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脉动下的“中国式”命运起伏丨風聲赠书- 大数跨境

风声OPINION

2019-04-11

导读：大的时代背景，总在小人物的命运中得到投射。

何顿确实达成了他的“野心”——他用现实、平和的语言，缓缓铺展开一幅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独属那条幸福街的《清明上河图》。

何顿于病中创作了这部长篇小说《幸福街》。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后，何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知道19世纪是怎么回事，读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就可以看到英国那个时候人性残忍的地方。生活中有些东西就是那个年代出现过的，每个时代作家有不同的追求，有的讲究现实主义，以现实题材为主，同时去把握现实、思考现实中的人物，我甚至想，即使百年后，我死了之后，那个年代的读者，手里捧着一本《幸福街》，就知道湖南的生活就是这样”。

通读他的《幸福街》，会发现：何顿确实达成了他的“野心”——他用现实、平和的语言，缓缓铺展开一幅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独属那条幸福街的《清明上河图》。

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广，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从记工分到个体户经营，深刻还原了60年里一条街的时代变迁风貌。正如评论家胡平所说，何顿的这部《幸福街》，做到了“历史的书记”。透过小人物的命运，反映社会的大变迁。其中张小山的创业故事很好地再现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迁：从知青时期挤破头进工厂，到改革开放初期卖墨镜、打火机，再到顺应改革春风吹破古旧思想的浪潮——在千年古镇装修首家舞厅……小人物的命运，折射的却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面貌。

在开篇介绍完地域、人物关系后，《幸福街》从搞“革命行动”的人带走林家仅有的三个大人开始，一点一滴地汇聚这个浩浩荡荡的大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故事。

在处理特殊时期的故事情节上，和严歌苓所著长篇小说《陆犯焉识》等多数作品不同的是，何顿在《幸福街》里并没有用充满血泪的字眼去控诉那个时代，而是选择淡化处理，轻描淡写那个特殊时期的痛：甚少安排揭发、批斗画面，代之以小孩子之间的互相怜惜。

幸福街上五十年代出生的那群孩子——主人公林阿亚、何勇、张小山等，他们的父亲接连被批斗，林阿亚的妈妈周兰，甚至后来还惨遭情夫设计、被冤枉成国民党特务。这群孩子互相激励、帮助，直到知青下乡时都在互相扶持。在万事看成分的年代，林阿亚本没有读高中的机会，是身为小学校长的何勇的母亲李咏梅为其争取到去高中读书的名额，进而日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诸如此例等等，《幸福街》中弱化了很多批斗、争返城指标的冷漠情节，反而是于小处着手，体现着特殊时期珍贵的温情。

何顿在书中没有刻意去渲染特殊时期人人在风雨中飘摇的无奈，而是平和地展现在斗争中长大的那批人的生机与活力。对于那群成分不好的人，何顿给了其一线生机，并没有因为要展现大时代的动荡就有意将小人物的命运安排成残酷的不可逆转。例如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陈意涵、父母因“国民党特务”罪名而被抓的林阿亚，虽然遇有阻隔，最终或凭自学、或得邻居相助，抓住机遇得以改变命运。

大的时代背景，总在小人物的命运中得到投射。余华的《活着》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主人公及当时人经受一波波难捱的苦难，但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幸福街》则是尽力去削弱大时代给人物命运带来的窒息感，给其安排微弱的机会，从而揭示：人物命运，更多的是由人物性格造就的。

