为基本物种而被肯定。在茶的变种中广泛栽培的小叶茶（var.sinensis）和大叶茶（var.assamica），前者种植于长江中下游以南以及日本等地。大叶茶则产于云南南部至广东南部，珠江以西以及中南半岛，模式标本采集于印度东部阿萨姆种植园。迄今，两个栽培茶种均未发现真正意义的野生个体和居群，栽培茶的起源仍然是未解之秘。从山茶科及其类缘植物，如木兰科及其近缘物种化石推测茶的起源，不符合植物进化的规律。2018年，安徽农业大学研究茶的代谢基因组和转录组，认为茶与猕猴桃有共享谱系，茶的次生代谢产物（茶多酚、茶氨酸、咖啡因等）大约80万年前就已分化，大叶茶和小叶茶的共同祖先在0.38-1.54百万年前就已存在[11]。最近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为主的研究团队获得栽培茶树的染色体基因组，绘制基因图谱，支持茶的演化始于100多万年前[12]。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果提示，茶组植物茶多酚及咖啡因等次生代谢产物的分化久远，而栽培茶的起源应从富含茶多酚的近缘野生物种中去探求。
大理茶（C.taliensis）是W.W.Smith于1917年对采自大理的标本鉴定的新种。分布于北纬21.20°-25.38°，东经98.11°-102.16°之间，东起贵州东部和广西西部，西至伊洛瓦底江（独龙江）流域缅甸北部和印度东北部，北达大理苍山，南至中南半岛北部,是分布最广的野生茶组植物。澜沧江与怒江（伊洛瓦底江）流域中段，海拔1300-2800m，气候温湿，平均气温14.9-20.2℃，年降雨量1200-2300mm，终年雨雾缭绕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带为其分布中心。
大理茶是南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的主要建群树种之一，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树种。原生群落物种多样性丰富，以常绿阔叶树种为主[13]。在分类学上，大理茶是茶的近缘种，以顶芽无毛或稀疏被毛、子房5室区别于顶芽被绢毛、子房3室的茶。在生境潮湿的环境中株高可达20-30m。大理茶是有较多变异的物种，一些分布区局限的地理小种，如：滇缅茶（C.irrawadiensis Barua）、五柱茶（C.pentastyla H.T.Chang）、五苞茶（C.quinquebracteata H.T.Chang et Ye）、昌宁茶（C.changningensis F.C.Zhang,W.R.Ding et Y.Huang）等，在闵天禄系统中均归于大理茶的范围。历史上大理茶可能存在连续分布且具丰富遗传基因的格局，随着人类活动频繁，生境片断化加剧，居群隔离，个体数目和分布范围缩小，遗传隔离和地理隔离导致居群分化小，基因交流有限，遗传多样性降低，保存较完整的大理茶成片野生群落已不多见，现存野生居群受人为干扰，处于濒危状况[14,15]。
大理茶是利用最早最多的古茶树，自古以来就为当地族群利用。原住民发现大理茶的用途，不仅采摘树叶，为便利起见还从森林中移栽种植于房前屋后，称为“本山茶”。粗放种植的本山古茶林曾达数万亩。最有代表性的是澜沧江边云县曼湾白莺山，现遗存4000多株，分散于房前屋后和田边地角，村民世世代代取之用之，并按树型和茶叶滋味等特征，将古茶树分为若干品种。白莺山本山茶的形态显示了野生大理茶在人为干预下向栽培型过渡的不同阶段。有的植株同时具有5个以及4个或3个心皮；叶有大叶型，也有小叶型和过渡型；从无毛到具绒毛。大理茶与大叶茶和小叶茶的次生代谢产物十分接近。白莺山古茶的茶多酚、茶氨酸和咖啡因显示了大理茶向栽培的茶树过渡的特性，不同品系茶多酚的种类组成和含量产生变异，而大理茶的特有成分（大理茶素）逐渐减少[16,17]。显然，这些形态的、化学的变异特征是在早期种植环境和人为筛选过程中发生变异的结果。大理茶和栽培大叶茶的叶绿体基因组核苷酸变异的遗传多样性比较结果表明，二者的居群间存在显著的遗传分化[18]。利用核基因组14个微卫星位点，对大理茶野生、栽培和近期驯化居群样品分析结果也显示，野生大理茶的基因多样性和等位基因丰富度显著地低于栽培居群。大理茶的微卫星标记分子多态性分析也得到类似的结果[19]。至今，云南许多野生型以及粗放栽培型古茶树，均鉴定为大理茶。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大理感通寺品饮的感通茶是用苍山大理茶制作的。作为栽培茶树近缘植物，大理茶是古人最早利用的茶树，有可能是栽培茶树的野生基源。
