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堕胎支持者在美国大使官邸前上演《使女的故事》抗议堕胎禁令
凤凰网原创 这个判决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女性生育权，还会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
作者｜石佳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本周初，美国民间组织MoveOn发起了一场要求弹劾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请愿行动，目前已有超过100万人签名支持。由于托马斯推翻赋予美国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判例，愤怒的公众认为他无法成为公正的法官，“他必须辞职”。
2022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绝对多数作出裁决，一举推翻确立了近半个世纪的罗伊案判决，宣告堕胎权不是美国宪法所保障的权利，该问题应交由各州立法机关自行决定。
众所周知，司法活动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一般情况下难以受到法律界之外的关注。然而，美国最高法院近期关于堕胎权的判决，毫无疑问是一个例外。
判决一出，舆论哗然，其效应目前还在持续发酵：除去民间组织和社会公众的愤怒声讨之外，6月3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西班牙访问期间再度对该判决开炮，表示支持通过国会将该判决所废除的堕胎权写入法律；而全球舆论，也高度关注该判决所可能产生的长远国际影响。
就在昨天（7月7日），欧盟议会以324票赞成、155反对、38弃权的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决议，谴责美国最高法院的多布斯案判决，并呼吁在《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中增设一项专门条款：“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安全和合法的流产”。
“这不会是终点”（This isn’t the end），在保守派法官多数派意见后所附的“协同意见”中，美国最高法院托马斯大法官这样写到。
对于不加限制的结婚自由、使用生育控制措施的权利等宪法所未明文规定的权利，他明确提出了批评。这一表态，被认为给未来推倒这些新型权利打开了大门。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的摩根·玛丽塔（Morgan Marietta）教授就此指出：多布斯案是“一项革命性判决”，所针对的并不止是堕胎权。占绝对多数地位的保守派大法官们，采取了一种“从活的宪法解释（living reading）到原始解释”的范式转换。
根据“活的宪法解释”理论，由于美国人的信仰与价值发生变化，对宪法用语涵义的解释应当发生相应的调整。“活的宪法解释”理论，20世纪后半期在美国最高法院一直盛行，这导致一些宪法所未规定的新型权利得到承认，包括堕胎权、隐私权和同性恋婚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根据公众价值观的变化，对社会中一些新型权利进行逐步承认，并纳入宪法保护的范围。
反之，多布斯案的多数派意见，则采取了明显不同的“原始主义”（originalism）方法论。根据这一方法论，宪法是“静止”的，除非其经由法定程序被修改；若未经修改，其涵义本身不应发生变化。法官的角色，仅仅是发现文本的初始涵义，而将其他问题交由经选举产生的民主代议制机构决定。
美国宪法及修正案所明确列举的权利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携带武器的自由等；而最高法院在漫长的法律发展进程中，又承认了一些新的不成文权利：隐私权、堕胎权、同性恋婚姻等。在未来，最高法院将根据其自身对历史文本的解读，来决定哪些权利是宪法所承认的权利。但如果存在不确定性，最高法院更愿意留给各州自己决定，而非“僭越权力，去裁决一项具有深远道德和社会重要性、由宪法明确留给人民去决定的问题”（阿利托大法官语）。
多布斯案判决的措辞，十分明确：“宪法并未禁止每个州的规制或禁止其公民堕胎。罗伊案和凯西案判决霸占了各州的这一权力。我们现在推翻这些判决，将这一权力交还给人民及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们”；其中，“霸占”（arrogated）这一措辞的象征色彩尤其强烈。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法律史专家玛丽·齐格勒（Mary Ziegler）教授指出，多布斯案立足于对宪法的历史解读；但是，他们的解读与研究19世纪的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结论相反，保守派法官们所采取的是一种高度“选择性”（selective）的解读。保守派法官们声称，1973年的罗伊案判决对于美国的民主非常糟糕，对于法院的合法性也非常糟糕；但这些论断，在历史学家看来完全没有历史支撑。
