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丨强大的德国，为何在俄乌战争中不强势站队？

  凤凰网原创  大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第一次为一个扩充武备的德国表示欢欣鼓舞，而不是紧张与警惕。

作者｜黄非

全球史专业学者

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三天后的2月27日，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德国新首相奥拉夫·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会发表演说。这篇演说的内容，普遍被外界和德国内部视为德国对外关系的一道分水岭。对比德国在历史和近期的外交表现，可知这一评价并不夸张。

直到今年1月，德国对军事援助乌克兰和对俄罗斯可能的制裁，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与声势咄咄逼人的美国、英国、东欧还有波罗的海国家相比，德国作为欧盟事实上的影响力中枢，只向乌克兰捐赠了几千顶头盔，甚至阻碍邻国爱沙尼亚将源自前东德的榴弹炮出口给乌克兰；对于是否将俄罗斯踢出“SWIFT”银行系统，以及对于“北溪2号”输气管道的命运，德国官方都采取了“等等看”的态度。

美国总统拜登付出极大外交协调的努力，才在最后时刻使德国同意终止北溪2的启用；至于SWIFT制裁，也是在乌克兰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抵抗意志之后才被提上日程表。 

“和平”前传：历史耻感下的德国外交

这种被动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涉及到当前的德国、乃至统一前的联邦德国（前西德）对自身复杂过去的处理和反思。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德国二战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借用著名历史学家弗利茨·斯特恩在自传中的说法，经历了魏玛德国、纳粹德国这“头两个”德国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灾难性的政治实践之后，战后的德国将嵌入泛欧洲的团结秩序这一目标视作头等大事。在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由于身处东西方阵营的前线，而经历了迅速的再武装化。但是，这一过程是以联邦国防军完全融入北约的军事体系为前提的。随着马歇尔计划和跨大西洋经济体的成熟，西德迅速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主要经济马达之一，这无法不引起其前受害者们回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复仇主义的幽灵。

因此，德国选择政治上羸弱、军事上受限、姿态上低调的和平主义形象，是因应当时实际情况的合理对冲。然而，这一形象的固化，也让“战争”成为德国公共话语中的“禁忌”。 

直接和非直接地利用德国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德国所主张的人道主义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想法，更是长期在德国政坛毫无回响。

随着1969年社会民主党总理威利·勃兰特上台，西德的外交战略迎来了又一次转机。勃兰特一改阿登纳的基民盟政府对东方阵营与东德的敌对态度，而把西德视为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可能桥梁。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东方政策”。

勃兰特著名的口号就是“通过和解促成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在这一新精神的关照下，迎来转机的不只是东西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西德早在1970年开始就与勃列日涅夫的苏联签署多项协议，通过出口自己生产的大口径管道，换取苏联在未来对西德供应石油和天然气。这是当时东西方互相封闭的两个阵营之间最大规模的贸易项目，也开启了德国和苏联/俄罗斯长达半个世纪的能源经贸合作。

勃兰特的社民党继承者赫尔穆特·施密特继承了“东方政策”的衣钵，继续发展与东德和苏联的关系。但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危机，使德国和美国因为对待苏联的战略利益和重点不同而产生冲突。两国关系的回暖要等到赫尔穆特·科尔击败社民党，让基民盟重回总理宝座。

| 1970年，总理维利·勃兰特(右)在莫斯科受到苏联总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的欢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一直奉行接触政策。图源：Peter Popp/picture-alliance/dpa/AP Images

科尔重新强调西德对北约的承诺，支持美国在欧洲的导弹部署，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但在实质上，他并未扭转西德和东方阵营愈发频繁的经贸往来。而这一对苏的开放态度，为科尔在柏林墙倒塌后争取两德的快速统一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科尔发挥其高超的外交技巧，在不牺牲德国与北约关系的前提下，顺利地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盼望半个世纪之久的重逢。当然这一绿灯，有其经济价码：西德为陷入困境的苏联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与无息贷款，并且为驻东德苏军的重新部署支付了花费不菲的马克。

比起两德统一的巨大成就，这一成本可以说是十分合算的；而这一默契可以达成，“东方政策”的铺垫必不可少。这一“成功经验”叠加冷战结束后90年代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前所未有的“小阳春”，让德国对自己外交政策的成功性充满自信。 

随着俄罗斯经济改革和私有化进程加速，大量俄罗斯的新贵寡头也与英国、德国的政商力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98年，科尔长达16年多的总理任期结束，社民党再次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这次德国的掌舵人换成了格哈特·施罗德。 

| 《纽约时报》对施罗德的采访给出的标题：“在德国成为普京手下的前总理”。

作为前总理施密特的政治门徒，施罗德自觉地拿起了“东方政策”的旗帜和与话语，继承了社民党政客的传统与习惯。在冷战和后冷战、苏联和俄罗斯、统一与非统一的德国之间，原初的东方政策所构想的语境和目的，与施罗德上台前后德国面临的挑战大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施罗德借用在德国大受欢迎的叙事，把德国和俄罗斯新总统普京的关系推上又一个新高峰。

“大转身”：能源依赖下的外交转型

正是在施罗德的牵头下，德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提高了一个台阶。其标志就是在2011、2012年全面投入使用的北溪1号能源管道。这一海底管道绕过了乌克兰、波兰等对俄罗斯的意图和主张心存怀疑、强硬的波兰与乌克兰等东欧国家，在推进德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同时，给“新老欧洲”之间埋下了不和的声音。

