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 年的春天，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即将在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上演。早在 1910 年，他的芭蕾舞剧《火鸟》，就因对传统音乐的颠覆，而引起轰动。所以，这一次的演出，格外引入关注。
乐池里指挥棒一动，序曲前奏一响，观众大惊失色。短短几个乐句，净是稀奇古怪的声响。而当大幕拉开，无论是乐曲，还是舞蹈，都让观众感受到前所未见的冲击。
习惯了传统艺术的观众，忍不住发出嘘声，高声抗议；而支持创新、期望突破的观众，则勒令抗议者闭嘴。双方先是互嘘，继而对骂，甚至还发生了肢体冲突，剧院内一片混乱。
这就是上世纪初有名的“《春之祭》事件”，如今已成为西方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路标。
那年的斯特拉文斯基，刚刚 30 岁出头，满是推陈出新的决心。可即便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好比一枝刚要从笔状花苞，绽放成盅形花朵的玉兰，突遭寒风骤雨，还是令他无比沮丧。
沮丧的情绪还是比较容易调整的。如果是生气，生大气，气个倒仰，那就伤了元气，不是那么容易恢复了。那天，有个人就对这场首演生了大气。他就是音乐界的老前辈，圣桑。
当时圣桑已经 78 岁，比斯特拉文斯基大 47 岁。圣桑对年轻一辈作曲家的背离传统、“瞎鼓捣”，时时有气。
那时，德彪西弄出一些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他不爱听，这很正常；但他反对别人喜欢，就有点不正常了。他批评印象主义音乐，说：“如果这也算音乐，那么调色板也能算是画了。”当时的圣桑不明白，有一种抽象派的图画，就是颜色的涂抹与堆积；也偏有人不是假装，而是真的从那样的画中获得了愉悦。
几个月后，《春之祭》重演，不爱看的人没去，喜欢看的人都去了。演出结束，狂喜的观众，轮流把斯特拉文斯基扛在肩上，在街头欢呼游行。第二天，报纸上的评论有贬有赞。圣桑还是很生气。
他真不该生春天的气。乱花迷眼，群莺乱舞，恰是春之魅力。也正是在四季的嬗替中，大自然和人类呈现出多元缤纷，而非一元独霸的瑰丽景象。你看，斯特拉文斯基后来的作品，又从《春之祭》的极端做派，变得柔和起来，甚至接近新古典主义，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
所以，圣桑真不该为春天生气。《春之祭》这种东西，只是在为人类增添更多的欣赏选择。他那古典主义的《天鹅》，并不会因为“新春”的出现，就成为秋叶残雪。
更何况，优雅闲适《天鹅》，后来还被重新改编为悲伤凄美的《天鹅之死》，结果，不就使得他的《天鹅》，成为不朽的旋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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