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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老百姓的钱包怎么才能跟上？

风声｜“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老百姓的钱包怎么才能跟上？ 风声OPINION
202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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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只有通过真正“投资于人”——切实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修复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唯有当人们敢消费、愿消费时，物价的回升才是内生的、良性的、可持续的。

  凤凰网原创  只有通过真正“投资于人”——切实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修复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唯有当人们敢消费、愿消费时，物价的回升才是内生的、良性的、可持续的。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
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近日，“积极推动物价合理回升”这一提法再度引发舆论热议。这不仅是一个宏观经济议题，更是每个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引发了外界对未来政策导向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信号。早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就已被确立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此前，相关职能部门及多位重量级专家也已表达过类似观点。
然而，宏观意图与微观体感之间往往存在温差——在收入不足、就业承压的情况下，普通百姓一般本能地排斥涨价。即使经济向好的时期，大众朴素的愿望也是“工资高、物价低”。面对此类主张，舆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担忧：这是否意味着新一轮涨价潮来袭？
专家主张“全面辩证地看”，暗示物价回升最终符合百姓利益。假设这一前提成立，下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应该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
政策目标与可能的现实梗阻
从宏观经济视角看，推动物价回升似乎理由充分。专家的论述中，列举了物价长期偏低的“四大危害”，逻辑颇为严密：
  • 第一，物价持续走低会扭曲预期，形成“低物价—弱预期—少消费—企业低利润—居民低收入—弱预期—少消费—低物价”的恶性循环，阻碍经济增长。
  • 第二，低物价导致部分企业销售价格持续下降，利润收窄，偿债压力加大；加之实际利率上升推高融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的投资意愿。
  • 第三，持续的低价出口导致国内能源资源被过度消耗，却未带来相应的利润增长，反而增加了汇率升值压力。这种对低成本竞争的过度依赖，最终会恶化贸易条件，降低国内实际消费和福利水平。
  • 第四，低物价会严重压缩政策空间。它不仅强化经营主体的悲观预期，引发流动性风险，导致常规货币政策失效，还会因名义GDP下降而侵蚀财政税基，加重宏观部门债务负担，从而压缩财政政策的有效空间。
既然危害如此严重，推动物价回升的必要性似乎不证自明。但在逻辑上，证明“某事有害”并不等同于“反向操作一定有益”。
关键在于，若将“物价回升”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能否打破上述困局，带来良性循环？
理想闭环大体如下： 物价上涨 → 企业利润增加 → 员工（居民）收入上升 → 预期改善→ 消费与投资意愿提高 → 物价与经济进一步增长。
这看似是一个完美的闭环。然而，这个闭环并非水到渠成，从宏观政策向微观传导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梗阻：
首先，物价上涨一定能使企业利润增加吗？根据需求定律，物价与需求量呈反向变动。如果物价上升而消费者的收入没有同步增长，意味着实际购买力下降，必然抑制消费意愿。一旦销量下降造成的损失超过了提价带来的收益，企业的利润反而会减少。
其次，收入与预期的不确定性是核心制约。人们消费意愿下降，除了“买涨不买跌”的心理预期外，更重要是就业和收入前景不确定性带来的担忧。如果在收入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先行推动物价回升，很可能进一步削弱消费能力，导致企业利润进一步下降。
再次，假设利润增加，也存在分配难题。在现实中，企业未必会将新增利润主要用于增加员工收入，而必定存在相当比例的“截留”（用于偿债、再投资或企业主消费）。因此，员工收入的涨幅往往有限，难以支撑消费意愿的显著增强。
此外，还有一种效应不容忽视：若价格提高并非由需求拉动，而是政策推动，可能导致“虚高利润”。这会掩盖好企业与坏企业、创新型企业家与价格套利型企业家的区别，导致盲目投资和资源错配，为未来埋下更加内卷的种子。
在现实世界中，面对消费者的企业很难将上游涨价转嫁给消费者。2025年以来，以银、铜为代表的工业金属及芯片、内存价格不断上涨，但手机、新能源车等终端产品却在不断降价，正是这一传导梗阻的明证。
“推绳子”效应和投资于人
上述分析指出了传导机制的隐患，但还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起始阶段，怎样让物价涨起来？
这里涉及经济学中著名的“软绳效应”（Pushing on a string）。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指出，在通缩环境下，货币政策往往像“推绳子”一样无力——央行可以拉紧绳子抑制通胀，却很难推绳子刺激经济。
背后的原因是微观主体预期谨慎、风险偏好下降，即便资金成本降低，也不愿增加借贷或消费。这意味着，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必须依靠其他政策协同发力。
受外部环境、各种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财政政策的“软绳化”迹象近年来愈发明显。所以，有必要提醒，不要走到靠行政力量推动物价回升的路上。
由于国有经济在诸多基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为“推动物价回升”提供了一条便捷路径——行政性力量介入。比如，不少烟民发现，十元以下的香烟越来越难觅踪影。昔日三五元的“口粮烟”价格翻倍，这实际上是通过减少低价供给来实现价格中枢的上移。在航空出行领域：廉价机票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多家国资背景的大型航司对不同航距设立了严格的价格下限（如800公里以下不低于300元），旨在防止低价竞争。高铁动车组也加入了涨价潮。继此前多轮调整后，2026年1月30日起，长三角及部分热门线路的高铁动车组票价再次上调，部分线路涨幅明显。
从根本上说，物价回升本应是经济活动活跃的内生结果，价格应由市场供求决定。若过度依赖行政力量要求部分行业涨价，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市场失灵——要素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其稀缺程度，进而偏离资源优化配置的初衷。
人们往往以为价格管制是政府“不准涨价”，其实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涨价”，也是一种非市场化干预。
综上所述，假设促进物价回升确有必要，那么当前无论是从启动力量还是传导环节来看，都存在一些逻辑断裂和现实梗阻。
无论如何，“通过物价回升拉动消费和经济”这条路在理论上是可以走通的，但魔鬼在于细节。要克服前述的两大障碍（传导梗阻与行政干预风险），一个清晰的逻辑浮出水面：涨价必须建立在居民收入提高的基础上。
当前中国经济循环的一个核心约束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这是导致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打折的关键因素。而边际消费倾向偏低，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
因此，建议宏观政策的发力点应是修补短板。如果必须推动物价合理回升，那么合理的路径是：财政政策不过度依赖基建投资或直接干预价格，而将主要的支出方向转移到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上来。
换言之，只有通过真正“投资于人”，切实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修复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意愿。唯有当人们敢消费、愿消费时，物价的回升才是内生的、良性的、可持续的，专家们期待的那个“完美闭环”才有可能真正运转起来。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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