显然，多布斯案判决是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历史驱动方法”来解释宪法历史文本范畴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引用它们。在这样的语境下，很难想象那些与堕胎权类似的其他权利还会是安全的；阿利托和卡瓦诺两位大法官可能会说：“罗伊案很特别，堕胎权与其他问题有所不同”。但是，此前公众反对推翻罗伊案的声音一直很强大，而保守派大法官们却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因此，公众很难相信他们会就此罢手。
在普通法体系中，“遵循先例”是约束法官恣意武断、确保法律可预期性的重要制度；而多布斯案判决，事实上改变了“遵循先例”原则。如今，先例变得更容易被推翻。根据阿利托大法官所提出的“推理质量”标准，那些“看起来像立法”、提供了错误的历史解读或确立了不符合宪法的判决，都有可能被推倒。这些宪法所未明文规定的新型权利的前途，将取决于各州的立法。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美国，州层面的社会运动、竞选活动等，将成为人权斗争的主战场。
《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表示，在如今的美国最高法院中，没有人能像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那样，尽管他是由共和党任命的，但他是独立的，其判决倾向往往无法预测。肯尼迪法官已于2018年退休。而放到今天，像他这样的自由思想者，再不可能坐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宝座。
|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3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的官方合影。
在共和党任命的现任大法官中，只有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意注重维护最高法院不涉政治的影响。在多布斯案中，他投票支持密西西比限制堕胎的法律符合宪法，但他不赞成推翻罗案判决。因为在他看来，多布斯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密州法律到底是否违反宪法，胎儿可以独立成活的时点是否是禁止堕胎的时间标准；遗憾的是，多数保守派并未采纳他的意见。由此，最高法院并没有展示所谓的司法“自我节制”；相反，法院显现出强烈的行动意愿。
根据多个民调结果，美国大多数民众反对推翻罗伊案判决；这样的民意，是否足以让最高法院改变立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玛雅·森（Maya Sen）这样评论说：坦率地说，如果那么多起震惊全国的恐怖枪击案，都未能使最高法院改变反对收紧枪支管制的立场；那么，很难想象华盛顿特区的大规模抗议或公众对堕胎权判决的普遍反对，会导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放弃他们的看法。
事实上，托马斯大法官就公开声称：最高法院不会屈服于民意的“霸凌”！在这样的氛围下，分析普遍认为：下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很可能将是2015年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思案（Obergefell v. Hodges）判决：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恩·利特曼（Leah Litman）在接受CNN访谈的时候就表示，在罗伊案判决被推翻之后，现在是同性恋婚姻的支持者们该“紧张”的时候了！
因为，多布斯案判决的逻辑可以被同样适用，同性恋婚姻的权利既未由宪法所明确规定，亦未被18或19世纪的美国社会所承认，而且已经有政客们呼吁最高法院应重新审视相关的判决。未来，这一“惊天判决”，很可能迎来“惊天逆转”。
多布斯案判决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进一步挫伤了美国公众对最高法院的信心，加剧舆论对司法政治化的担忧。
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在多布斯案判决公布前的几周，只有25%的人表示对最高法院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这创下了近50年来民意调查的新低。《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多布斯案判决对最高法院的正当性构成了挑战。