我国古茶群落和古茶树分布广，类型丰富。有学者将我国古茶的分布归纳为横断山脉区、滇川黔区、滇桂黔区和南岭区，其中3个分布区在云南，占总分布区面积的75%以上[20]。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云南对古茶资源开展多次调查。全省各地几乎都有古茶树的分布，古茶面积曾达60余万亩以上，古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分布之广，是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无法相比的。现存古茶树主要分布在滇西、滇南和滇中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以海拔1000-2000m澜沧江中下游南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林带最为集中。古茶有野生型、过渡型和栽培型；既有大面积的古茶群落，也有星散分布孤立的。云南野生古茶群落（云县大棕山、云县大丙山、勐库大雪山、孟定大青山、耿马大浪坝、永德大雪山）等野生古茶群落均鉴定为大理茶。人为干预过的古茶园有本山茶（云县白莺山），也有荒废的古茶林（现今多已抚育并采摘）。栽培型的孤立古树（凤庆锦秀茶祖、巴达大茶树）（现今多已保护）多为大理茶。20世纪种植而疏于管理或废弃的茶树和茶园则主要是大叶茶，如云南西南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野生古茶或历史上粗放种植后因民族迁徙等因素而放弃的古茶园，大多为大理茶。显然，大理茶在古茶树中占有重要地位。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起源于我国南方[1]。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照叶林文化带”概念，认为茶起源于东亚暖温带照叶林地区。云南位于四川西南部，长江上游金沙江之南，横断山脉贯穿全省西部，最高为西北部的梅里雪山（海拔6740m），最低为东南部与越南交界的河口（海拔76.4m），山地占全省面积84%，森林覆盖率达60%以上。南亚热带湿性常绿阔叶林曾是遍布全省山地的主要植被类型，也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古人类活跃的地区。
云南西部至西南部的横断山脉和三江并流是著名的丛岭深谷地区，澜沧江流域被称为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藏羌彝走廊），自古以来北方族群源源不断向南迁徙，民族之间交融十分频繁，形成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横断山脉地区有藏缅语的汉藏语系民族（藏族、羌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僳僳族、景颇族、怒族、德昂族、拉祜族、哈尼族、阿昌族、基诺族、普米族、独龙族），孟高棉语系百濮族群（布朗族、德昂族、佤族、德昂族）和百越语系族群（苗族、壮族、傣族）等。居住于1000～3000m常绿阔叶林带的山地先民依山而居，靠山生存，在狩猎觅食的同时，发现森林中优势树种大理茶的价值，采摘食用、饮用、以致药用，是顺理成章之事。至今布朗族和德昂族等仍然保留吃酸茶的习惯。澜沧江流域山地居民保留围火塘喝烤茶的原始习俗。他们自古以来利用大理茶，有吃茶饮茶用茶以及祭茶拜茶的习俗，形成原始的茶文化。那（na）是云南多数民族（特别是藏缅语系民族）对茶的称呼。如：彝族称“那坡“（napo）、代暧尼族称“那谷”（na-ge）或“那薄”（nabo）、哈尼族称“那帕”（napa）、景颇族称“帕那”（pana）、基诺族称“那普”（napu），傣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称“那”（na）等。相似的发音，显示了不同民族茶应用历史和茶文化的同一性。森林中大量的优势树种大理茶足以自给。山地族群为长期采摘方便，将茶树移栽于房前屋后，称为本山茶。这与种植魔芋、芋头和竹子一样，属于热带亚热带山地族群的庭园式原始农业[21]。目前，在村寨附近存留的古茶树大多如此。最近滇池附近发掘的古墓揭示：北方游牧民族在2000多年前先秦时期已进入滇中地区[22]。北方氐羌族进入成都平原南下入滇的历史更为久远。显然，饮茶用茶习俗不仅通过民族走廊被南迁的游牧族群接受，而且随着民族迁徙与融合向周边传播。海拔1000-2500m范围的横断山民族走廊，既是大理茶的分布中心，又是饮茶用茶习俗最早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唐代樊绰《蛮书》（公元643年）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是云南先民长期用茶习俗在中古时期的文字记载[23]。