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命运。

《幸福街》是两代人的群像，将书中很多组人物的人生轨迹对比着看很有意思。

周兰和赵春花，同样是丈夫被批斗，同样是独自抚养女儿长大，却因性格截然相反，演绎出不同的人生故事。周兰生性懦弱，在丈夫因国民党特务罪而被冤入狱后，一心想离婚，她是个需要男人来依靠和呵护的女人，为摆脱势单力薄的窘境，甘愿成为区革委会严副主任的姘头。然而，肉色交易终究是不可靠的，周兰在自认为另寻到依靠后试图摆脱严副主任，最终却遭其设计，被前夫“揭发”为国民党特务。相较于周兰的懦弱，漂亮的赵春花从不以美貌换取所谓的依靠，甚至刻意遮盖自己的面容，以我行我素的顽强和谨慎抚养女儿长大。不同于周兰以色事人、从男人身上寻依靠，赵春花一次次击溃“是非”，业余时间练毛笔字，却无心插柳柳成荫，凭一手好字无意间挣得一份好工作，但即使面对领导含糊的半欣赏半爱恋，她仍坚持不越雷池半步，最终获得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纯粹感情。

成分不好却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幸福街的林阿亚和陈漫秋。林阿亚和陈漫秋在读书时，都曾因成分问题被高中拒之门外，但《幸福街》在安排两人的命运走向时，并没有因为要迁就时代背景就完全阻隔两人的发展。林阿亚在八九岁时，就已得知妈妈周兰与严副主任偷奸，与君特·格拉斯长篇小说《铁皮鼓》中目睹了母亲偷情、成人世界的丑陋后决定不再长个儿、拒绝加入成年人队伍的男主人公奥斯卡不同，林阿亚选择了以比同龄人更快的速度成熟起来，即使有何勇的爱情滋养，她仍坚持“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抓住恢复高考的契机扭转命运。同样，在文艺书籍被禁阅的年代，陈漫秋从有门路的同学处借阅了很多名著，从书本里滋养出了“机会论”：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提供的。即使被高中拒之门外、被“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所浸染，陈漫秋仍坚持自学高中教材，从而稳稳抓住恢复高考的机会，走出多次拒绝她的幸福街。

同是在斗争中长大，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奉为金科玉律的发小何勇和张小山、黄国辉。与陈漫秋和林阿亚完全相反，他们咬定“反正是做社会主义的草，还读卵卵书咧”，认为拳头才是一切。但不同的是，何勇从小正直，在招工时毅然选择做名不挣钱的民警，始终怀着初心，最终升任黄家镇的副镇长。而张小山头脑灵活，自小就有一股闯劲，这也是决定其最早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成为家财万贯的张总的性格因素。黄国辉则凡事需要别人推一把，无论是懵懂初恋的告白，还是落魄后跟随大起大落后的张小山谋财害命，都要靠与别人打赌来给自己打气。与何勇悔恨年少读书不够相反，张小山、黄国辉一直认为自己吃了时代背景的亏，是那个特殊时期的思想害了自己，怨恨社会抛弃了自己，最终在报复社会中终结了自己短暂、怨恨的一生。

对改革开放态度截然相反的张小山和高晓华、陈兵。这两组人物，鲜明地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两派人的态度：积极适应和消极对抗。张小山凭借本性自有的一股闯劲，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主动适应新社会的变化，用心观察前沿开放城市广州的风貌，从零卖服装、香烟，到在黄家镇装修首家舞厅、去县城开舞厅，迅速致富。而富有乌托邦理想的知青高晓华和曾经的厂革委副主任陈兵，始终对改革开放持怨怼态度，在个体户经营已经遍地开花的时代，陈兵仍终日将“老子整死他！”“老子代表下岗职工判处你死刑！”等挂在嘴边，高晓华更是在感情破裂和反对改革开放中发了疯。他们二人始终未摆脱的影子，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新时代的车轮所碾压。

在这近半个多世纪的缩影中，《幸福街》对特殊时期的黑暗着墨不多，主要着眼于林阿亚、何勇那代人充满生机的成长；在后面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借黄国辉、张小山的故事，揭示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混乱，例如超标农药、滥用催长剂、假烟假酒盛行以及卖淫、嫖娼等社会问题。然而，最终仍落脚在“幸福”二字上：在何勇、黄国进、陈漫秋等人的推动下，幸福街所在的黄家镇历经波折混乱后，仍然回归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