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5月28日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到的3个数字刷屏各大新闻网络。
对于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来说，月入1000元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连基本温饱需求都保障不了，更何谈进步空间乃至精神娱乐？所以，我相信这6亿人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山林、草原与戈壁中，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生活成本才能低到他们的收入以下。
这6亿人几乎没有参与到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循环中，而处于这样状态的人竟然占全国总人口的43%——几乎可以代表中国的另一面。
油画《父亲》
这6亿人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当时为了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力量，国家不得不选择牺牲农民群体的利益，让农村的农业供养城市的工业和各地的军事力量，于是农村与城市开始拉开差距。
后来改革开放吹响号角，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头等大事。40年来无数农民离开故乡来到城市打拼并努力留下来，而没能留在城市的人和从未离开过农村的人，他们的收入水平迟滞不前，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更没有多少资产。他们就是今天这6亿人。
随着国内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的内循环变得越来越不通畅，城市化进程也面临中断风险。另外，国际局势的剧变使得我国对外贸易注定进入长期的萎靡状态。这两大因素使得当前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增量的匮乏。
在这个形势下，缩小贫富地区间差异以实现均衡充分的经济发展、培养内需市场来对冲对外贸易的衰减，就成了国家接下来要做的事。而要做成这件事，我们就必须将目光放在这“闲置”的6亿人身上。
首先，假设这6亿人的收入增加了，有了一定消费能力，那是否既能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能消化过剩的产能？答案是肯定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让这6亿人变得有钱，或者说直白点，如何向这6亿人定向放水？
说到这个问题，其实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回忆一下自己是如何变得有钱的。事实上，在城市里，除去少量真正高收入者之外，大部分人的收入减去高昂的生活成本后，并没比农村人宽裕多少。那城市人的底气体现在哪里呢，就是那价值百万甚至千万的房子，有这份资产托底，城市人才敢于消费，敢于借贷。
而改革开放初期时，大部分房屋还不是私有财产，而是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和国企的职工公寓。到1998年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改革，才逐步让这些房产成为私产，具有了个人可自由支配的价值。这是国家送给城市居民的一个大礼包，无数家庭就是借助着这“第一桶金”，才成为了如今身价百万甚至千万的中产阶层。
同样的故事其实还可以在农村再上演一遍，只不过这次的载体不应再是房子了，而应该是农民群体所广泛持有的资源——土地。
直至目前，农民对农村土地依然只具有使用权而没有产权，他们可以在土地上耕种但并没有权力买卖或者抵押土地，宛如98年之前城里人住的职工公寓。在这种约束下，土地本身的价值就被刻意封杀了。
如果能较为公平透明地将土地像当年城市的房产一样，逐步分给低收入的农民，让农民对土地有更多的支配权力，那也就是政策分发给农民的大礼包，一如20年前送给城市居民的大礼包一样。6亿低收入群体将凭借他们的第一桶金拉近与城市居民间的财富差距，不论是做农场主还是卖掉田地来城市生活。
对于国家经济总量而言，我们不能说这样的政策能带来多少增量，因为毕竟没有把老外的钱赚到自己手里，而是内部资源挖掘。但是对于经济结构而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产能过剩问题乃至货币供应过度问题都能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样的内部优化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时至今日内忧外患之际，施行将农村土地价值有序地释放的政策，相信能够帮助中国再稳健发展1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