对于德国是否过于依赖俄罗斯的疑问，自那时起就有所发轫。但德国乃至欧洲占据主流的思考仍然认为，通过给俄罗斯在欧洲的经济秩序中一个稳定甚至重要的地位，其潜在的破坏性冲动将会得到遏制，而欧洲的和平和稳定可由此得以维持和增强。 

德国的能源转型政策，令其在能源上的依赖与两难又添加了新的要素。向“绿色”能源的跃进，大大增加了德国风电和光伏的装机容量。但是，新能源发电十分依赖于环境波动，并且对于发电机组的选址有严格限制，而电网的功率和负载需要随时调整以适应使用段的波动与变化——通俗来说，发多少电，就需要用多少电。在目前新能源的储能和输送技术还没实现根本突破的现实下，这意味着传统能源尤其是煤炭发电机组，反而悖论地在德国能源版图中占领了重要的地位。 

德国本身并不缺乏煤炭储备，但在环保政治和游说团体的压力下，在国内开采煤炭有着强大的政治阻力，截至2021年，德国对俄罗斯进口煤炭的依赖仍达到50%。加剧这一形势的是，自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德国境内的反核运动声势更加壮大，驱使默克尔政府决定德国到2022年起放弃其已然成熟的核电站机组，转而从法国购买核电。了解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何德国对于“彻底的”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禁运顾虑重重。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计，对俄罗斯能源的“快速”摆脱，将可能导致德国经济萎缩5.5%——这基本上是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欧洲级别的大冲击。 

|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8日，德国柏林，奥拉夫·朔尔茨当选新一任德国总理后，与默克尔正式交接。

考虑到战后德国和平主义与协调外交的传统，以及背后的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影响，朔尔茨演讲和德国转身的重要性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他承诺对乌克兰援助反坦克导弹等武器，这是战后德国第一次向正在发生冲突的地区输送武器；

第二，在实施制裁等政策框架上，德国将会与跨大西洋的伙伴国家有更一致的步调；

第三，他宣布了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来充实联邦国防军的实力，在未来几年实现国防开支达到GDP2%的目标；

第四，德国将建设全新的液化天然气终端，以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是大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第一次为一个扩充武备的德国表示欢欣鼓舞，而不是紧张与警惕。

朔尔茨发誓，要实现的这一转变，需要克服的阻力和惯性绝不容忽视。在德国的新“红绿灯”执政联盟中，绿党常年持环保主义立场，他们对于德国新地缘政治所要求的能源安全持什么看法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个伙伴自由民主党，则常年对财政支出的稳健性有着近乎执著的追求；而联邦国防军近几十年来不佳的名声，部分正源于一轮又一轮财政紧缩下对人员、装备、支出的削减。当然，最大的阻碍还是来自于总理的社民党内部。

朔尔茨发表演讲前甚至没有和议会成员与党团同志有过充分交流和披露，而是将德国的“大转身”作为一个回应潮流的既成事实，突然摆在了震惊的联邦议会面前，直接利用了战争对欧洲民意和公共舆论的巨大冲击。

“大尴尬”：德国援乌背后的现实阻力

要想实现真正的“转身”，一次石破天惊的演讲和高调的宣布无疑是不够的。几十年的积弊和固化的格局，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

德国战后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认同，德国战略思考中缺乏辩论的假设与习惯，联邦军事机构的涣散与萎靡，都为所谓的“分水岭”说法画上了问号。德国政府中至今没有类似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来整体协调国家安全与地缘政治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就在前不久的4月29日，德国女性主义杂志Emma发表了28个德国公共人物的公开信，要求德国不再向乌克兰输送重武器，以避免进一步的战端祸起。截至5月4日，这一公开信已经在活动平台change.org上获得了20万人签名。 

| 当地时间2022年2月14日，乌克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朔尔茨会面。 

民调也显示，对于是否向乌克兰输送重型武器，德国民众的支持和反对分别占据了48%的比例，显示出民意对更为积极主动的德国军事、外交存在心存疑虑，这自然反映在朔尔茨总理本人的言行与政策上。直到五月伊始，德国才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台先进的155mm装甲榴弹炮-2000系统，借此与荷兰所捐赠的5台同样设备凑成完整的火力建制。这一决定的背景，是德国在提供重武器问题上所受到的愈来愈强大的舆论、政治压力。 

德国右翼报纸《图片报》在4月初曝光，德国军事工业在2月底提交了一份可以向乌克兰提供的装备的清单，这份清单直到4月才由德国政府转交给乌克兰方面，而原本清单上超过一半的项目（重武器）被砍掉了。

总理本人在4月22日接受《镜报》采访。面对记者咄咄逼人地提问，朔尔茨没有承认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不但回护自己在俄乌问题上的决策，认为德国在军事援助上的做法是和盟友处在同一步调上，也辩护了从勃兰特开始的社会民主党的外交传统。但是，这位前汉堡市长回避直接回答问题的风格，侧面揭示了一些不好面对的尴尬现实。 

4月12日，媒体曝光出由于乌克兰方面的反对，德国总统和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总统共同访问基辅的计划没有成行。基辅方面略显情绪化的反应，立刻引起德国政界的批评，而朔尔茨也将这件事视为某种对他的个人冒犯。在5月2日接受德国电视二台的访问中，朔尔茨认为乌克兰方面对德国总统的“不尊重”在两国关系中制造了障碍，他甚至表示，这次事件的嫌隙是他访问基辅的主要“障碍”。 

不管这是出自总理的真心，还是其小心计算的结果。这个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再一次显现出站在过去和未来的十字路口上的德国面临的尴尬与抉择。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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