在去年12月的口头辩论中，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更是直言不讳：“如果公众认为宪法及其解读只是政治行为，这个机构是否还能够顶着这种恶臭（stench）生存下来？”她自己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马修·劳伦斯（Matthew Lawrence）在一篇名为“我该如何告诉我在法学院的学生：推翻罗伊案对法治到底意味着什么”的评论文章结尾写道：索托马约尔关于多布斯案判决会使公众产生宪法及其解释只是政治行为的担忧是正确的。而如果这样一种认知逐渐被接受，那么它就会慢慢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即使在最初它是错误的；因为，法治就像迪士尼动画片《彼得潘》里的小仙子小叮当（Tinkerbell，在该剧中，彼得潘说：每当有一个人说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小仙子，就会有一个小仙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其力量依赖于我们对它的信仰。
多布斯案判决将很快对女性产生重大的经济后果，并会影响其职业发展。在2022年5月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财政部长耶伦已发出警告：限制妇女的生育权，将会“对经济产生非常具有破坏性的效果”；“罗伊诉韦德案和获得生育健保服务包括流产，有助于增加劳动力的参与。它使得许多妇女可以完成学业；这可以增加她们获得收入的潜能；它允许女性作出计划，平衡其家庭和职业”。
根据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数据统计，家庭的经济条件是流产的一个主要动因。而国家经济研究办公室的分析表明，在法律允许的最后期限内寻求堕胎的女性，多数往往是在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者；这意味着被禁止堕胎的女性中，很多人属于高贫困率、高失业率和更需要政府救助的弱势群体；这反过来会影响经济福利和婴儿未来的成长环境。CNN引用经济学家的分析认为，禁止堕胎将在整体上给女性的健康服务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有关研究表明，在意外怀孕情况下，因为母亲无法堕胎而出生的婴儿更可能生活于联邦政府所规定的贫困线以下。
多布斯判决在短期所导致的经济后果还有：在线的流产药物的需求将会大量增加，价格可能上涨；以堕胎为目的的国际旅行，可能明显增加；但移民群体由于经济状况将很难进行堕胎旅行，而非法移民由于缺乏合法身份则更不可能进行此类旅行。有人讽刺说：美国从此将一分为二，不光是依据州（允许堕胎和禁止堕胎），而且是依据钱（有钱堕胎和没钱堕胎）。
| 当地时间2022年7月4日，美国纽约市，人们举着标语穿过街道游行示威。
从长期来看，美国将迎来越来越激烈的“文化战争”。弥赛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费（John Fea）指出：我们都可以期待文化战争距离我们家门口越来越近。多布斯案判决的胜利，只是一个开端；在未来的数十年里，围绕州议会席位的竞选争夺将越来越激烈，而且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候选人将围绕堕胎主题进行激烈的竞选角逐。
围绕堕胎权的激烈争论，为观察美国的文化冲突提供了极好的契机：争议的核心是如何平衡女性的个人权利与社会对他人（处于孕妇子宫内的脆弱胎儿）的义务之间的复杂关系。“保护生命”的神圣口号，听上去似乎无懈可击；但是，为保护尚在腹中、还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的胎儿而牺牲孕育它的母亲的健康甚至生命，就不一定具有正当性了。有美国论者就指出：孕妇的生命、权益和尊严在美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这种“文化战争”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升级为真正的“战争”？这听上去，似乎是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但是，一个名为“全国生命权委员会”的机构所草拟的“示范法”规定：对经营网站教授他人使用药物流产方法、为他人药物流产提供建议、帮助他人实施药物流产的所有人，都应当处以刑罚；因此，未来刑事处罚的对象，并不限于医生，包括定义十分宽泛的协同犯。
正因为如此，法律和文化史专家琳达·赫希曼（Linda Hirshman），以充满嘲讽的辛辣口吻描绘出一幅夸张的图景：未来的美国，可能会发生“内战”！未来十年，共和党不仅会在所控制的红州收紧堕胎，而且将在全国范围内加紧推进这一立法进程。一种可能出现的场景是，共和党赢得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和2024年总统大选后，国会通过立法，对跨州进行堕胎旅行的人士和组织者进行刑事追责。2025年，相关的计划生育机构就该法律的合宪性起诉至最高法院，后者可能宣告胎儿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意义上的人，享有宪法所保护的生命权。2028年共和党籍总统连任后，其司法部长将正式实施这一法律。2032年之前，FBI将严密监视蓝州仅存的一些堕胎诊所，监控所有有堕胎意向的妇女的邮件通信和网络活动，获取他们组织堕胎旅行的相关证据并加以逮捕，投入监牢……所有这些变乱，将可能导致第三个政党“恢复民主党”的诞生并赢得大选；而该第三党赢得总统大选后，共和党表示将发动内战….
