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作曲家中，马勒（1860 - 1911 年）和西贝柳斯（1865 - 1957 年）是个有趣的话题。首先，两人的出生年份只相差 5 年，应该说是同时代人，当然，西贝柳斯比马勒长寿许多。
第二，他们都是音乐史上有定评的伟大作曲家；第三，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两人在交响曲的创作领域均卓有建树，但在创作的理念上却是迥然不同，由此而引发的话题至今仍令人玩味。
那是在 1907 年，马勒与西贝柳斯见了一次面（很有可能这是他俩平生唯一的一次见面）。那时，俩人在音乐界都是大腕级人物了。当然马勒的成就更大些，已创作了 8 部交响曲，而西贝柳斯也已创作了 3 部交响曲。
在那次会面中，当谈到交响曲的创作时，马勒说，交响曲就是世界，它必须容纳一切！但西贝柳斯却认为，他追求的是足以创造所有动机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逻辑，交响曲的魅力在于风格的简练。
也就是说，马勒认为交响曲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西贝柳斯则认为交响曲更应该从音乐的内在去提炼。说白了，前者更注重交响曲的内容，后者更注重交响曲的形式。
其实，在马勒所创作的 9 部交响曲中，形式已经足够丰富了：不仅有纯器乐的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九，还有人声加乐队的第二、第三、第四、第八。尤其是第八，乐队加合唱、独唱，足有上千人参加，故名《千人交响曲》。
在交响曲的结构上，不仅有比较传统的 4 乐章，也有 5 乐章、6 乐章或只归纳成两个部分的（如《第八（千人）交响曲》）；演出时间长度有一个小时左右的，也有一个半小时、将近一百分钟的。
在音乐语汇上，作为后浪漫派的代表人物，马勒将调性音乐推向了极限，成为西方音乐从 19 世纪通向 20 世纪的桥梁。如此等等。可尽管如此，马勒的主要关注点却似乎并不在这些创作的形式上，他更注重的是交响曲内容的表达。
让我们再来看西贝柳斯。西贝柳斯共创作了七部交响曲。有一种说法，西贝柳斯的交响曲比较难听懂，每一部交响曲之间的形象好像不是太鲜明，似乎都是那种凝重的色块、梦幻的抒情，一幅北欧森严冷峻的黑白风貌。
因为它没有相对明确的内容指向，所以也纯粹得无法释义，听众也很难作过多地现实与人生的联想。然而，这一切正是西贝柳斯想要达到的效果。
当他的《第二交响曲》问世后，有人说它是一部唤醒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作品，西贝柳斯闻听后立马更正道：这部作品如同马戏杂耍一般绝对没有意义。这种表态就是要明确告诉人们：我的交响曲是绝对的纯音乐，任何的望文生义都是自作多情。
在与马勒的那次见面后，西贝柳斯更加坚定了自己创作交响曲的理念。他随后创作的《第四交响曲》，被认为是向马勒挑战的作品，曲式极为严谨，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多余的音符。
只是，自 1926 年完成《第七交响曲》后，西贝柳斯停止了自己的音乐创作。虽然西贝柳斯比马勒长寿得多，活了 92 岁，但他最后的 30 年在音乐创作上却是个空白。在音乐史上，也只有他和罗西尼有如此的奇观。
对西贝柳斯为什么在后期整整 30 年中创作上毫无作为这一现象，至今仍有各种猜测和说法，那么，音乐创作形式的枯竭，是不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有意思的是，虽然西贝柳斯在交响曲中，竭力否认自己音乐中的现实性，但他的几首交响诗和戏剧配乐，却大都是以芬兰的历史、古老传说、民间神话、民族史诗等为内容和背景而创作的。
这其中，登峰造极的便是他的交响诗《芬兰颂》，其中的旋律被填上歌词后，竟然成为了芬兰的国歌，西贝柳斯也由此成为芬兰的民族英雄。
西贝柳斯不想用音乐的现实性来为自己赢得名声，但他的巨大声誉的建立，又恰恰离不开音乐的现实性，这真是一种有趣的悖论。
马勒并不注重和强调自己交响曲的创作形式，但他在交响曲的创作领域中却是个划时代的巨人，因为他的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的内容又催生了他的创作形式。
马勒去世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指挥家如圣徒一般，竭力推广马勒。反观西贝柳斯呢？他似乎从未大热过，但也会不时出现在音乐会演出的节目单上，唱片架上也长久地有他的一席之地，颇有些不温不火。
遥想一百年前马勒和西贝柳斯的那次会面，并由此引发的辩论，而今，人去音留，也许，时间才是最权威的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