云南先民饮茶用茶的历史虽无文字记载，从民族集体记忆的蛛丝马迹或可为茶的起源提供新的视角。茶祖崇拜是茶区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可追溯到茶应用和种植初期。农耕文明前通常以原始崇拜（自然崇拜、土地崇拜、谷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为主。布朗族和德昂族等藏缅语系族群以最古老的茶树为崇拜对象，尊为“茶树之母”“茶王”或“茶祖”，如临沧凤庆香竹箐将最古老的“锦秀茶祖”称为“天下茶尊”，年年拜祭，体现了茶文化的古老性和原始性。农耕文明才产生了对人格化神的崇拜。《茶经》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氏教民耕作，神而化之，神农尝百草，遇毒得茶而解的神话是蒙昧时代农耕文化人神合一的象征。四川雅安蒙顶山吴理真推广种茶的传说，形成吴祖崇拜。三国孔明在云南提倡种茶，故有诸葛崇拜。茶祖崇拜与拟人化的茶神崇拜为茶的起源和种植历史提供了线索[24]。“茶祖”崇拜在先，“茶神”崇拜于后的现象表明，茶源于古滇，茶的利用始于云南，大理茶是先民最早利用的茶，是栽培茶树的源头。
古蜀族群是从青藏高原通过岷江流域进入四川盆地的藏缅语系部落。三星堆发现的黄金饰物和青铜神树以及太阳神鸟等揭示古蜀与古代西藏（象雄文明）的联系。而出土的大量象牙和海贝则表明古蜀与古滇和东南亚在很久以前就有古道相通[25]。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有“产自支那的成捆的丝”的记载，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学者考第亚在《政事论》中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26]方国瑜先生对战国楚墓研究认为其中的“料珠两件”（即琉璃）并非本国产物，而来自于印度[27]。可见南方丝绸之路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
古道开通是一个历史过程。最早伴随着民族迁徙，通过羊肠小道，翻山越岭，穿过艰险山口，在汹涌澎湃的江河寻找渡口，利用原始的渡江工具，不断地迁徙和交往，进而发展为交易与贸易往来。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分东西两线进入云南，汇合于祥云（云南驿），再经大理到保山，从腾冲西出国境。东线从成都，经宜宾、盐津、昭通、曲靖、昆明、禄丰到大理祥云，称五尺道。西线经邛崃、越西、西昌、会理进入云南楚雄、姚安、大姚到祥云，称灵关道。两路汇合后，经大理、保山到腾冲，进入緬甸和印度，称博南道。灵关道的开辟时间早于五尺道，且路线更为直接，与外域的距离也更短[28]。方国瑜教授指出：战国时期，蜀守将张若、楚将庄跷经略西南夷地区，就是循着蜀、楚人入滇的通道而来的，这条通道，就是蜀身毒道[28][31]。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发现西南对外通商道路，官方才开始探索和开发[29]。四川和云南出土的古代器物，蜀文化大石崇拜与滇西大石墓等，以及大量考古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古代巴蜀与西南族群的联系以及南方丝绸之路的存在[25][30][31]。
古蜀先民在与云南民族交融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饮茶习俗。四川古代有称茶为“呼挠（rao）”和“酪奴（luo-nu）”，与云南民族称呼“那（na）”的发音相近。中国古代社会对茶的认识，应起源于战国或秦汉时期。秦汉时蜀地饮茶渐成习俗。晋代郭璞的《尔雅注疏》是最早记载茶的文献，称“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采者为茗。一名荈”。“烹茶尽具”，“武阳买茶”，“吴主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茶，纔有分茶”以及“南安、武阳均出名茶”等典故，提示西汉时期成都平原已有饮茶习俗和茶市了[1]。张载“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诗》）的诗句，说明西晋时期成都芳茶已超过古代的六种饮料誉满全国。饮茶成俗、茶事普及、以茶代酒、馈赠茶叶之风盛行，茶量不敷，供不应求，茶的供应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推动了茶树的大量栽培。诸葛孔明征服南中鼓励种茶，云南族群对野生茶树粗放管理和落后的种植方式难以满足所需。四川蒙顶山推广种茶，开创了人工大面积种茶的先河。茶树最早的栽培应在古道沿线，即大理茶分布中心外缘。茶的种植沿长江而下，传到中原地区。至今在滇东北、川东南和黔西北，以至长江中上游发现的古茶树，就是当年种植留下的踪影。这些人为干预留下的古茶树既有半野生或栽培型的大理茶，也有栽培过程中形成的过渡类型。茶树在栽培过程中，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为选择，植物性状产生变异，形成了现代大量种植的大叶茶和小叶茶。新的消费习惯兴起促使茶叶生产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品类繁多的茶叶品种脱颖而出。以上表明，古蜀饮茶习俗来自古代的云南族群，而成都平原是最早的茶文化中心，也是茶叶交易和茶马贸易的发祥地，四川东南部及巴蜀周边地区是最早的茶树栽培区域。