由于美国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美国所发生的这场“司法革命”，自然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其影响仍然在持续发酵。
“世界继续关注美国变得面目全非（unrecognisable）”，BBC的分析引述了一位爱尔兰大学教师詹妮弗·卡西迪（Jennifer Cassidy）的评论。鉴于长期受天主教的深刻影响，爱尔兰的堕胎合法化斗争，较之于欧洲大陆来说要艰难得多；直到2012年一位名叫萨维塔·哈拉帕纳瓦（Savita Halappanavar）的孕妇，由于不准流产而死于败血症的惨剧发生，引爆公众舆情，2018年爱尔兰以全民公投方式实现了堕胎合法化。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爱尔兰民众，一直在重温那一天的难忘记忆，他们对在美国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恐惧，他们也提醒美国要做好应对类似惨剧的思想准备。
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邻居，通常不喜欢插手美国的事情；而在多布斯案判决公布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改以往的克制，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传来的消息令人恐惧。我的心与那些数以百万计的、从此失去堕胎权的美国妇女在一起……任何政府、政客或者人都不能告诉一位女性她可以或不能如何处置她自己的身体。”
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首相约翰逊公开表示，多布斯案判决是一个巨大的退步。他表示一直相信女性应该有选择权，也始终坚持认为这就是有英国法律如此规定的原因。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将多布斯案判决公布的日期称为其“一生中女性权利最为黑暗的一天”；她说：“显而易见，判决的直接后果要由美国妇女来承受。但是这也会增强其他国家反对堕胎和反对妇女权利者们的胆量。”
在欧洲大陆，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女性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表示遗憾，马克龙强调“堕胎是所有女性的一项基本权利”。他在推特上写道：“女性堕胎必须受到保护。马克龙对堕胎权利支持者表示声援”。还值得注意的是，鉴于美国所出现的法律倒退，尽管法国1975年法律已经规定了堕胎权，但马克龙所属的议会多数党已提议将堕胎权写入宪法，使其成为受到宪法明文保护的权利。
比利时总理德克罗表示，他“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的影响……以及其给世界所发出的信号，感到非常担忧”；他说，比利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推进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SRHR）的进步。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表示：“我们不能认为任何权利是理所当然的。社会进步目标从来都有倒退的危险，对它们的捍卫应该是我们每天的任务；女性应该能够自由决定她们的生活。”丹麦总理弗雷泽里克森也称，“我的心与美国的妇女们一起流泪。一个巨大的倒退！堕胎权是最为基本的权利之一”。挪威总理加尔认为：“多布斯案判决使得美国部分州妇女的堕胎权将就此被禁止或严重受限，这对于女性权利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倒退。我们永远不能损害妇女决定她们身体和未来的权利”。瑞典首相安德森的观点是：“获得合法和安全的流产的权利是基本性的，剥夺女性的选择权是对其权利和健康保护的严重倒退”。
其他洲的领导人，同样也对多布斯案判决发表了评论。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批评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这对全世界的女性来说都是一大损失；她说：“妇女和女孩有如此多的问题需要处理，如此多的挑战需要去应对，我们需要不断进步，而非老是去进行同样的战斗并且还出现倒退。”
多布斯案判决，同样引起了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指出，这一裁决剥夺了美国数百万妇女的自主权，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的妇女，损害了她们的基本权利。她强调，这是对女性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巨大打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是生命选择的基石；限制堕胎并不能阻止人们寻求堕胎，这只会让堕胎变得更危险……我深感失望，因为妇女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我希望美国能保护这些权利。”
相关的实证研究确实证实：严格限制或禁止堕胎，并不能必然达到减少堕胎的目的。根据“柳叶刀”杂志的统计，在那些堕胎合法化的国家，2015-2019年期间，堕胎率下降了43%；而在那些严格限制堕胎的国家，堕胎率却上升了12%。
不出意外的是，罗马教皇赞扬了多布斯案判决。教皇认为该判决捍卫了生命，而“生命”这一范畴具有广阔的社会意义，判决对世界关于生命的思考提出了挑战，他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帮助孕妇留住她们腹中的孩子。
在教皇所在的意大利，多布斯案判决引发了巨大的反响。BBC的评论称：“美国触及意大利的‘痛处’。”1978年，在罗伊案判决公布五年后，意大利通过法律使堕胎合法化。近年来，新的极右翼保守派政治崛起，立场更加接近教会，使堕胎重新成为争论焦点。美国的多布斯案判决，被意大利右派势力欢呼为“一场伟大的胜利”，他们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希望意大利和欧洲能够效仿。分析认为，意大利面临倒退和“失去看似永久的成就”的风险。
