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中有一则故事流传甚广：有一次贝多芬和歌德走在一起，正好遇德国皇帝的队伍经过。歌德在路旁脱帽致敬，而贝多芬则大踏步直穿车队而过。
贝多芬蔑视皇帝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也难怪他的第三交响乐（英雄）原本是要献给拿破仑的。可看到拿破仑竟然称帝，就立即收回了。
然而，人终究是复杂的，贝多芬其实也有另一面。
和许多艺术家一样，贝多芬的一生苦多于乐。生活的磨难、本人的特异个性、社会的不理解，使其大部分时间怀才不遇，生活潦倒，更不用说完全失聪的痛苦了。这些都是众人皆知的。
只不过，贝多芬也曾有过短暂的风光。那时，他的作品获得顶级演奏家集体参加演出，他也成为奥地利全民的粉丝，王公贵族更是为之折腰。你可能也会好奇，这好运是怎么来的呢？
1813 年，已经 43 岁的贝多芬刚刚失恋。事业、感情都处于低谷，加上身体的病痛，精神接近崩溃，几乎丧失创作能力。
此时，拿破仑刚好在俄罗斯全军覆没，在意大利、德国也是节节败退。这一形势大大鼓舞了一向为法国所欺压，饱受屈辱的奥地利人。一时之间民族情绪高涨。
正值此时，贝多芬的一位好友建议他写一首乐曲，庆祝威灵顿公爵在意大利打败拿破仑的弟弟之役。贝多芬接受了这个建议，就创作了一首交响乐《威灵顿的胜利》，获得了轰动的反响。
这首曲子自始至终非常高昂，甚至有以乐器模拟枪、炮之声。从此贝多芬一举成为奥地利最受爱戴的音乐家。
接着， 贝多芬循着这个路子，又创作了《日耳曼人》交响乐，以庆祝巴黎沦陷于普鲁士军队。还有《致幸福国家的奠基人》和《光荣时刻》两首大合唱，献给维也纳代表大会。
在《光荣时刻》这首大合唱中，贝多芬甚至一反其蔑视王侯的傲气，包含有赞颂俄国沙皇以及普鲁士、丹麦、挪威、奥地利等国的君主的内容。
1814 年的贝多芬可谓多产，演出也很频繁，名利双收。但是这些作品恰恰是他的败笔，后人称其浅陋、煽情、一如庸俗的流行歌曲。
古尔德也曾表示：“我不介意承认自己在对待《威灵顿的胜利》存在某种个人偏见，就这部作品而言，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都令我不快。”
那一时期，贝多芬的传世之作，第七交响乐只能作为《威灵顿的胜利》的附属品演出，而第八交响乐也是乘着这股风才得以首演。
今天人们大概很少有人听说过，那几首为政治服务的乐曲。实际上，热闹一阵之后，乐评界对那几首曲子立即恶评如潮。有深厚修养的奥地利音乐界，还是有足够的鉴赏力的。
可以说，这一年，贝多芬以浪费他的天才，放弃了清高自守为代价，用一系列迎俗之作，换来了一时的名利。讵料粉丝无情，热潮迅速退去，贝多芬的命运又急转直下，陷入深谷达数年之久。
然而天才终究是天才。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创作，成就了天鹅的绝唱。也幸亏那些劣等品已经淹没无闻，除少数专业史家予以钩沉外，不会再现身，连累乐圣的盛誉。
这就有一个问题，是否真艺术一定在苦难中产生？“文章憎命达”是否普遍规律？我看这倒也未必。
大艺术家（广义，包括音乐家、诗人）生前就享受尊荣，生活优裕的也不乏其人。只是不世出的天才，往往有异于常人之处，因而不容易为当代人所理解，要忠于自己，就要耐得住寂寞。
穷、达要看客观环境和机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带有某种功利目的，应景、迎俗、奉命之作，往往不是出自艺术家的内心，而是主题先行。一开始就迎合某种需要，其美学价值就要打折扣。所以中国古代大诗人或有御前奉诏之作，大都不在其传世的佳作之列。
当然也有例外，临时想到的是李白的三首《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完全是奉诏之作，而且是歌颂杨贵妃的，“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够肉麻的了，成诗的背景颇为不堪。
但是就辞藻本身而言，却也有其独特的魅力，这是李白才气过人之处，只能算特例。不过如果李白大部分作品多是这一类的，无论如何成不了伟大的诗仙的。
本文插图为Margaret Bourke-White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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