饮茶习俗自四川向周围地区和民族传播，在茶传播过程中古代巴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巴国位于蜀楚之间，南接古滇和夜郎，族群间古道相通，交往密切。中唐以后，饮茶风俗沿长江向东扩展，传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沿川陕古道传至北方，茶的应用逐渐在各地传播，茶树的栽培也遍及长江中下游。正如陈椽指出：“四川的饮茶风气和茶叶生产技术以及商品茶叶很可能是在楚汉百年战争（公元前308年至206年）中传播到长江中下游的。”[1]
唐代是饮茶习俗真正普及的第一个高峰。宋人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复加矣。”[32]（卷六）唐代文人描写茶的诗词甚多，如：白居易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琵琶行》）、“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山泉煎茶有怀》）、“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等。以及“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茶臼”（柳宗元《夏昼偶作》）、“井放辘轳闲浸酒，笼开鹦鹉报煎茶”（张蠙《夏日题老将林亭》）、“茶饼嚼时香透齿，水沈烧处碧凝烟”（李涛《春昼回文》）、“昨日东风吹枳花，酒醒春晚一瓯茶”（李郢《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要果逡巡种，思茶逐旋煎”（吕洞宾《通道》）、“饮茶胜饮酒，聊以送将归”（张谓《道林寺送莫侍御》）、“牢系鹿儿防猎客，满添茶鼎候吟僧”（杜荀鹤《春日山中对雪有作）等，可见茶文化繁荣之盛。宋代茶席兴盛，普及民间，形成茶文化的又一高峰。明清以降，饮茶已成国饮，茶叶边销和外销，促进了茶业的繁荣。实行茶税和专卖，以及茶马司管理制度，增加了朝廷的收入。“蜀茶总入诸番市，胡马常从万里来”（黄庭坚《山谷集》卷12），茶马贸易在汉魏已形成，以雅安为中心的茶叶贸易和茶马古道繁荣千年，留下了许多历史的记忆[33]。明清之际云南发展茶业，开发六大茶山，边销和外销形成茶马古道，而云南古老的茶史和大理茶原始文化则淹没在历史的脚步中[33][34]。
在茶的传播过程中寺院僧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佛教大兴，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四处煮饮，转相仿效，僧人种茶制茶饮茶遂成风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郑谷《雪中偶题》）、“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等禅茶诗词可见一斑。7世纪中国茶文化随同佛教远传到韩国和日本。在韩国形成茶礼，在日本形成茶道。近代茶在世界传播，改变了人类生活习俗，影响了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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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仁，男，博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植物资源与植物化学；陈可可，男，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植物资源、茶树资源及茶叶工程；张颖君，女，博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植物资源与植物化学；杨晓琳，女，博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为食品营养与食品文化、茶历史与茶文化。
（本文转自《滇史》微信公众号，原载于《农业考古》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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