对反堕胎势力的影响在全球扩展的担忧，正是推动欧盟议会2022年7月7日快速通过决议的原因。欧盟议会“自由的复兴欧洲”党团主席斯特凡·塞茹尔内（Stéphane Séjourné）说：“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所有的每一项工具来捍卫欧盟的堕胎权”；欧盟议会社会民主党联盟副主席Helene Fritzon 也表示：“这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女性权利绝非被所有人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们必须始终去战斗和维护！”
显然，多布斯案判决，不仅会影响美国的女性生育权，还会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很多国家的保守政府或政治家，将以此为由，否认堕胎权并非为人权，政府并没有义务加以承认和保护。在印度，尽管该国法律已承认堕胎权；但美国的多布斯案判决，仍然可能在该国重新燃起很多反堕胎人士的期望，他们可能希望堕胎议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之中。
医学伦理专家维娜（Veena）博士表示：“美国总体上是世界的典范（model），我担心在某个时候，印度政客们可能会从他们那里寻求启示，引入类似的立法。”她认为，妇女将被迫抚养我们不想要的孩子，而这会影响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因为研究表明，在被迫分娩的妇女中，产后精神病和抑郁症增加；这些“不想要的”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很差。
在孟加拉国，五月份媒体泄漏了多布斯案判决草案之后，当地一些反堕胎组织已经以此为理由，强调孟加拉国不能追随那些堕胎合法化的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分析人士担忧，多布斯案判决可能刺激该国通过立法，进一步限制妇女权利，包括获得避孕措施的权利，并对同性恋和婚外性行为进行刑罚处罚。
拉丁美洲历来被视为是美国的“后院”，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尤其明显。在萨尔瓦多，堕胎在所有情况下都被禁止，包括母亲生命受到威胁、被强奸或乱伦；多布斯案判决对保守派团体来说是巨大的鼓舞，他们坚称他们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仍是美洲的主流观点。在墨西哥，虽然最高法院承认堕胎的合法性，对堕胎行为进行了除罪化；但是，多布斯案判决引发了该国很多人士的担心，他们担心判决会对反对堕胎运动形成鼓舞，提供一个重新评估堕胎权等妇女生育权利的先例。
多布斯案判决，对非洲的影响可能尤其显著。以马拉维为例，该国正在推动立法，允许女性在强奸、乱伦或危害健康的情况下接受安全的流产手术；但最新的多布斯案判决，可能会使立法进程陷入停滞，反对者将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撤回提案。在埃塞俄比亚，分析人士亦有类似的担忧。在尼日利亚，根据媒体报道，提前泄漏的多布斯判决草案，极大鼓舞了反堕胎阵营的士气，使他们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对于战乱频发的许多非洲国家，禁止堕胎尤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这些国家的部族骚乱中，强奸常常被用作一种报复手段，因遭受强奸而意外怀孕是战乱中经常出现的后果。根据媒体报道，在刚果（金），一位14岁女孩曾被叛乱分子强奸后怀孕，但由于被禁止堕胎，只能寻求地下诊所进行手术，最后悲惨死去。而美国禁止资助这些国家的女性生育权利领域的相关实践，将可能导致这些国家妇女境遇进一步出现恶化。
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现行法律禁止外国使用美国资助用于堕胎领域，而多布斯判决预料将进一步促使美国国会限制外国和国际组织将美国的资助用于女性性与生育权利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包括性教育、性别相关的公共卫生项目等；这也意味着美国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捐赠可能大幅削减。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女性的性与生育权利的保障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
而反过来，美国相关机构对全球反堕胎组织的资助将可能大幅增加：正是由于担心多布斯案判决对全球所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欧盟议会2022年7月7日的决议明确表达了“对资助全球特别是欧洲反性别平等和反女性选择权组织资金的大幅上涨的忧虑”。
而在中国，众所周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国情差异，并不存在废除堕胎权的问题；因此，中国的评论者，更多的是以隔岸观火的态度来看待美国的多布斯判决争议。然而，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在多布斯判决出炉之后，威斯康星大学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一书作者易富贤研究员撰文，建议中国在采取措施降低堕胎率方面学习美国的经验；他甚至将前苏联堕胎率高居不下造成劳动力负增长、社会矛盾激化归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声称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对堕胎支持度高、生育率较低，也是这些国家经济实力不敌美国的原因。
他写道，“美国在堕胎问题上取得的思想成果，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也应该就堕胎问题进行全民讨论。”此种鼓吹政府限制堕胎的“借鉴说”，是否真的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及未来的需要，确实值得中国的学术界和决策者进行深入反思；如果能就此形成既符合人权保护要求又具有科学性的政策建议，那或许也可以算是中国从美国的多布斯案判决中所汲取到的有益经验。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主编｜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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