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跑腿儿那会，带我的记者老师有一天找不到新闻，想了想，对搭档的摄影师说，走，去看看那个姑娘吧。我一头雾水，也不敢问，跟着两位老大穿街过巷，只觉得车拐了很多个弯，进了一个小区。上了楼，开门的是一个阿姨，她把我们迎进来，热情地笑，说孩子在家里呢，正在准备写一本新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绝症少女，为了梦想拼命燃烧，她竭力克制着病痛，甚至被病痛所催促，投入全部身心去写作。她的人生仅仅开个头，就被命运仓猝的宣判临近尾声，白纸的人生无法填充小说的需要，写不下去了，她就主动走入边缘人群的生活，不断汲取不同人生的感受，再将这切身得来的感受还给笔下的女主，让头脑中的故事长出血肉。
她拼命的写，拼命沉入到笔下女主的别样人生里，何尝不是想将自己短暂的人生不断拉长，用文字创造的世界，安放她的生命。那种急促与悲伤的宿命感，一定在她许多个用力写作的夜晚浮上心头。但书写好了，没有一家出版社肯接，女生走投无路，心情激愤的跑到市中心，挥舞着手稿，高价叫卖。终于，她引来了媒体的关注。
我见到她的时候，只觉得她的模样与报道里的柔弱完全不沾边，有一种康健自信的美。女生说起小说，说起写作，说起有投资人要投拍她的书，说起她喜欢的女明星要来做导演，能感到她身上由衷发出的快乐。但我替她疑虑，跟班的我，对两位记者老师来此的初衷深表怀疑，他们只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新闻选题，就找这个女生来炒报纸的冷饭。
这样说当然并不公平，女生也需要曝光率，她的文学生命将延续着她的人生，面对早早就被判决无物的未来，文字是她仅剩的依托，也是她奋力挽救自己的小船。这时只要有人愿意帮她推一下船，哪怕乘着一起渡河，她也只会感谢。
结束采访后，我们告辞而去，我忘记了第二天的报纸有没有登载采访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她的消息。
那时我毕业不久，自视甚高，觉得写小说这么严肃的创作，是将来历练积淀后才可以为之的大事，不是谁随随便便都能写，勉强写了，也不会好。对于别人的习作，我怀有先天的轻视。我那时还有一个偏见，一个文艺青年可以和另一个文艺青年志趣相投，但一个文学青年很难善待另一个文学青年的作品，对方写的不好，不会善待，写的特别好，更不会。
如今我早已不这样想，写作是一件很拼天赋和时机的事，没有必然的规则，少年成名与老无所成，例子多的如过江之鲫。但我更深的感受是，写作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跟做菜、打球、养花、手工之类并无不同，当你出于内心的热忱，逼的自己不得不写，写了也就写了，好与坏的文学评价可以任由如当初的我这般没心没肝的人物置喙，但写出来之后获得的满足与愉悦，谁也无法剥夺。
这就已经足够了。想用文学为自己立身，延续自己的生命，古代已有太多人这样去想，全唐诗有几万首诗，看着何其多，但想想唐朝人两百多年究竟写了多少诗，留下来的这个数量也就并不算多。李白少年成名，杜甫后来居上，但他们人生有许多阶段，没有留下诗文，都丢了。
许多年后，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去搜了那个姑娘的书，评分不高，仅有寥寥几人看过，网站上也能低价买到。那是一个人用火一般的热情写出的生命之书，也仅仅只是时间里不起眼的一个旧物。但对于当事人，这本出版的书无比珍贵，是人生奋力一搏后的了无遗憾。
至少有一本书迄今还存于世，至少有我这样的人迄今还记得。
我当时住在城中村，那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完全没有大城中村夜上海、小香港的繁华，晚上过了八点，村子顿时一片漆黑，我从报社回来，咯吱窝夹着一瓶村里唯一小卖部买来的可乐，摸索着上楼，抬起头，可以看到挤在楼梯间的小阁楼中，窗灯明亮，那个留平头戴眼镜的小伙，弯在床上，手中的笔停停划划，在窗子上映出一幅剪影。他一定很想找人说话，我这么想。
如果你特别想去跟一个人说话，那你一定能和他搭上话。有一天晚上回来，我和小伙同时上楼，我问他：你在写作吗？他仿佛等着我的问题等很久了，扬扬手里的书：“我在做翻译。”他请我进了他的阁楼，巴掌大的一个房子，床上桌头密密麻麻叠着许多手稿，一摞英文书靠着枕头，高高歪歪的像比萨斜塔。
小伙盘膝坐在床上，我坐在房间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他给我看从汉唐书店淘回来的一大摞英文杂志。我翻一翻，也看不懂，只觉得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似乎很厉害的样子。我又随手翻开一沓打印纸，那都是他翻译的文章。“千字50块”，他说，表情难以名状。我努努嘴，不做表示，后来当我的稿子被有些杂志以千字50块收走时，总能想到他那时的表情。愤愤不已，大概就是这个情绪。
那天聊过后，没过多久，小伙就搬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人读书创作，独行独思，精神可以无畏，倾诉欲却不可能全部克服，像一只失群的候鸟，总有软弱的一刻，在那时会迫切想得到同类的共鸣。但两个陌生的文学青年狭路相逢，总归是天光云影，甫一相接，便各行散去。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大学临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去实习，每天泡在图书馆，翻很多冷门的书，抱回宿舍来读。舍友们每天早上走，晚上归，回来就兴冲冲讲实习时的见闻。我一边听，一边翻看一本书，有时会从一本旧书的封底内页上，翻出一张手写的借书卡，看卡上借阅记录，这本书自建校以来，在我之前，几十年间一共被三个人借阅过，有人名字写的很娟秀，有人写的很洒脱，总归字都比我写的好。后来，更多上了岁数的书被我搬回宿舍，发黄的书页，薄且脆，像老人干硬的腰。贴在封底的老式借书卡上，总有稀稀疏疏两三个名字，笔迹清晰有力，我仿佛看到了前辈借这本书时，满心压抑不住的愉悦。
当我出于个人读书的兴趣，一路溯流而上，与这些古早的书狭路相逢，总会产生一点振奋而落寞的情绪。我不知道之前的借阅者，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一路摸到这样一本无人问津的书，拿在手的时候，究竟是喜悦还是孤独。
我会想象那些借书人的样子，乱蓬蓬的头发，满腹心事，低着头去食堂打饭，他们彼此擦肩而过，却不知道对方与自己拥有同一种阅读兴趣。偶尔我翻着旧书，读到一个段落，发现一道细细的铅笔划线将文字圈起来，情不自禁的，如久别重逢般，我发出一个自己看不到的微笑。“他们当时一定很想找人说话”，我想。
这种与借书前辈们无声的默契，一直持续到某一天。那天，我在一本很古老的书的封底，未曾撕去的借书卡上，终于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借书记录，借书者是一个熟悉的名字，那是一个素有文名但我很瞧不起的学长，“这个人居然也会看这本书”，我冷淡的想，顺手把书放下，从嘴角狠狠发出一声，哼。
文学青年的友善，大概一共也只这么多，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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