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专访“改革先锋”柳传志，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联想

柳传志：（改革开放给我最大影响是）让我能干自己想干的事。

改革开放以前，上大学、分配工作、结婚，这几个时间点确定后，一辈子就这样了。改革开放后，我在科学院工作，尽管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都不错，我还是觉得我的人生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做的科研成果没有变成产品，我觉得对社会没有价值，让我心里觉得不舒服。这时候，正好周院长说科学能变成生产力，将产品卖到市场去，这正是我想做的事，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柳传志与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右）

为什么我喜欢强调大形势呢？因为国家在往前走。如果当时提出改革，后来腰斩了，走回头路也是可能的。当时深圳的道路是否可行，经济界都是经过激烈讨论的；87年时，中关村也被批为“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北京市人大也去视察。那时我们也能感觉到上级（对这个领域）有不同意见的。如果大形势往回收，我们就谈不上做中国PC的老大。

特别是PC领域，过去中国采取保护的方式、封闭的方式，不让国外企业进入。因为一旦开放，（消费者）就不用国产电脑。所以后来成立了长城电脑公司，并投入了大量的钱，以为这样就能让长城变好，其实结果是长城电脑很难做好。我记得90年前后，电脑的平均寿命是10小时。

后来国家走了开放道路，因为电脑对国家信息化及各方面有积极作用，也取消了电脑的进口批文，大大降低了关税，外国电脑也大量进入中国。（虽然）对国内电脑行业有巨大的冲击，但是将国家信息化水平提升了高度。（在国外电脑冲击下）我们起来应战，奋发图强跟他们打仗了，竟然把他打败了。如果老关着，不让打仗，中国就不会有现在的状况。

▲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

正常的竞争促进彼此的发展。如果往对方跑道上扔石头，这就不带劲。在自己的跑道上跑，不要恶意（竞争）。

柳传志：作为科技工作者，当时感觉生活一天天变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1978年年底，计算所多发了10块钱奖金，我们家春节的餐桌上多了一条整鱼。

▲柳传志接受节目专访

那时候允许我们在本职工作外可以外出讲课，可以翻译资料，可以推广研究室的成果，每人每月能多出10-20元的收入。20元是很了不起了的数字了，当时的工资只有56块钱，我们十几年没有涨过工资。这时候每月多拿20块钱，就觉得很好了。后来就越来越好了。后来召开了科学大会，给予科技工作者更大的肯定。所以改革开放是我们党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自我革新，让这个国家有了真正发展的基础。

柳传志：有很多。我举一个例子，1994年，国家为了信息化发展，把国外计算机引进来，对本土计算机企业有很大的冲击。以前凭借高关税壁垒，联想电脑有市场。国外计算机进入后，我们产品与之有很大差距。别人是航空母舰，我们是舢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跟人家打？这种情况下，最安稳的是做代理，因为连长城这样的企业都没有了，1993年倒闭了，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做代理是挣钱最多的。但是当时我们研究了以后，要输出自己的品牌，打这一仗。我觉得如果没有情怀，只为赚钱，就不会这么做了。

▲联想创业的小平房

当时我们做自己的品牌，研发主机板是赔钱的，我们就是通过做代理赚的钱补贴主机板研发，补贴了好几年。当时在香港拿到了AST总代理权，香港联想赚了很多钱，补贴到北京联想做主板。为了做自己的品牌，花了很大的力量。要是仅仅为了赚钱，我们就不该做自己的主板和自己品牌的机器。

柳传志：科技产业化是对我国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国体制是走苏联的这条路，科学院专做研究，工厂专做生产，商业部门专门售卖。企业里有了研发、生产，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如果研究院只注重科技成果本身，不知道如何推广、变成生产力，那么科技成果就没有价值的。

科学发明、研究是对人类有贡献的，但是你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也并不能立马变现。技术不能变成生产力，那还有什么价值啊？但是（技术）在企业里可以变成生产力。企业就是把技术变成产品再售卖的一个集合点。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周光召院长号召科技人员办企业，这一炮打出来，当时中关村70-80%的企业都与科学院有关，我们走在了大学的前面，这就是“科技产业化”的路。但是走这条路的过程中，由于对政治体制的不熟悉、经营失误、不懂科学规律等原因，垮了一批。但是总有人杀出重围，也有人跟得上（步伐）。

▲柳传志早年工作照

我们（联想）在产权机制的改造等方面起到了作用。科技人员做企业后，凭借知识和能力赚钱，应该给这些人股权，他们才有动力。联想孜孜不倦地在这方面努力，终于实现了员工持股，尤其是管理者和主要的创业者，也对后来中关村的企业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与外国争斗中，联想能占有先守优势也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此外，科技产业化、与外国企业竞争成为世界第一、股份制改造都是对科技企业有示范作用的。

柳传志：我觉得大家说的很对，联想在PC领域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仅仅在原有领域内发展很好，没有注意大趋势，没有下一步计划，必然会遇到困境。联想也确实遇到困难，在这期间，杨元庆先生作为一个有追求又很坚韧的人，对加强学习、团结更多有智慧的人以及启用年轻同事突破困局等问题上，正在做进一步的部署，希望他们能成功做好。

我在这方面只敢宏观的指导，不参与具体的（管理）。这个行业非常专业，我说的太具体也未必对。当时我从联想退休，不仅不当董事长，连董事都不当，给杨元庆他们机会，让他们自己当主人。我也不愿意给他们任何压力，让他们放开去做。今天再遇到什么困难，我这个年龄也帮不了他们忙，只能在宏观上说，一个企业前进的道路总是坎坷不平的，只要有坚忍不拔的劲头，始终学习，分清形式（就能克服困难）。

▲2015年，联想控股在香港上市

我觉得我对他们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2000年前后建立联想控股，给他们做保底。假定今天没有联想控股，一些老员工因为考虑到工资与分红问题，就不愿去创新。因为“守成”是温水煮青蛙，是“等死”，创新在80-90%是“找死”。对于科技企业来说，一边要把碗里的饭吃好，在有足够资金的同时，应该发出多只小船去探路，哪条路走得好就往前走。

柳传志：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我希望他们有。关注肯定有，但是未必自己在做。联想集团是否觉得适合做芯片，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原来所在的计算所是在做芯片。

做芯片现在是机会。当年做PC时，英特尔和微软结成了联盟，操作系统和芯片结成联盟时，如果想做芯片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操作系统不匹配时，两者无法兼容，这是大门槛。现在手机打破联盟，是向前抢一步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即使失败，也不会亏多少钱。我当年做联想品牌时，在香港AST代理赚钱，给（北京联想）贴了4-5年的钱。所以要舍得做。我看阿里很舍得。

柳传志：我现在没有管具体事情，我就是治理结构意义上的董事长。就像制片人一样，我来选导演，定好演什么片。演好后赚钱怎么分配，这个由我管，其他具体的我就不管了。我和董事会这边相对就比较轻松的。我不用坐班，这样保证每年的锻炼时间，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我早上起来做一会气功、做一会八段锦，然后就开始走路近一小时。

柳传志：我希望家人、公司、朋友、国家都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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