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政宣年间，诞生过两幅画。从这两幅画诞生之初，就让人惊艳，至今流响不已。一幅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几近妇孺皆知；一幅是《千里江山图》，却只在丹青绘者间饮誉，俗间微知。
但却是这两幅长卷，使得它们最主要的观众宋徽宗完成一次心灵漫步——由江山到江湖的褪色。宣和七年时，赵佶就推位让国，如同由《清明上河》的世间烟火到《千里江山》的江湖林泉。
虽然张择端是画院画师，但他笔下的上河图景并非是徽宗赵佶心中的江山。它太细致入微了，哪里够得上道君皇帝的眼头。旋即不久，徽宗为感念神宗向皇后荐自己为帝，将此画题五字并加钤双龙小印，赐给向皇后的兄弟向宗回了。
赵佶与向宗回虽有甥舅之名，却无文案翰艺之情。尽管向氏也是爱画收画之人，但不如驸马王珗在翰墨中深得帝心，更难及《千里江山图》后来的主人——蔡京。
政和三年，徽宗将《千里江山图》赐给蔡京。蔡京何许人也？虽有“四奸”恶名，但其文情才思，颇得帝心。道君皇帝欲弹琴，“手挥五弦”，其坐下就有蔡京的身影。（见《听琴图》）。那图画的上端，更是有蔡京的题诗。
赐了《千里江山图》，蔡京就在卷后隔水黄绫上题了一长跋。不惟如此，徽宗皇帝好古之心日炽，欲造政和鼎，蔡京就被定为鼎礼仪使，并修成《鼎书》十七卷，《祭鼎仪范》六卷，且以每岁祀鼎为常典。可见，徽宗赐画也是所遇其人；也可反见，被赐者的才情。
从某种角度讲，张择端的这幅《清明上河图》是非艺之画。这里不是在贬低张择端本人的绘画技巧，而是在说明，此画存艺者之心少。这恐怕和张择端的出身有关吧。“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的张择端，无疑是满腹诗书，满腹经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浓厚的进取精神和入仕要求。
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蕴含着张择端忧国忧民的思想，只不过是张择端由儒生而转入画院，其眼光更近于入世的关照，没有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出世，更不太符合宋人的绘画的旨趣追求。
李泽厚是这样评价宋人绘画的，是水中着盐不着痕迹的写法。其更进一步阐述，“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仝的《大岭晴云》，范宽的《溪山行旅》、《雪景寒林》，董源的《潇湘图》……他们客观地整体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念、含义和情感，从而具有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太过确定，仿佛是荆浩下来的北宋三家（关仝、李成、范宽）系统外的一曲别奏。场景的复原，是这幅画的伟大之处，但那实来实去的笔墨，一定不合徽宗的审美旨趣。
尽管孟晖先生温润的眼光看待上河图，“这幅作品因为战胜了时光而不朽，北宋京城汴梁，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则借助这一作品，而在我们心中获得不朽的记忆。宋代风俗画与界画所取得的成就，集中体现在这一工笔设色长卷中。”
画卷从初春的郊外开始，沿着汴河水道，一路进展到城中，尽绘汴梁经济的发达，贸易的繁华，其中，尤以‘船过虹桥’一段最具有戏剧情绪，是全卷的高潮。
千年前汴河畔的热闹市声，提醒着这样的历史事实，宋代的中国，无疑是那一时代最为兴盛发达的文明中心之一。上河图是在北宋绘画史突来的一笔，它的高明在于超脱了时空限制，直追明季商品社会风神。而在北宋因商品交换而产生市民活动的初期阶段中，能产生出如此繁华着锦的画来。
其尾声与南渡士人怀念中都景致有关，这一点颇似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的写作。可以说，《清明上河图》与《东京梦华录》都成名于南渡遗老对汴都繁华的怀念。
董香光《画禅室随笔》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笔法纤细，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尽管弄错了绘制时间，但其画意还是揣摩出二三分。
而《千里江山图》却看不出是何处江山，这一点正是徽宗欣赏之处，眼中江山而梦中江湖。作为当时全国水平最高的艺术家，徽宗不是以帝王之尊凌驱艺坛，而是才情天分笔力眼光处处高绝。
这位全才的艺术家所训导出来的学生，自然也胸襟雄阔。《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就是如此，同张择端一样史书无传，但据蔡京跋尾还可依稀看出点身世，“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事在作之而已”。
虽然徽宗治下画院画师无数，但我还是宁愿认为王希孟是赵佶的学生，“亲授其法”的分量可不是虚来的。授笔法半年后，王希孟作了此图。
此图卷卷高 51.5 公分，而横长竟达 1191.5 公分，用的是一幅整绢，夺人神目。画中图画，还是援引来自故宫的杨新先生的描述更为准确些：画得如此精彩，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画面上峰峦岗岭，奔腾起伏，绵亘千里；江湖河港，烟波浩森，一碧万顷，形势气象极为雄浑壮阔。
中间嘎岩邃谷，飞爆鸣泉，绿柳红花，长松修竹，景色清幽秀丽，曲折人微。在山水之中，依地势和环境的不同，设置着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草庵茅舍，水磨长桥，以及客船渔艇等等，与自然山川相辉映，十分壮观。又描画了众多的人物活动：捕鱼、驶船、行路、赶脚、观景、幽居、打扫庭院、对坐闲话……，使画面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笔者初观那图，就惊讶山川人物画的比常见的要小，中间空阔的隔着一江水，是盈盈远山藏着的春水，是赵佶、王希孟师生共同“创造”的江湖。真真是初生牛犊，那石青石绿用的绚丽多彩，像“宝石一样光彩鲜亮，耀人双目”。细看来青绿山水中是用赭色托了一层底色，据绘事丹青的父亲讲，用赭色打底更能显得青绿苍翠，仿佛是“苍翠湿人衣”。
《千里江山图》虽然也是描摹的精当细致，但精神是出脱于生活的；就像其作者为及冠的少年哪里会世故呢；然而艺术创作却非礼法教化，是需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笔者以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更接近元画的“表现”，笔墨中含情带趣，不指点为何处江山。
在这种意义上，《千里江山图》较之《清明上河图》更为伟大，《清明上河图》以界画甚或风俗画的面目，逃出了一种系统的藩篱，而《千里江山图》却是另一个朝代画风的前奏、序曲、伏笔。
只是可惜，王希孟做了此图不久，就逝世了。天纵之才，天亦不容。蒋勋说，《清明上河图》耗掉了张择端一生的时间。同样，《千里江山图》也用尽了王希孟的一生。只是，前者使时间逐渐流逝，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积累；后者却是瞬间将时间凝固，是“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空寂。
令人惊叹的是，后代都有人对两图卷的题材形式临摹、仿写，甚至是再创造。前者有题名为张择端的《金明池夺标图》、以及明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仿本，还限于临摹而已。
后者就有不同画家依照题材、形式再创作成山水图卷。《富春江图》就是著名的一例。张大千在七十岁时“积十日之工”绘就《长江万里图》，大风堂门人何海霞也有类似的画作问世。一时间，师徒隔海相望，山水传情。
《千里江山图》虽外赐蔡京，后又归南宋内府。而徽宗却人画相隔，掠虏至金邦苦寒地，朔风中吟出首《清明日作》的诗来，
茸母初生认禁烟，
无家对景倍凄然。
帝京春色谁为主？
遥指乡关涕泪涟。
不知他在念这首诗的时候，想起《清明》、《千里》哪幅画了。让人唏嘘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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